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为什么会支持商鞅的变法呢？

　　众所周知，卫鞅是初年来到秦国，而变式实施是在秦孝公三年。在两年多时间内，变法不能动，说明推动改革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反对变革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奇闻网小编一起往下看。

　　《 商君列传》里面记载了一段卫鞅与反对改革派代表人物甘龙之间的对话，甘龙的核心意思就是沿袭旧规治理国家，既容易又安全。那么，潜在意思是否就是如果破除陈规另立新法，就会既困难又危险呢?客观来说的确如此，改变一定需要冒风险，而改革主体的规模越大，冒的风险就越大。所以，对二十多岁的秦孝公和三十多岁的卫鞅来说，这是一次输不起的政治行动。那么，变法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哪些影响，秦孝公与卫鞅是否掌控了变法革新的主动权了呢?

　　一、政治方面

　　秦孝公希望通过变法在秦国建立君主集权制，放弃贵族分封制，还不能激化与贵族集团的矛盾。所以，第一季没有废除贵族分封政治体制，没有破坏原有的封建领主关系。而且通过迂回的手段，以发展的理念，渐进的实现政治目标。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迂回渐进，二是发展创新。

　　奖励农耕，生活标准与爵位挂钩，这些都是迂回渐进的手段。

　　奖励农耕不是面向整个秦国，而是针对秦国国君直接管理的土地与民众，其他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就不会直接触动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这并不意味秦孝公不跟这些老派贵族集团竞争，而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张王室直属土地和人口资源上。秦孝公对新增土地和人口不再进行或极少进行二次分封，而是通过加强管理达到控制目的。比如“保甲连坐制”，按理说，在封建体制下，诸侯君主不会做出类似的规定，他们一般不会如此细致的管理底层民众。在君主集权体系下，这些管理细节就非常重要了。这样，既能达到强化君主集权的目的，也不至于过分触动旧贵族的利益。

　　变法总设计师卫鞅的职位安排，也是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卫鞅的职位是左庶长，算是一个中层干部，对于这样一场影响深远政治改革的设计者来说，此职位确实不高。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尽可能不触动传统贵族的核心利益，减少变法的阻力;另一方面也为变法留有缓冲余地一旦效果不好，损失较大，可以让卫鞅承担大部分责任，毕竟卫鞅仅仅只是一名中层干部，不至于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生活标准与爵位挂钩本质上是为了废世袭、奖军功而制定的配套措施。此项条款开始推出的时候，整个贵族阶层并不都会极力反对。因为废世袭、奖军功的受益者还是以贵族成员为主。只不过以前是按嫡庶、长幼、远近等标准享有这些特权，现在以军事能力强弱为标准来享受特权，而贵族成员接受此方面的训练更多，他们相对更有优势。，随着军功制深入开展，低级贵族和底层民众通过战功获取爵位的机会增多，逐渐改变人们的出身地位，改变国家的社会关系。

　　发展指的是君主权力的极大发展，耕地面积的快速扩张，这些前文已述。而创新主要指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在贵族分封体制下，大小贵族按等级分配相应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虽然彼此差距不小，但总体来说，他们都是脱离生产的特权阶层。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破落贵族不断涌现，这些人为了生存，也要从事一些具体劳动，但其身份还是特殊的。大量在一线劳作的农业或手工业生产者，他们身份卑贱，经济资源紧张，政治地位全无;而破落贵族即便破落，两者依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也就是说，在贵族分封体系下，等级身份是重要的，依附关系是强烈的，这就是贵族分封体制下的社会关系。商鞅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社会关系，人们的经济地位以物资产量为衡量标准，人们的政治地位以军功大小为衡量标准。这就会产生两个改变一是经济依附关系弱化，基层劳动者相对自由;二是贵族等级身份弱化，军功获封的人的来源更加多元化。

　　，秦孝公和卫鞅不去直接触动贵族集团的利益，而是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在发展中改变原有政治体系和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可以借鉴的策略。

