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如何突破六十岁的？
据说历代皇帝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多岁，民国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
先说皇帝的平均寿命。
皇帝以万岁自诩，但自秦汉至明清，生卒年可考的万岁有200多位，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大约39岁。
当然，皇帝群体的平均寿命，远不足以代表其所处时代的民众平均寿命。
一者，皇帝拥有最顶级的衣食住行；二者，有一些皇帝在政治斗争中死于非命，有一些皇帝吞吃丹药自取灭亡；三者，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对皇帝平均寿命的统计，与平均寿命这个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
今人使用的平均寿命概念，完整的说法是平均预期寿命，即某个年龄段的人，平均还可以继续生存多少年。如果表述中没有特别点出具体年龄段，则平均寿命一词，通常是指出生不足一岁的婴儿，平均还可以继续生存多少年。
在古代，影响平均寿命的核心因素，不是人的寿命上限，而是寿命下限，也就是婴儿死亡率（1岁以下每千名活产婴儿的死亡人数）与儿童夭折率。无论中外，古代的婴儿死亡率与儿童夭折率，始终是非常高的。
反观皇帝平均寿命，指的是皇帝们平均能活到多少岁。它的计算有一个前提，就是这些被统计者至少活到了登基；没活到登基，做不成皇帝，也就不会被统计进来。鲜少有人一出生就登基，所以皇帝平均寿命基本上不受婴儿死亡率的影响；也不是所有皇帝都是在儿童期登基，所以儿童夭折率对皇帝平均寿命的影响也有限。于是，皇帝平均寿命往往要高于他所处时代的平均寿命这种高寿，主要是统计差异造成的，不代表皇帝拥有的医疗资源有什么特别高明之处。
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一书的测算，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人口平均寿命（即出生不足一岁的婴儿平均可以继续存活多久），如下表所示（单位/岁）：
再说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1949年之前，中国从未统计过全国人口平均寿命。但在三、四十年代，有部分学者依据有限的地区人口调查资料，计算过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学者哈利.赛福特（Harry E.Seifert）在1933年的统计。他的结论是：民国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34.85岁；女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是34.63岁。该结论后来被简化为民国时期中国人均寿命只有35岁，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引用与传播。
不过，赛福特的结论还存在着一些不足。比如他使用的材料局限于1929-1931年，材料的调查的对象全部是农民，没有城市人口（赛福特在论文标题中已指出此点）；他的计算方法，也与后来联合国编制的发展中国家模型生命表，存在很大差异。有当代学者利用相同的材料，改采联合国的方法重新计算，得出的结论是：男性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33.38岁，女性33.13岁，男女合计33.30岁。这个结论，比Seifert少了1.5岁左右。
图：Harry E.Seifert关于中国人平均寿命的论文
除了赛福特的统计，还有三份与民国人均寿命相关的统计资料，可供参考。
第一份，出自学者薛仲三（按时间顺序）。1935年，薛利用南京居民的生命统计资料，计算得出南京市的人均寿命，男性为39.80岁，女性为38.22岁。薛统计的是城市人口，可以补充赛福特的不足。
图：薛仲三《南京市寿命表》
第二份，出自广西省政府的调查。自1937年起，广西在全省实行生命统计报告制度，积累了连续四年的统计资料。1990年代，广西学者利用这批资料，以蒋庆琅法计算，得出一个结论：1937-1938年，广西男性的平均寿命是41.18岁，女性43.30岁；1940年，广西男性的平均寿命是41.48岁，女性42.66岁。
