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八年的夏天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

在中国古代各类关于酷暑的记载里，号称中国历史上最热夏天的乾隆八年（1743）的夏天，着实叫后人看着都热。

那年的中国，热到什么地步？就连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Gaubil，Antoine），都在给朋友的书信里连连叫苦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这样的高温。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宋君荣还用当时的拉谋氏温度表，对北京的天气进行了测绘记录。中国国家气象局古气候研究室更对这些测绘数据进行了换算这年七月北京的平均气温，高达40度。其中最为酷热的7月25日，温度也飙升到了44.4度。

这个高温记录，是近三百年里中国夏季北方高温的最高纪录，至少没有后来者打破。

与这恐怖记录对应的，是更为恐怖的热灾景象。以宋君荣的叹息说，仅在北京城里，从7月14日到25日的十一天里，就热死了一万一千多人。虽然京城里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在发放冰块和解暑药品，但死者躺在道路或街上依然成了常见景象。

而在中国期的史料里，这场热灾可不止局限在京城里，其酷热程度也是触目惊心期的山西道路行人皆有毙者。也就是人在街上走着，可能就会突然热死。天津地区土石皆焦人皆热死。保定府天气亢旱。青城县大旱千里树木向西南辄多死。也就是连树都给活活烤死。石家庄一带更是日中铅锡销化。可以说，当时的山东、河北、山西、天津、京畿各地，都几乎要被热疯了。

可以说，这是自清朝建国后，从未遇到过的极端天气。亦堪称两千年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极少见的极端天气。

虽然没有空调风扇，但清朝的纳凉技术，已经很发达。京城里的冰块常年储备充足，各式风扇也技术成熟。对于达官显贵们来说，天气再极端，也不过是热一点的事儿。但对于乾隆皇帝就不同了，他当时的心情，简直和天气一样燥热这是一场关乎大清江山稳定的大灾。

就是个人心问题，在古人意识里，但凡出现天灾，就意味着上天在示警。乾隆皇帝也在诏书里坦言想因朕躬之缺失与用人行政之失宜。谣言也随之泛滥，好些大臣还见缝插针，把责任甩给自雍正年间起的各类新政，甚至建议乾隆恢复陋规银两。如此火上浇油，自然把乾隆气的不轻，大骂这帮人悖理上道。

但对于此时乾隆来说，比这些谣言威胁更大的，却是与酷热一同袭来的恐怖旱灾。

这场极端高温带来的破坏，不止是各地热死的民众，更是袭击京畿的罕见大旱酷热仅仅持续了一个夏天，但旱灾却从乾隆八年夏天折腾到次年五月，范围波及京畿以及直隶各县，几乎就是大清朝的心脏地带。大批灾民流离失所，蜂拥进入北京。稍微有个闪失，特别是一旦激出民变和瘟疫，这康乾盛世时代的大清朝，就将遭受重重一击。

幸运的是，此时的清王朝，刚刚经过雍正帝十三年铁腕改革，不但吏治正空前廉洁高效，国库储备也十分充足。之前应对热灾时，就是有条不紊清王朝不但拿出了大量冰块药品，还拿出了一万两白银发给九门，专用对抗酷暑。这才叫一度人心惶惶的京城，迅速稳定下来。而面对接下来的旱灾，此时的乾隆皇帝，也并非多年后的十全老人模样，还是个十分务实的青年帝王，迅速未雨绸缪。

于是，在旱灾刚刚爆发时，乾隆帝就已经调拨了四十万石米粮，用于京城接下来的救灾。各地的受灾州县，也迅速进行勘灾，所有受灾州县的人口，要按照极贫次贫造册登记，然后进行普赈。京城以及直隶、通州等地，也广设粥厂，用以安置各地流民。为了防止爆发瘟疫，是年十一月，还对各地的粥厂饭厂进行疏散隔离。

但即使这样，到了高温过去的乾隆八年秋天，京畿地区的流民也是人满为患。于是清王朝也启动了景州土城工程，招募流民前往做工，以这种以工代赈的模式，尽可能减轻京城流民压力。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以往灾害中出现的冒领哄抢等闹剧，清王朝这次还凭票管理官府颁布《散赈条规》，所有的灾民按照年龄性别籍贯领取票证，然后去饭厂凭票支领。所以哪怕灾民爆棚，赈济依然有条不紊。

到了次年，清王朝更以地方官劝导官借牧费出借麦种等方式，帮助这些灾民重返家园。捎带手还重拳狠砸，一面大量供应市场米粮，叫不少借机哄抬米价的奸商破产，一面法办了一批趁火打劫的牙商。对于各级官员也严厉督查。凭着这一番冷静应对，到了次年，大部分的灾民都平安回家，生产开始恢复，一场中国古代史上空前的极端天气灾害，大清就这样有惊无险扛过去。

所以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如此酷热的一年，在清朝的历史记录里，却没有太多存在感。因为，由于清王朝的正确应对和当时尚且雄厚的国力，这场酷热，并未给清王朝伤筋动骨。客观来说，这一年的乾隆帝，乃至大清王朝，也确实为后世留下了一场抗灾典范只要能够以最冷静的应对和最坚决的执行，消除一切天灾里的人祸。即使是极端灾害造成的损失，也可以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