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人人称颂的清官有时候比贪官更可恨？

　　在普通民众心中，清官可谓是完人，是神的化身，身上只有耀眼的光环而不可能有哪怕是白璧微瑕的黑子。，翻阅古人留下的笔墨，我们却能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群体意识断裂”―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评价实在是不能令普通百意，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中国古代民间的清官信仰

　　清官信仰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色，千百年来老百姓对清官的期盼和传颂，使得这种信仰甚至形成了一种文化。、等著名清官的名字即使三尺之童也耳熟能详。作为反映社会普通民众心理的一面镜子，宋元时期，清官文学开始大量涌现和流行;到了现代社会，电视剧中还有大量的清官戏来延续这种传统。老百姓为他们的“青天大老爷”立庙塑身，四时享祀，香火千年不绝。这既是因为清官自身所具有的可贵品质―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体恤民情等等，也从反面说明这样一个可悲的问题那就是贪官污吏层出不穷，“滔滔者天下皆是”，老百姓处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孤立无援，迫切希望有人能为民父母，为他们做主。清官的事迹正是百姓这种心理需求的集中反映，悲观一点说，是一种画饼充饥式的心理补偿。　　

　　图片来源于网络

　　晚清小说家刘鹗对这一问题有直接的阐述。他在《老残游记》中说“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为了支持这个论断，他在书中塑造了玉贤和刚弼这两个以清廉自居但又刚愎自用、滥施重刑、的酷吏形象，并让他们办了许多冤假错案。 

　　清官在道德上的优越感

　　刘鹗认为，清官的毛病在于道德上有一种绝对的优越感，这使他们觉得自己的都问心无愧，从而容易陷入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的境地。对自己的行为盲目自信，做事所凭恃的只是道德上的居高临下，现实情况、世俗人情一概斥之为乡愿，只顾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心态是极其有害的，往小的方面说，比如听理刑狱时，容易滥用刑罚、草菅人命;往大了说对国计民生无所补益，反而会误事。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古代士大夫阶层对清官的批评远早于刘鹗，与包拯代的就对清官的盲目自信提出了批评。他在上的《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中，对包拯作为风宪官劾罢两名大臣后接替其职位的做法表示了否定，认为这样做会使“言事之臣，倾人以觊得，相习而成风”。包拯辩解他本无此心，欧阳修说“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见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犹手探其物，口云不欲，人谁信之。此臣所谓嫌疑之不可避也。”他还很有针对性地对包拯的道德优越感做了抨击“夫有所不取之谓廉，有所不为之谓耻。近臣举动，人所仪法。使拯于此时有所不取而不为，可以风天下以廉耻之节。”

　　欧阳修的看法代表了相当一批士大夫的态度他们对包拯的节操无疑是赞赏的，政事有其自身的特点，与个人修为不可等量齐观。包拯仅仅重视道德上的无可指摘，却忽视了其行为对朝政风气的影响。这样仅凭道德自信的一意孤行，“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思虑不熟，处之乖当”。 

　　上层阶级父清官的认识

　　的海瑞同样也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批评，而且比包拯更甚，几乎已经到了不见容于当世的地步。海瑞一生廉洁耿介，平时所学以刚为主，自号刚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但命途多舛，道不得行，几次为官开场时轰轰烈烈，却都黯然收场。其中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天下皆浊我独清”。给他的断语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表面上肯定了海瑞的长处，实际上是一种批评和否定。万历皇帝对海瑞的廉洁操守，但他认为这位耿介的忠臣只在道德风化方面有榜样作用，在国计民生的事功上并不能有所建树。　　

　　图片来源于网络

　　皇帝对清官问题有其自身的认识，他在一道诏书中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朱子云居官人，清而不自以为清，乃为真清。”康熙的意思很明确，清官要把道德优越感丢掉，对人不可苛责太严，施政不能一味地依靠近乎偏执的强硬。身为一国之君，他不是鼓励贪污，而是不希望出现“，人至察则无徒”的局面，使国家机器无常运转。

　　《施公案》中的主人公施仕纶，是和包拯、海瑞一样被民众称为“青天大老爷”的人物。有人荐其出任湖南按察使，说“朕深知仕纶廉，但遇事偏执，民与诸生讼，彼必袒民;诸生与缙绅讼，彼必袒诸生。处事惟求得中，岂偏执?如世纶者，委以钱谷之事，则相宜耳。”最终改授其为湖南布政使。看来，康熙是深明清官运用之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