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帝国为什么会频繁迁都?迁都的目的是为了

历史朝代 2023-03-21 21:58www.nkfx.cn历史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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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社会不断发展进步、民族不断融合的漫长历程中,王朝变迁是历史必然趋势。新政权面对不稳定的政治、军事、经济环境,为了实现王朝中兴,开新的政治统治,常会决然地选择迁都。

  在尘封的历史长河中,帝国昌盛就能造福百姓,帝国败落便是。一段段历史进程中,迁都演绎着封建帝国前进上升的轨迹,诉说着政权更迭的沧桑变幻。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迁都那些事儿。

  逃避洪水,人不胜天

  在新旧石器交替的远古时代,面对自然灾害,王朝是束手无策的,要么选择在依赖与畏惧中徘徊,要么选择无奈逃避。就是一个典型。

  商朝,由汤至盘庚,经历九世,曾先后定都亳(河南商丘),后迁至相(河南安阳市内黄)、刑(刑台)、奄(今地不详)、联地(山西河津),以至坐稳殷地(安阳小屯村)。

  “经不起折腾”,这是传统国人追求人生平稳的俗语,也同样适用于一个国家。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商王朝的频繁迁都?

  翻开中国地形图,不难看出,商朝的六次迁都之地,都集中在中部大平原上、黄河岸边。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是人类繁衍生息的好地方。

  但是,上述其中前五个地方并不是理想的居住地,它们都毗邻黄河。当黄河汛期到来,河道不定,洪水肆虐,这几个地方也时常受灾,无法居住。

  此外,除了洪水,还可能有凌汛的侵拢。因为从地图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亳、相等地与山东接壤,处在黄河曲拐东北方向的地域内。这就意味着,商朝子民不仅要经受每年夏秋雨季洪水的威胁,还得做好冬春凌汛灾害侵扰的准备。

  由于商是从新石器时期转向青铜器时期的过渡时代,彼时先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微乎其微。在那种恶劣生存条件下,他们的选择只能是在自然条件变化的同时,国都随之屡屡变迁。

  在不断的探索与努力下,盘庚时期定都之地终于选择了殷地,由此奠定殷商接下来的数百年基业。殷,据地形图可知,位于太行山东麓,背靠大山脉,面向大平原,远离河道,且北临洹水,便于生活,是当时相当理想的地方。

  纵观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商朝始终未能离开水丰草美的肥沃之地――黄河岸边。因为如果离开水源,在没有足够能力改造自然界,饥寒贫苦将会更加困扰王朝的发展。可见,商朝迁都的决定因素不是政治、军事、经济,而是他们真正无法抵御的洪水、冰凌灾害。

  天人和谐,顺应自然,这是来自最远古的先人们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畏惧夷狄,避其锋芒

  人类无法抵御自然灾害,会选择规避。同样,种族冲突、民族存亡危机时,王朝依然会选择妥协退让,避其锋芒。接下来的周王朝平王迁都,就是最好的证明。

  镐京(在今天的陕西长安县西北),自周武王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直到周幽王身死国灭280多年间,一直是西周王朝的首都,被称为。

  据史料记载,在外祖父的帮助下砍死老父亲周幽王以后,把首都从镐京迁到了洛邑,历史由此进入了东周时代,时代开启。

  周平王为什么要废弃营建了280多年的镐京,而把首都迁到800多里外的洛邑呢?是悔恨于父亲的死,心中有愧而不得不离开这个伤心之地吗?还是其他政治斗争的需要,比如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

  通常认为,答案是后者,即周平王迁都的原因是和其讨伐周幽王的同盟――有关。

  当初为顺利即位,周平王请来了饿狼一般的盟友犬戎相助,犬戎部队攻入镐京以后大肆烧杀抢掠,搞得镐京一片狼藉,几乎成了一片废墟。可怜的首都人民成了幽王父子家庭矛盾斗争的牺牲品,也成了“友邦”犬戎的猎物。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犬戎这些以游牧为生的部落没有中原人的乡土观念,他们过惯了游猎生活,哪里水草丰美,就要在哪里,哪里有好处,就去哪里,不择手段地去争抢。

  在镐京发了横财的犬戎部落,此后便经常到镐京附近寻找发财的机会,四处抢掠滋扰。可怜王位刚坐稳的周平王心想,我惹不起,总能躲得起吧。他心一横,便决定逃跑,逃到八百里开外的洛邑。

  无辜百了权利斗争、甚至于不同民族领土财物斗争的牺牲品,这样的迁都,充满了流血牺牲下的无奈哀鸣。

  民族融合,相互借鉴

  至此以后,中原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斗争从未止息过。在中原帝国看来,少数民族强悍、游走、居无定所,他们是边患,是蛮夷。

  而中原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这一认知,自然体现在与其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在秦汉时期,基本上是抗御、打击;、唐宋以后,时缓时和,出现了融合统一的发展趋势。

  据历载,北魏时期,中华民族出现了一次大融合。这次融合的最好证明,就是迁都。

  鲜卑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北方民族,拓跋部是鲜卑族活动在大兴安岭北端东麓一带的一个分支。为了生存与发展,其不断南迁,踏上了民族征服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王朝,最初几任统治者对各族人民实行了民族歧视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在征服战争中也常常出现疯狂的民族杀戮,民族矛盾不断激化。

  到时,王朝开始改革,民族融合出现了转机。孝文帝深知,对于北魏政权来说,不断,国家内部因征服战争而导致的民族矛盾依然存在。此时,只有吸收中原文化,改革一些落后的风俗,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吸引力,转移国内民众视线。