第三份，出自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1940-1944年，该所根据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死亡统计资料，制成了多种寿命表。其结论是：若将霍乱（当时呈贡县霍乱大流行）死亡人数计算在内，当地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2.8岁，女性34.2岁，男女合计32.8岁；若不计算霍乱死亡人数，则当地男性的平均寿命是33.8岁，女性38.0岁，男女合计36.0岁。
当代学者利用相同的资料，改采联合国的计算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包括霍乱死亡人口，男女合计，当地人的平均寿命是37.17岁；不包括霍乱死亡人口，男女合计是40.04岁。比陈达当年的结论高出了4-5岁。
由以上四份资料，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民国时期，中国人的平均寿命约为40岁左右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结论并不等同于大部分人活不到40岁。道理很简单，民国时期的婴儿死亡率，也就是1岁以下每千名活产婴儿的死亡人数，仍高达170～200（江阴县农村甚至高达239），每一千名活婴，有170-200名不到一岁就去世了。在统计上，每一名婴儿去世，至少需要两名成年人活到60岁，才能补足40岁的平均寿命。
图：1930年代的中国农村
从清朝的大约33岁，到民国的大约40岁，中国人平均寿命的这种变化，究其实质，乃是人类平均寿命第一次飞跃的余绪。
所谓人类寿命第一次飞跃，指的是1796年英国人琴纳（Edard Jenner）发明牛痘预防天花之法后，儿童死亡率（非婴儿死亡率）大减，人类平均寿命提升到了40岁以上牛痘法在欧洲推广初期，曾引起相当大的忧虑和争议，数学家丹尼尔贝努利( Daniel Bernoulli)利用刚刚问世不久的概率统计，得出了牛痘法至少能延长人类平均寿命三年的结论。
在英国，牛痘法得到了国王乔治三世的支持，1799的疫情调查显示，因为接种牛痘，英国因天花而死亡的人数减少了三分之二。大略同期，奥地利、波兰、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乃至拿破仑控制下正与英国处于敌对关系的法国，都从英国顺利引进了牛痘法。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最先下令，全面强制俄国民众接种牛痘。1840年，英国国会也通过了立法，为所有英国民众免费提供牛痘接种，并禁止使用已然落后的人痘技术这种技术最早是由中国人发明的。琴纳也很希望牛痘法能够尽快传入中国，欧洲人受过人痘法的恩惠，他希望更有效、更安全的牛痘法，可以成为对中国人的一种回馈。而且他认为，既然中国人能发明并接受人痘法，那也一定可以很顺利地全面接受牛痘法。
图：疫苗之父Edard Jenner
牛痘法传入中国，是在琴纳发明牛痘法后的第九个年头，也就是1805年。这次传入，与西班牙政府的海外殖民地牛痘接种行动有直接关系。这场行动由西班牙国王的宫廷御医巴尔密斯（Francisco Javier de Balmis ）负责执行，他率船队先去了美洲，返程时又去了菲律宾，顺道将牛痘接种技术带到了澳门。广东南海人邱熺，成了最早接种牛痘、并致力于传播牛痘法的中国人。琴纳的愿望得到了部分实现。
之所以说部分实现，是因为守旧而排外的中国人，并未如琴纳所料，积极拥抱牛痘法。相反，在此后长达一百年的漫长时光中，牛痘法的传播始终局限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即便邱熺曾被曾国藩、阮元（两广总督）这样的大人物奉为上宾，被请去为他们的儿孙辈接种牛痘；即便邱熺在自己的著作《引痘略》中，用穴位、经络、胎毒之类的名词，对牛痘法做了一番非常亲民、接地气的本土化处理，牛痘法也始终未能深入内陆，始终未能传播到上海、北京等要地。
图：两广总督阮元为邱熺《引痘略》一书做序
为了打破这种守旧排外心态，吸引更多的中国人前去接种牛痘，1873年，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在《申报》上连续41期刊登了一则广告。广告中说，只要响应租界当局的号召，去指定地点接种牛痘，不但分文不取，还给钱三百文作为调养费。广告原文如下：
1870年代的上海，每斤猪肉大约20文钱。种牛痘不但免费，还可以得到15斤猪肉，租界当局之所以刊登这种大出血式的官方广告，是因为他们自1871年开始在租界推广牛痘接种，民众几乎毫无反应。
