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彦博也曾打压反对者，为何他的评价却很高呢
他历经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五十年，是北宋时期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历史学界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他的执政对北宋社会和国家的走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却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尤其是在面对不同意见时，他很多时候采用各种阴谋权术，不择手段的打击反对者，也留下了很多黑历史。他与另一位宰相的明争暗斗就是典型，为此他宁愿罢相都要将对方贬官外放，手段之恶劣显得好无底线。主流历史学上说，这是因为文彦博是忠臣，贾昌朝是奸臣，事实并非如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奇闻网小编一起往下看。
实际上的政治斗争并非如此简单，两个宰相之间的矛盾也不是能用简单的忠奸二字能囊括的。他们的政治斗争都是基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出发，毫无是非对错可言，哪里来什么忠奸之分?文彦博与贾昌朝的恩怨也是在政治斗争的过程中逐渐产生，最终形成了不死不休的仇恨。
文彦博虽然在上的评价颇高，但他并不是那种讲究道德和节操的名臣，而是不择手段谋取政治利益的政客。在前文中讲述的关于他在敦促立赵宗实为太子的过程中的表现，就可以看出他的人性。而这种人性充斥在他一辈子的政治生涯中，讲政治的黑暗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范仲淹说过，“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范仲淹的胸襟，表达出他对政治家的基本要求。那就是所有的政治手段不能围绕私人利益展开，但却无法避免为了公众利益而得罪政敌。文彦博和贾昌朝却并非如此，他们与这种高尚的情操相反。在他们眼里所有的政治利益必然先私后公，先小后大。如果为了公而得罪了太多的私，他们宁愿明哲保身。正是由于这种出发点，所以这两人的政治斗争越发激烈，到了不择手段的程度。而这种政治斗争对国家和政治的危害是巨大的，也是不可逆的。
前文讲过，宋仁宗病重大呼“皇后与则谋大逆”，这是因为立储之事而引发的政治斗争。实际上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但有文彦博和宋仁宗的争斗，远在大名府留守的贾昌朝也插了一脚。正是这一脚让文彦博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也对贾昌朝产生了的仇恨，使得两人的斗争到了不死不休的程度。宋史中对这段旧事写得很隐秘，把文彦博粉饰得伟光正，完全掩盖了贾昌朝的意图和文彦博的黑暗。可是仔细分析当时的历史环境，我们看到的是两个老辣的政客为了政治利益的明争暗斗，不择手段对方置于死地的操作。
当时宋仁宗病重，文彦博带着和，以祈祷的名义强行住进的大庆殿隔壁的隔间中，有着严重的逼宫味道。富弼开始积极与曹皇后联系，让宦官张茂则做中间人，谋求立濮王赵允让的第十三子赵宗实为皇子。前文分析过，这他是力图逼迫宋仁宗立储，甚至有可能借机拥立赵宗实为，逼宋仁宗退位为太上皇的操作。文彦博以此辛辣的手段搞得朝廷中枢风波迭起之时，他却忘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古训。远在大名府的贾昌朝也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几乎将文彦博及其党羽一网打尽。
