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蜀魏吴三国的经济状况分别是怎样的
很多人都不了解的经济状况，接下来跟着奇闻网小编一起欣赏。
古代经济和现代经济一样，都存在着一个受历史大环境影响的问题，尤其是大规模的战争。三国也是这样，三国是从末年全国范围的军阀混战中脱胎出来的，自然会不同程度上受到战乱的影响。所谓“天步艰难，之子不犹”。我们就来算一算三国的经济账。
处在战乱背景下的三国时代，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摧毁破坏，尤其是中原地区。最能体现一个时期社会生产力是否遭到严重破坏的是人口数据，而且人口的多少，和朝廷征收赋税的多寡直接挂钩。三国的人口到底有多少?我们先来看一看东汉全盛时期的人口数据，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官方统计的户口数为一千零六十七万，人口数为五千六百四十八万。如果以曹魏统治的地盘人口来算的话，中原地区共有人口三千一百三十八万。而到了近百年后的魏晋禅代之际，曹魏人口只有四百四十三万。根据现有史料来看，从经过军阀混战以来，中原人口急剧下降了。说总人口不过能抵上全盛时的一个大郡人口稍夸大了一些，东汉人口最多的郡是荆州的南阳郡，约为二百四十三万。其次是汝南郡，约为二百一十万。魏国总人口抵上汉朝两个人口大郡，比较合理一些。当然，这里说的曹魏人口是官方统计的在编人口数据，是朝廷可以征入赋税的人口量。因为
军阀混战，世族豪强兼并土地人口的现象非常严重，有许多农户都被豪强们强行隐藏不报，就是“荫户”。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加上豪强们隐匿不报的荫户数量，再加上曹魏的官方统计数，曹魏总人口大约在二千万上下浮动。虽然曹魏与吴蜀的战争不断，但中原地区自统一后，就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人口恢复性增长是必然的。关键的问题就是豪强隐匿的人口数量居然吞占了全国总人口的80%!
蜀汉和东吴的人口统计和曹魏差不多，蜀汉灭亡时的在编人口只有九十万，而东汉全盛时期的益州人口有七百二十七万。益州并没有像中原那样遭受到大规模的战争破坏，人口怎么会凭空下降近十分之九?归其原因，无非是豪强隐匿人口。
东吴在编人口大约是曹魏在编人口的一半，公元280年东吴灭亡时，有二百三十万人口。当然东吴的实际人口数远不止此，东汉全盛时期的扬州、荆州、交州共有人口九百三十多万。不过东吴受战乱的波及程度比较大，人口锐减是可能的，但也不可能凭空死去七百万，无非是被豪强们隐匿了荫户。有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壮劳力，一方面可以耕种土地，朝廷可以征收赋税吃饭。另一方面，朝廷也有充足的兵源。当然能参军的壮劳力毕竟只是少数，多数劳力还是被拴在土地上。
在小农经济中，土地的开发(粮食的产量)除了与劳动力的数量挂钩外，还与政治形势有很密切的联系。东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全国共有可耕作土地近三千五百万亩，多数集中在黄河流域地区。东汉末年的战乱导致了劳动力的大量减少，大量土地荒芜，粮食产量的锐减，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军阀混战时，他们手上的粮食也并不宽裕，甚至连弟兄们的军饷都发不出。发给弟兄们的“工资”是桑葚果和枣子，更绝，发给弟兄们的是水草和田螺。
曹操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但曹操比袁绍等军阀有眼光，如果成天拿枣子糊弄弟兄们，弟兄们早晚要是饿急的。曹操的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屯田。中原地区缺少的不是肥田沃土，而是劳动力。战乱虽然造成了大量伤亡，但人口基数还是有的，只是为了避战乱，许多百藏进了山里。曹操通过各种手段，征募百姓，在附近实行了大规模屯田。许昌屯田试验大获成功，很好地解决了军民的吃饭问题。此后，曹操下令在各州郡推行屯田法，设立田官，监督指导屯田工作。曹操最终统一中原，和有最直接的关系。
蜀汉的情况和曹魏略有不同，中原地区遭受战乱的破坏程度非常严重，而益州地区除了入川时的战争稍具规模，但破坏程度一般。益州的经济基础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再加上非常重视粮食生产，益州基本上实现了“足食足兵”。东吴受战争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荆州，连年战乱。直到吴黄武五年(公元233年)，还要求允许荆州诸将开拓农田，理由是“所在少谷”。
屯田是三国普遍的耕作方式，军队在无战事时就地开垦荒地，比如东吴设有“典农校尉”，职同郡守。典农校尉的任务就是在辖境内拓荒屯粮，以备战事之需。
赋税主要是指算赋(成年人交纳的税金)和口赋(未成年人交纳的税金)，就是人头税。此外还有赀金(家庭财产税)，均以货币结算。在算赋之外，还有一种附加的收税方式，就是“更赋”。因为成年人通常要承担国家下达的劳役任务，这是法定义务。如果成年人不想劳役，也有变通的办法，就是可以出钱交给朝廷，以钱代役。朝廷可以通过征收上来的更赋钱，另寻他人完成劳役。算赋、口赋的制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随意性很大，老百姓。本来种粮就没多少收成，被官府砍去了一部分之外，还要交纳人头税。第一个废除人头税的，不是别人，正是一代枭雄曹操。人头税是按个人计算的，一户有五人，就要交五份人头税，以此类推，这样的收税方式对人口多的家庭是非常不公平的。
