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究竟为何要置一乡下女孩于死地
中国封建时代有一起情节简单的伤害案，那就是《・刑法志》记载的一个著名案件“阿云之狱”。在案发时的，后经明至清末，围绕该案定性问题一直争议不休。历史评说多认为，“阿云之狱”其实是一场变法之争。虽然如此，此案的判处结果却成为中国古代司法上的一个亮点，那就是关系到古代传统法律中最重要的刑法适用原则――自首的认定。
《宋史・刑法志》记载的案件“阿云之狱”，发生于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13岁的登州(今山东登州)少女阿云还在为母亲守孝，孤苦无依。没想到阿云的叔父贪图钱财，竟然以几石粮食(价值约等同于现在2000元人民币)就将阿云卖给了一位名叫韦大的老光棍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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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大容貌丑陋，阿云对这门亲事死活不愿意，可又拗不过叔父。于是阿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杀死韦大。
阿云晚上悄悄来到韦大的家里，适逢韦大正在熟睡，阿云拿起砍柴刀朝着韦大一阵乱砍。被惊醒的韦大下意识地翻身起来用手阻挡，阿云看韦大醒来，又惊又怕，丢掉柴刀，扭头就跑。
阿云当时只是一个年仅13岁的小女孩，柔弱无力，对韦大一阵乱砍，除了砍掉韦大一个手指头外，韦大身上其他地方都是些皮外伤，没什么大碍。于是媳妇没娶着、差点丢掉性命的韦大立即报了官，说有人要杀他。
知县立即将阿云捉来，说这案子明摆着就是你干的，你就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阿云也不抵赖，毫不隐瞒地将事情的整个由来说得清清楚楚。就这样还不到一天，这起杀人案就这样告破了。
其实这是一起很简单的案件，按照今天的法律，得按伤害或者杀人未遂定罪，这类案件多的是，绝不致引起热烈讨论。阿云杀未婚夫之举，也许出于反抗包办婚姻?《宋史・许遵传》说“初，云许嫁未行，嫌婿陋。”出嫁前对容貌丑陋的未婚夫已存厌恶之心，后来憎恨心理转化为坚决的行动。险做刀下鬼的男人，未见记载有劣迹，论理该算无辜者。任何时代的法律，总以维护社会安定为直接目的。阿云不愿嫁韦某，绝无剥夺韦生命的权力，虽未造成杀死他人的后果，伤害或杀人未遂则是清楚无误的。封建时代对故意伤害杀人罪，照例以“杀人偿命”为准则，处置甚严。
当时，审案的是登州知州许遵，与审刑院、大理寺等司法机关判决“绞刑”的观点迥异。他的理由是一、阿云“许嫁未行”，只可“以凡人论”，有从轻情节不能按杀夫论罪;二、讯问后立即承认，应以“自首”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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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遵认为，阿云被许配给韦大时尚处于为母亲守孝期间，按照律法规定，守孝期间的婚约无效，阿云是被叔父逼婚，自己并不同意这门亲事，这门亲事，无论于公于私，都是不合法的。
刑部不接受许遵的申辩，依然维持死刑判决。这时事情又发生了戏剧化的转折。许遵被调往大理寺任大理寺卿，这是大理寺的最高长官，这下许遵掌握了案件复核的主动权，阿云被改为有期徒刑。惊动两大名臣展开辩论
但御史台又不干了。御史台相当于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专门负责督查政府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御史上书皇帝，弹劾许遵，说许遵利用职务之便枉法，之所以不说徇私枉法，是因为没人相信许遵和一位乡下的平民女孩有什么私下交易。
神宗皇帝把这个案子发到翰林院，让司马光和这两个当时最有名望的翰林学士来评判。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都对对方的才学、人品十分钦佩，但政见截然不同。
司马光支持刑部的死刑判决，王安石支持许遵的有期徒刑判决，两个翰林学士为此在朝堂上吵的，谁也无法说服谁。
但司马光和王安石争论的真正意图不在这里。当时王安石在朝廷里鼓吹变法，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如果以皇帝的诏书为准，就证明皇帝的旨意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皇帝的旨意可以对法律进行修改和变更，而这是王安石推行变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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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此案发生前的当年七月，宋神宗曾颁布诏令说凡是谋杀被害人致其受伤，司法官经审问，将要纠举时，罪犯自首，依照谋杀罪减刑二等论处。审刑院、大理寺判阿云死罪，并以违反服丧期间不得婚嫁的律文为由奏报皇帝裁决，皇帝在承认此判决的基础上赦免了阿云死罪。
没过多久，朝廷大赦天下，阿云被释放回家。回家后的阿云又重新嫁人生子，案子似乎真的结束了。
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67岁的北宋名臣司马光终于当上了宰相。司马宰相上台后，又将这一起陈年老案翻了出来，重新进行审理，审理的结果是，将案中原来已经释放回家的一名乡下女子改判死刑，并立即斩首示众。
此时距案件发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17年。身为宰相的司马光与这名乡下女子有何仇怨，为何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还一定要置她于死地呢?
其实问题并不在案件本身，这还是一个派系党争的问题，其中关键的原因乃是皇帝、群臣对于此案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自首，如何认定而应起的广泛争议。该争议绵延两朝，史所罕有。但进一步思考，从“阿云之狱”涉及的皇帝、群臣的轮番论辩中，我们正还可以隐约窥得北宋一朝由而引发的愈演愈烈的党争。大臣党争，历代不绝。虽然曾经说过君子群而不党，但君子结党自汉以来已经屡见不鲜(如)。综合河南日报和老年生活报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