进入民国后，民间对牛痘仍抱持着严重的怀疑态度，但政府部门已开始采取行动。1917年，北京城内已设立有官私种痘局所66处。1919年，中央防疫处制造牛痘苗成功，这是中国第一次自制牛痘苗。1927年，北京的公益产科医院开始在医院内为新生儿免费种牛痘。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了《种痘条例》13条，要求每个儿童必须种痘两次，一次是3个月-1岁之间，一次是6-7岁之间；种痘工作由地方卫生机关负责；逃避种痘、逾期未种者，要对父母或监护人处以10元以下罚款。
《种痘条例》这项政策，在城市中执行得比较好。比如1930年长沙的种痘人数是7760人，1931年是2.46万人，1932年是3.01万人；自1910年到1935年，上海的医院与慈善机构，共计种牛痘250余万人次。在农村，因为人手不足，执行得比较差一些，且有许多以种人痘为业的点花先生，也将活动区域转移到了农村，专事诋毁牛痘，给防疫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比如1944年，一位点花先生跑到甘肃礼县白河乡种人痘，结果人为引发天花流行，传染到周边三县，民众死亡甚众。
虽然不尽如人意，但此时的中国，好歹算是赶上了人类平均寿命第一次飞跃的尾巴。
图：卫生署1928年颁布的《种痘条例》（部分）
人类平均寿命的第二次飞跃，始于20世纪前半期，主要原因是以青霉素为代表的抗生素药物被发现，儿童死亡率骤降，人类的平均寿命随之突破了60岁大关。
英国人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早在1928年就发现了青霉素，但直到1943年，美国和英国的公司才找到工业化量产青霉素的办法。1944年，青霉素被用于诺曼底登陆战，大幅度减少了因伤口感染而死亡的士兵人数。
青霉素的发现，也包括1930年代的磺胺类药物及之后的链霉素等的发现，意味着人类第一次可以治愈由细菌感染引起的疾病，具有划时代的巨大意义。且看下面这组数字：1900年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岁（牛痘法普及），1930年代上升至接近60岁（磺胺类药物普及），到1960年已接近70岁（青霉素普及）；相应的，从1938年到1956年，美国的儿童疾病死亡率下降了九成以上。日本的情况也差不多，1900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4岁（牛痘法普及），1940年代上升至接近50岁（磺胺类药物），1955年突破了60岁（青霉素普及）。
图：Alexander Fleming
青霉素在中国的普及，比美、英等国要稍晚一些。1944年春，中央防疫处得到英国红十字会捐赠的一笔经费，开始试制青霉素，参与人员包括汤飞凡、樊庆生、童村、朱既明、黄有为等。同年9月，粗制成5瓶青霉素。1948年，中央防疫处每月最高可生产青霉素2500瓶左右，质量也与进口青霉素差不多。这一年，中央防疫处总共生产青霉素11338瓶，卖出10143瓶。
图：童村（左1）、汤飞凡（右1）等在中央防疫处合影
1949年后，青霉素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重任，转移至国营上海药品三厂。1950年中国进口了1500万瓶青霉素，但远不够用。仅上海一地，在1951年每个月就需要50万瓶（据竺可桢1952年1-3月记事本）。1953年5月，青霉素在药品三厂正式投产。1957年，中国的青霉素产量达到19155公斤，同年，中国的人口平均寿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57岁（据《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即将突破六十岁大关。
大约同期，中国宣布通过牛痘法彻底消灭了天花。
参考资料
①H.E.Seifert，Life Tables for Chinese Farmers，Mil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1933。
②侯杨方，《民国时期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5期。
③薛仲三，《南京市寿命表》，《复旦统计通讯》，1945年第6期。
④游金生、全虎德、徐景尧，《建国前广西生命统计资料再分析》，《中国卫生统计》1991年第8卷第6期。游金生，《从广西生命统计史料看解放前我国人均寿命》，《人口研究杂志》1991年第1期。
⑤陈达/著、廖宝昀/译，《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32表-第37表。
⑥陆宪良，《我国青霉素是怎样诞生的？》
⑦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