人在濒临死亡时真的存在回光返照吗？

　　作为下一代新达尔文主义的唯物主义者，我发誓自己是一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这说明，我已将自己“隔离” 了多年，因为对于那些一直在顽固地挑战我的逻辑认识的异常个人经历，我还无法更好的解释它们。

　　举例来说，有一次，我在劳德代尔堡（Fort Lauderdale）的一家旅馆居住时做了一个生动的梦。在梦境里，门被敲响了。我打开门看到了我妈妈的好朋友Sally，她颤抖着，心神不定的样子。“Blaze，”她对我说道，为她的黄金猎犬悲痛地抽泣着。“我找不到它了。它不在了。”这个梦实在太怪异了，我甚至在第二天吃早餐时告诉了我的父亲。“真怪啊，”他耸了耸肩说道。然而就在这一天，妈妈屋里的电话响了，是Sally。“Blaze，”她刚说完就在电话那头啜泣了起来。“今天早上我们送它安息了。我依然希望它能出现在屋里，但是它不在了，我的上帝啊。”

　　我可以适应这种不确定的事，但与这些紧密相关的事情却很少是完全科学的。“想想所有你做过却没有实现的梦吧，”这些还可以。“但你做了一个似乎是预言的梦。那真是不可思议。”无论如何，那些事情没有一件是对我有特殊意义的，只是在自然运行着的世界里有一个小中断。

　　也许，除了那一件事。我的母亲逝世于2000年初，我们和她做了临终道别，而那在一些研究者眼中可能是超出科学可知范围的。那时，那的确令我感觉非比寻常——所以多年以来，我依然无法在谈论这件事情时不为之动容。她离开时五十四岁了（与卵巢癌经历了漫长的斗争），在那前一天晚上，我陪着母亲在卧室里休息。实际上，在几天前她陷入无法唤醒的昏迷（临终关怀护士告诉我们的）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为此感到悲伤了。所以，在那时，等待她像一个机器一样呼气已经不比已然失去了她更难了，也就是说那时我已经完全崩溃了。我设想自己还年轻并拒绝承认她已濒临死亡，这一切都发生地太快了，以至于我还没能来得及告诉她有她这样一位母亲我是多么的感激，我又是多么的爱她。但是到了凌晨三点左右，我醒来发现她把她的手伸向了我，她看起来非常清醒。她太虚弱了以至于不能说话，但她的眼睛告诉了我一切。大概有五分钟，我们的双手握在一起：我抽泣着，亲吻她的脸颊，告诉她我之前打算告诉她却还没来得及说的一切。很快，她再次闭上了双眼，这一刻成为永恒，第二天，她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