早在宋仁宗病重之前，富弼就与贾昌朝在修黄河的事情上发生过冲突。当时富弼采纳李仲昌的建议，提出从澶州商胡河贯穿六漯渠，使之流入黄河的横垅旧道。当时这个修筑方案就被留守大名府的贾昌朝反对，这个事情一直悬而未决。宋仁宗病重的消息传出后，贾昌朝旧事重提，他让内侍武继隆指使司天官放出舆论，说宋仁宗病重是因为富弼计划在北方修水渠所致。古人迷信，认为皇帝病重必然与朝廷失政有关，是上天给朝廷的示警。于是这种说法让朝野震惊，纷纷指责北方修河渠损害地脉，才导致宋仁宗生病。
文彦博集中力量逼宋仁宗立储，没空与贾昌朝争斗，于是用宰相的身份强行将事情压了下来。过了两天，武继隆又让司天官上奏，并提出让曹皇后出来代理皇帝做决断，让内侍史志聪正式的将书面奏本提交给政事堂。文彦博先将奏本扣押下来，再召唤司天官过来盘问，用权势威胁司天官。他给司天官扣上干预朝政的罪名，并威胁他们的罪行要株连家族。于是司天官害怕了，使其不敢再提让皇后执政的建议。事后文彦博把这个奏本拿给政事堂的其他人看，有人提出要斩司天官。文彦博以避免事情扩大为由叫停，却也不敢把奏本上报曹皇后。
这个事情从表面上看，似乎是贾昌朝和文彦博、富弼等人再北方修黄河水道的工程上产生的冲突，实际上却隐藏了极高明的政治手腕。贾昌朝旧事重提，以司天官为理由反驳富弼的修建方案，目的并不在于修河渠水道，而是在给富弼扣帽子。他这是将宋仁宗生病的原因扣在富弼身上，这不逼富弼停止修河渠，而且是逼富弼引咎辞职。当时富弼作为与曹皇后协商立赵宗实为皇子的经办人，他的辞职必然让文彦博逼宋仁宗立储的计划夭折。而富弼和文彦博同为政事堂宰相，而且是拜相，富弼有罪，文彦博也难辞其咎。
最巧妙的是贾昌朝这是，不但攻击了文彦博、富弼及其党羽，而且挑拨了文彦博等人和曹皇后的关系，让曹皇后在立储问题上不敢轻易表态。司天官的上奏的事情如果真的请曹皇后决断，这意味着重现时皇后代理朝政的政治格局。那么曹皇后的态度对于朝廷的走向却至关重要，而文彦博也失去了对朝廷走向的掌控。在这种情况下，曹皇后为了曹家和北方将门的利益，不一定会按照文彦博和富弼的建议立赵宗实为皇子。而宋仁宗高呼“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的传闻出现后，曹皇后就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如果曹皇后在决断上偏重于富弼的修河方案，贾昌朝就可以借机进行舆论攻击，说富弼和曹皇后勾结。这样一来就坐实了富弼谋逆的罪名，文彦博自己也难以脱身。如果曹皇后反对富弼的修河方案，则表示她认可富弼修河造宋仁宗生病的罪名。这就与文彦博集团划清界限，那立赵宗实为皇子的事情也就打水漂了。
除此之外，贾昌朝使用这招不是走的正常地方官上奏路线，而是走的内侍路线。执行这个事情的内侍史志聪和武继隆都是宋仁宗心腹，也就是说他的操作都是宋仁宗认可的。对于文彦博等人处理这个事情的，宋仁宗都看在眼里，随时可以对文彦博进行反击。
面对这种内外夹攻的困局，文彦博也是没有想到的，这是他政治生涯中少有的在斗争中吃大亏的场面。所以文彦博最终放弃了继续逼宫的操作，对贾昌朝、武继隆、史志聪等人也不敢继续追究，反而要把事情压下来。可以说这是贾昌朝在配合宋仁宗进行了一次对文彦博的围剿，让其逼宫的计划胎死腹中。于是宋仁宗病好后重新执政，并已后宫已经怀孕为由将立储的事情继续延后。事后朝廷官位重新调整，贾昌朝进京当了枢密使，成为文彦博的眼中钉。而文彦博和富弼也主动从相位上退出，表示对宋仁宗的臣服。
正是因为让文彦博吃了这么大的暗亏，所以他和贾昌朝的关系成为了政治上的仇敌，而且是不死不休的那种。两人在朝中斗得热火朝天，各种卑鄙无耻手段用尽，成为黑暗政治的典范。文彦博罢相时，他为了不让贾昌朝出任宰相，组织言官给其扣上各种帽子，将其贬官外放。为此他不惜和弹劾自己的唐介和解，将其调回中枢来干这个事情。宋仁宗对这种情况也乐见其成，干脆将两人都外放出去。如此一来，朝廷大局又回到宋仁宗手中，新宰相也不敢吱声，专注于编修史书，朝野气氛一片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