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实物就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收上来货币，又不能吃铜钱，还是要用钱来购买实物。与其这样麻烦，不如直接征调实物。粮食的征收有田租这一块，所以实物征收主要是绢布。历史上称这种用征收实物取代人头税的方式为“户调”。户调改变以个人为单位计算的征收模式，而是以家庭(户)为单位。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平定河北后，下达了历史上第一道户调令。曹操规定以后每户除了田租之外，另外只需交纳二匹绢、二斤棉。
其实早在建安五年，曹操就在统治区试行了户调制度，效果不错，然后正式推行。另外，曹操还减轻了田租，规定每亩可耕地上交四升谷子，已经算得上是薄赋了。曹操统一河北之后，中原地区的农业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和曹操实行的薄赋轻役政策有很直接的关系。与曹魏隔江对峙的东吴政权，并没有实行户调制度，而是继续实行算赋和口赋的征收方式，所以东吴百姓的负担最重。
至于蜀汉，因为史料严重短缺，不清楚蜀汉是否实行了户调制度。在蜀汉灭亡后，中原士人在讨论得失时，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诸葛亮……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蜀汉因为连年兴兵北伐，发动百姓服劳役是在所难免的，甚至包括妇女。杨洪在诸葛亮问他是否应该强攻汉中时，说过：“男子当战，女人当运。”不过这都属于正确的劳役范畴。关键是“役调”中的“调”字做何种解释?在我们的印象中，蜀汉国土狭小，再加上不断发动战争，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实际上蜀汉经济的整体基础还是不错的，蜀汉与魏、吴的经济形态相比，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蜀汉的经济支柱，除了粮食之外，还有生产力强大的纺织产业。
在小农经济社会里，耕种土地是政权的立国之本。不过仅靠种粮吃饭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许多副业产生出来的财政收入来支撑政治机器的正常运转。除了种粮外，还有种植经济作物，比如桑麻，以及饲养畜类。在畜类饲养中，最重要的是养马。古代的马，就相当于现在的重型机械，马不但能耕种，还能骑乘，最重要的可以组成战斗力最强悍的部队。
北方产马区主要集中三个地区：辽东、漠南、陇西。这三个产马地区或处在曹魏控制之下，或与曹魏接壤，所以曹魏占了这个便宜，战马来源不成问题。蜀汉的情况比曹魏要差一些，但蜀汉的北方边境和传统的陇西产马区接壤，和羌氐来往密切，也能获得大批优良的陇西马。东吴比蜀汉还不如，马源几乎为零。东吴的战马一般有两种来路，一是与魏蜀作战时俘获的，一是吴蜀联盟时，蜀国赠送的。东吴和曹魏短暂的蜜月期间，也送给孙权一些战马，但数量不多。蜀汉则出手很大方，有一次就给了东吴二百匹战马。蜀汉不定期地向东吴赠送马匹，有时东吴还能放下脸面，到蜀汉求马。
在以上两种得马方式外，孙权意外地获得第三种方式：与辽东军阀公孙渊结盟，获得辽东战马。孙权可着劲地巴结公孙渊，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马。不仅是辽东的马源，甚至是的马匹，孙权都得到过。有次高句丽送给孙权数百匹优良战马。孙权知道没有马，他就没法对付曹魏，开拓马匹来源，是孙权的重要工作。
在古代的经济社会中，除了土地、绢布、货币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财政收入大宗，就是盐利。汉末三国时期，虽然连年战乱，但盐利的问题依然受到了统治阶层的高度重视。盐利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所以盐一直是官营的，但因战乱，政府已经失去了对采盐权的控制。私人霸占盐池，财富都流入了个人腰包。卫觊建议通过强行的国家行政手段将盐池的开采经营权收回来，然后实行专营，用卖盐的收入购买国家需要的战略物资，同时改善百姓的生活条件，稳定人心。曹操认为此议可行，只要霸住了盐池，就不愁没钱花了。如果不是兜里缺银子，曹操也不至于去掘古人的坟头，发死人财，落得万世骂名。
中原地区的主要盐产地有河东、太原、渤海、雁门、渔阳、陇西、关中等地。盐一般产于天气干燥少雨的地区，比如凉州的武威、酒泉，雍州的长安、天水、南安等地。在在位期间，凉州刺史徐邈就修复陇西盐池，建议从冀州抽调五千精壮农夫赴关中采盐。魏国通过卖盐发家致富，蜀汉也有办法靠卖盐发财。蜀汉境内有许多著名的盐产地，比如临邛、朐猛、西充国、牛砝等地。与中原地区的盐池不同，西南地区的盐是通过开发盐火井取得的。益州的盐产量非常丰富，卖盐利润非常高。刘备刚定益州时，就非常重视盐的开采销售工作，置盐府校尉、司盐校尉，专管盐、铁。在蜀汉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盐利占了相当大的一部分。
东吴的食盐开采则是另外一种情况，主要是通过煮盐来卖钱。东吴的产盐地主要有海盐、高要、番海等地，都是沿海地区。东吴也设有司盐校尉，专门负责盐务。东吴的盐产量是非常丰富的，东吴大将死后，因家境贫寒，孙权赐给朱桓家人五千斛盐。当然办丧事用不了这么多盐，这些盐可以到市场上销售，换取现钱。
以上就是三国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