  而孝文帝选择调和民族积怨的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引入汉文化。而加强学习汉文化的便利措施,就是国都南迁。天性善于进攻、突袭,而农耕民族封建、固守,且文明发达。所以迁都中原,既可为部落日后攻击赢得战略缓冲,亦可提升民族素质,加强中原地区的统治。

  《迁都议》中,孝文帝曾说:“国家兴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强调了引入中原文化治国的重要性。

  从民族间征战不断,到相互借鉴并积极融合,在这条道路上,迁都是一个催化器,也是一个见证者。

  政权东移,控制全局

  而除了考虑与外族关系的南北迁移外,朝廷也会有稳定国内局势的迁都选择。首先,就是国内的东西向迁都。这一点,在唐建朝时期体现的最为鲜明。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掌握君权且因此得到普遍承认的女,武则天创立大周时定都洛阳。东都洛阳的确立,标志着政治中心东移。事实证明,迁都洛阳是正确的政治举措。

  在武则天称帝后,自恃李唐老臣的徐敬业等人纠集十万之众拥复帝。如果武则天继续身处长安,那么旧室忠臣掀起的复唐之风,很可能使武周复亡。

  所以,迁都之举,迫在眉睫。因为在最高权力纷争之际,也是武则天一朝面临内忧外患之时。

  679年,东发兵攻入河北;687年,西北的反唐夺走,并攻入甘肃;同时,山东盗贼长期活跃猖獗。如果没有定都洛阳,就不会拉长与吐蕃的战略纵深,也不会有效地打击复国后的,更不会有力震慑山东的盗贼。

  朝权稳固则四方稳固,对于这一点,武则天心知肚明。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洛阳会为平定内乱、外患打好反扑基础,也会有效地避开李唐旧势力的威胁。

  所以,这一次迁都,不单避免了内外祸乱,也为新政权奠定了安稳基业。在为控制全局打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基础之后,一代女皇才可以安心地开启霸气统治,创造盛世。

  重心南移,经济主导

  继武则天东西向迁都以后,王朝选择了融合前代经验,走上国内南北迁都之路。

  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数百年动荡与战乱,中原北方的人口、先进生产力、技术开始转移,经济重心转向南方。到隋唐时,南北经济已;时期南移完成,南方经济甚至超越了北方经济。

  北宋灭亡后,南宋将都城建在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直到南宋中期,朝廷虽有能力迁回北方土地,但也放弃了北归汴京(今河南开封)。排除政治与军事的原因,南宋之所以坚持偏安于江南一方,苟安半壁,与当地繁盛的经济也是分不开的。

  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正式定都临安府(杭州市),杭州经过唐宋数百年的发展,至北宋,已经成为“东南第一州”。

  从当时形势看,这是南宋选择在此建都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杭州的正式建置,始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彼时的前身名为钱塘县,始置于,县治在武林山麓,人称山中小县。迁州治于今杭州城南钱塘江边凤凰山麓的平原上,与江南运河相邻,成为今日杭嘉湖平原的重要城市,这为杭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经过三百年的建设,杭州已成为“江南大郡”,再经过五代吴近百年的建设,至北宋,已被汴京(河南开封)文人誉为“万物富庶”的“地上天宫”。南宋定都后,影响更加深远。

  宋室南迁促进了杭州都市的繁荣,使杭州成为国际上第一流的都市。耐得翁在所著《都城纪胜》一书的序中云:

  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宋室南迁,也进一步促进了北方文明向南方、特别是向杭州的渗透,从而使杭州的都市文明有了质的飞跃。从当时及后人的文献记载来看,北方先进文化对杭州的影响,几乎涉及各个层面。

  总之,宋室定都杭州,既缓解了北方的人地矛盾,也给南方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既带动了南方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南北经济大融合、文化交流畅顺,这对一个国家政权而言,呢?

  天子守边,稳固疆土

  我们以上所说的朝都更替不穷,多是经历了不同朝代。在王朝没有中断的情势下,迁都却是很少见的,这里的例外,是迁都。

  在明朝初期,明成祖在国运蒸蒸日上的情形下,将国都迁往燕京(今北京)。这么做究竟为何?原因就是天子为守国土四方。除了当时复杂的内部矛盾外,边疆安宁、国家统一才是主要矛盾,这也成为明成祖朱棣一生追求的事业。

  当时,北方的蒙古瓦剌等少数民族虽已臣服,但时常借故扰边犯境。天子戍边,既是成祖自信的表现,亦是国家意志的高度提升。这在其征战史上可以看出,朱棣五次远征蒙古,甚至最后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乌珠穆沁)。

  有日本学者曾考证说,明成祖是古代唯一一个亲自跨越沙漠远征的皇帝。不仅北征,明成祖对南方的安南也进行了征讨,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所以,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不仅是平定边疆、安定疆土的需要,也为日后一致抵抗外族入侵、形成凝聚力,打好了基础。

  以武治边,天子戍边,历史罕见。正是把国都置于边患之缘,才能砥励民心、凝聚力量,稳固疆土。明成祖此举,开创了后世世代定都于北京的传统,并延续至今。

  应该说,封建帝国迁都,无论是躲避自然灾害、夷狄威胁,还是促进民族融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稳固疆土,帝王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实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政治状态,使国家统一,让国运昌隆。这一愿望,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国家的,更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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