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对明朝蝗灾的治理有哪些帮助呢？
农学是徐光实学关注的重点之一，蝗灾的治理工作，政府大多数只关注灾后的补救工作，很少能够提前做好防范。徐光启则把精力用到了这方面，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奇闻网小编一起往下看。
通过归纳，徐光启得出了蝗灾在七八月份出现的概率最篼。再经他本人的实地勘察后，最终总结出了蝗虫从发生、泛滥至消亡的过程，为他提出从虫卵入手进行灭蝗的方法给出了翔实的依据。再如对于宗室政策的制订而言，徐光启也同样注重简单数量关系的归纳使用。据他统计洪武初年宗室人员男女总数只有五十八位，到永乐年间时，这一数字己达到一百二十七位，这样计算下来即是三十余年即翻一倍。
隆庆初年时，宗室人口己经增长到四万五千人，到年间时又增长为十，这又是三十余年增长了一倍。而且徐光启又从万历年间推至他生活的时期，发现这十年又增长了三分之一，如此，通过多次的数学归纳，徐光启得出了“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两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的结论。虽然徐光启这种对数量关系的运用还尚显稚嫩，但这至少已表现出他在试图对以往建立在直觉、日常经验基础上的观察、分类等格物方法的精致化努力。
理论结构的转型与变革
从大的方面而言，徐光启在接触包括近代科学在内的西学后，将融汇中西的度数之学作为其实学构建的内核，在此基础上搭建了其实学的内容框架并予以实践，这本身即是对传统实学理论结构的一种调整。伴随着徐光启在实学整体理论结构的调整，其所依据度数之学展开的“旁通十事”的各个领域的理论结构也或多或少发生了转向与变革，其中最为明显的变革体现在历学领域中。
在之前，中西历法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对历法的推演来自传统的代数方法，其宇宙体系建立在盖天说或浑天说的基础之上，而西方则从起就开始运用几何模型建构宇宙体系，这一宇宙体系虽有亚里士多德、托勒密、第谷、哥白尼等的宇宙模型之别，但天地圆体的地球结构却是共同的立论基础，这也是他们构建天文学几何模型的重要前提。由于徐光启在改历时已接触和学习西方科学二十多年，且他对历学的关注也己十多年，所以他在对中西历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比较和对逻辑一致性、自洽性的思维方式的深刻认同的基础上，让他决定要采用以地圆说为基础的、几何系统的西方宇宙模型。
为了避免保守士人从历学所关联的意识形态领域所施加的压力，徐光启还确立了以“会通”为名作为崇祯改历中引用西法的“挡箭牌”和“保护伞”。最终不仅使得《崇祯历书》得以“参考了到那时为止欧洲历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天文学著作”：，而且与天文学相关的数学、物理学、天文仪器制造原理及工艺等也得以系统引进，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汇集近代科学成果最多的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将古代历学的理论结构予以变革，从传统的代数学程式，让位为以几何学模型解释和预测天象，使得历学比其他学科在当时距离近代科学更近了一步。
科学面向晚明儒学的调整与变更
“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宝剑”是西方传统的传教方式，但当耶稣会成立后，以沙勿略为代表的传教士则开始逐步尝试适应性传教。他在前往东亚传教士，便认识到“了解其他的宗教和文化时人走向天主和隐藏着的真理的踏脚石”气因此沙勿略的传教方式的确定是尤为注重“适合于这些文明民族的传道者典型的思想感情”'沙勿略之后的范礼安、罗明坚和都继承了这一传教方式。
在利玛窦之前进入中国的罗明坚就已经发现如果是要以适应性传教的策略获取中国人的好感，作为更精密技术载体的器具一一“在他们(指耶稣会士一一笔者注)还未能真正掌握足够的汉语，并用此来解释复杂的科学概念之前，这些耶稣会士把钟表作为赢得中国人民喜爱的一个关键宝物。这是一个更实际的决策，是把西方的钟表制造技术同中国古老钟表制造技术相比较后作出的抉择”―一是最容易吸引中国士人兴趣的方法。所谓适应性传教策略，自然是要适应中国，而技术工具能够获得中国士人的兴趣，那么正说明当时的明朝对以“器”为代表的实用技术的关注。
利玛窦进入内地
等到了利玛窦进入内地，除继续采用以器具博取士人好感的方式外，还在儒士瞿太素的建议下改换儒服，以西儒自居。如此，从利玛窦开始，传教士将对西方器具的展示扩大为整个学术，即制订了学术传教的策略，西方科学知识、方法、理论等开始以此在中国传播。这说明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引进虽是传教士的适应性的传教策略，可恰说明了当时士人对科学的欢迎，进而促成了传教士学术传教路线的制订。
最后
西方科学进入中国后，传播什么内容、以怎样的方式传播等都还受到儒学的影响。就徐光启而言，他最初接触到的是世界地图和观测工具，这时他还处于被动接受的阶段。但等到他能够与利玛窦长期相处，对西学有了更多认识后，他便向利玛窦建议“应该印行一些有关欧洲科学的书籍，引导人们做进一步的研宄的，内容则是要新奇而有证明”。而这一建议的直接结果即是《》的翻译的完成和出版，进而成为徐光启以度数之学作为构建其实学的内核的开端。这表明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儒士是主动在需求西方科学的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