　　二、经济方面

　　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想要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加强君主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二是打击贵族豪门或商业资本对经济活动的垄断。

　　奖励农耕与保甲连坐制相辅相成，使得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当初，李克在进行改革，主要采用尽地力的农业政策，就是按照土地的自然状况进行科学种植，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没有涉及到奖励方面。那么，商鞅变法采取奖励农耕政策，有什么特殊意义呢?特殊意义就在于秦国跟魏国客观情况不同。相对而言，秦国人口密度小于魏国，可供普通民众开垦的富余荒地相对充足，这样客观条件允许秦国通过奖励农耕来开垦荒地。然后，秦孝公再通过严格甚至有些严酷的政策法规，将快速增长的土地和人口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卫鞅实行的限制商业活动政策，本质上是打击投机垄断商与贵族豪门。在时期，商业是比较繁荣的，各诸侯国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而且出现了专门兑换各国货币的中间商，这都是商业活动发达的证据。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大投机商，比如在《论语》中，说子贡“亿则屡中”，就是说“子贡对商品价格变化非常了解，总能准确的判断行情走势”，说明子贡对投机交易很在行;还出现、这样的超级商业富豪。这些绝对不是偶然个例，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当资本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垄断天性就会滋生出来，垄断意味着控制。

　　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其背后必然会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庇护，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君主和各国资深贵族都是这样的政治实力派。有了这些前提条件，就能理解秦孝公和卫鞅打击投机垄断商的内在逻辑变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而商业投机集团具有天然的对中央集权的离心性。商业资本还大都跟贵族豪门关系密切，这些都不为中央集权派所容忍，，从秦孝公和卫鞅的角度看，打击垄断大商人就是必然之举了。

　　三、军事方面

　　虽然“废世袭、奖军功”能够提升秦国军事能力，但实行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在王朝已经运行一段时间的情况下。，在政权创立初期，大都能够按照功劳大小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王朝创立者即便不一定会“废世袭”，但一定要“奖军功”，因为这是政权稳定的基础。不过，当利益分配完毕之后，因军功而授勋的贵胄们却开始厌恶该方案了，又开始活跃起来，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频繁出现。商鞅变法发生在秦国中后期，此时世袭贵族的力量，他们中的位高权重者一定是比较抵触的。为了避免与传统贵族豪门出现激烈的矛盾，该政策起初应该主要在中下层官职上使用，军队的高级指挥权还是由秦国君主与贵族豪门共同掌管。

　　经过第一次商鞅变法，秦国的军事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了吗?答案是有所提升，但不是巨大提升。在公元前357年到公元前350年之间，魏国组织策动了一轮新的攻势，核心就是争夺邯郸，总体来说，当时魏国的军事实力还是首屈一指，还是略显不足。史书也记载秦魏之间发生了几次冲突，秦国还都取得胜利，但这些记载并不可靠。秦魏之间谁占优势关键就看河西之地在谁手中，河西之地一直由魏国占领，秦国哪来的胜利可言?一个国家军事能力强大与否，必须依托于它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能力。，奖励耕种政策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君主集权体系提高了秦国的战争组织能力，但与魏国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组织能力，都有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十年八年就可以解决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商鞅变法第一季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秦国的君主集权水平得以加强。不过，秦孝公的君主集权并未在简单粗暴、强硬压制下完成的，而是在激烈竞争与留有余地的平衡中实现的。第一次商鞅变法是在魏国新政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更进一步，更加彻底一点。商鞅可能也吸取了在的失败经验，就是不要太激进，避免过度刺激贵族豪门的敏感神经，需要循序渐进的完成政治变革。最初，有些人非议变法，当新法推行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些人又说新法很好，结果卫鞅把他们全部做为乱法刁民，驱赶到了边疆。由此，秦孝公与卫鞅的变法第一季取得成功，掌控了秦国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