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业余爱好竟是逛青楼

历史朝代 2023-03-25 21:44www.nkfx.cn历史朝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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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唐以后,诗文里的青楼更多了一些生活气息,艳浮之作不少。被诗化的不仅是妓女的精神,连妓女的身体也包括了。读中国古代历史,了解更多历史真相——如有一首诗写的是在妓女大腿上题词之事

慈恩塔下亲泥壁,滑腻光滑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欧书。

据说外国有些姑娘也喜欢请作家在她们的玉腿乃至酥胸上签名题字,肯定是从这位中国唐妓处学去的。

金陵腿上逞欧书

唐代还有一篇着名的小说叫《游仙窟》。所谓的仙窟即是青楼。一是人们喜欢诗化自己的风流艳事,二是青楼之游也的确令人欲仙欲死。所以古人道“游仙”时,常常就是嫖妓,就像西方人说去洗手,实际上是去撒尿一样。

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

《游仙窟》用极长的篇幅详细叙述了主人公如何来到仙窟,受到了如何盛情体贴的款待,并调动各种修辞手段描写主人公与两位妓女互相戏谑、挑逗,写得极为生动活泼,才华横溢,艳而不俗,色而不淫。

即使是肉体交欢的段落,也极力诗化之,临别时无限伤感,发出“人生聚散,知复如何”的慨叹。其实青楼之欢,不就是“为了告别的聚会”吗?

整个唐代文学中的青楼,都给人一种仙境之感。仿佛是“青楼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游?”

到了宋朝,词这种文学形式发展得铺天盖地,以至搞得许多后人只知有宋词而不知有宋诗了。其实,宋词与青楼的关系比唐诗还要亲密。去掉青楼,唐诗的损失并不太大,只是结构性的,不是总体上的。

而宋词若是离了青楼,简直就溃不成军,只剩下几个“豪放派”的傻老爷们,手持铜琶铁板,干吼着“大江东去”,知道的是唱宋词,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表演硬气功呢。

随便翻翻宋人的词集,诗化青楼之作俯拾皆是,故这里不作抄录。一般说来,“诗庄词媚”,词这种形式,特别适合吟风弄月,传情表爱。就像现在的流行歌曲,除了热恋就是失恋。

青楼“文化”

所以,比之于诗,词更加真实、更加细致地写出了妓女和客人们曲折微妙的心理情感。但也正是于此,理想的色彩减少了,仙境的感觉冲淡了,给人更突出的印象是一种人生雅趣。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

像柳永的“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多么潇洒适意。秦观的“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多么地一往情深。周邦彦的“琵琶轻放,语声低颤,灭烛来相就”,多么地温香醉人。

较之唐诗,许多人更爱宋词,原因恐怕就在于宋词更好地表达了人之常情吧。宋词把青楼诗化得温馨可人,当真宛如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我见犹怜,能不叫人爱煞乎?

到了元朝,作家们都成了臭老九,地位与妓女不相上下,所以诗化青楼之作表现出两种倾向一种是把青楼写成淫冶放荡之所,借以抚慰或发泄自己不平衡的心情;另一种是反映青楼黑暗面,写妓女的不幸和反抗,从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抱负。

大戏剧家关汉卿就塑造了赵盼儿、宋引章、谢天香、杜蕊娘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妓女形象。这时的青楼给人的印象仿佛是一个战场,需要斗智斗勇。,结局总是大团圆的。中国人在最悲惨的情况下,也不会放弃对这种诗化模式的偏好。所以,青楼仍然是美的。

明朝据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了,于是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左一张港币,右一张美钞,你想钱那东西是天底下最脏的,这么一来,无论怎么诗化,青楼都多少有点洗不干净了。

青楼里涌进来许多暴发户的款爷

像《卖油郎独占花魁》中的花魁娘子莘瑶琴还是懂得人间真情,蛮可爱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更是光彩照人,比我们这些俗人要干净一万倍。

《金瓶梅》中的青楼描写

像《金瓶梅》等作品中所写的那些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等人,却实在是青楼里的败类。,青楼里又多了许多“棒尖”的帮闲无赖王八蛋,欺内瞒外,乌烟瘴气。

如此一折腾,青楼的形象遭到了破坏。也许这属于一种“现实主义”诗化吧,不能让青楼总那么“月朦胧,鸟朦胧”下去,是骡子是马,该拉到商品经济的大潮中去遛遛了。

到了清朝,除了有《桃花扇》这样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历史剧继续美化李香君这样的侠烈妓女外,出现了大量的狭邪笔记和小说。

在这样的文字中,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被调侃,悲剧、喜剧都变成了闹剧。直到20世纪初,《九尾龟》、《海上繁花梦》等书刊行后,青楼已然诗味寡然。

青楼像家常便饭一样被谈论

随着青楼的衰落,人们越来越不会做梦。聪明的人们着穿了仙境的不实,看穿了雅趣的无用,他们抛弃了酸文假醋的诗化,直截了当地说着“嫖娼”或“逛窑子”或“打野鸡”。

历史的车轮在前进,辗碎了青楼之梦、红楼之梦。会作诗填词、会琴棋书画的青楼女子没有了。只有一些天天关心自己三围的靓女们,游荡在人生的舞场边,在等待西门庆的金牙一闪,便好“与狼共舞”。

古代妓女床上风月床下风雅何以如此风流

导读文学大家林语堂曾说,“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这就是说妓女……

文学大家林语堂曾说,“妓女是叫许多中国人尝尝罗曼蒂克的恋爱滋味。而中国妻子则使丈夫享受此比较入世的近乎实际生活的爱情。”这就是说妓女对于中国文学的有着不可忽视的推进作用。

确实,古代妓女尤其是名妓对于中国文学的推进作用无可置疑。翻开尘封的历史,恐怕不风流的古代作家寥寥无几。妓女对于作家心灵的宽慰自然是作家们才思涌泉的好引子,更为直接的,以妓入文,吟咏风月,才子佳人故事成了重要的创作题材。南齐苏小小,唐朝的李冶、薛涛、鱼玄机,宋代的李师师,明清之际的李香君、柳如是、顾眉,近代的赛金花、小凤仙等都属于这一类喜爱结交名流的风尘女子。她们沦落风尘,完全违背三从四德的古训,本应受到封建礼教的绝对排斥,可是,众多有不凡见识的文人墨客却对她们表示出极大的宽容。

以唐朝薛涛为例,她遗留下的诗大部分是赠答相知者的,其中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有韦皋、高崇文、武元衡、李德裕、元稹、刘禹锡、萧岉等等。元稹、白居易等着名诗人都有诗赠她。这种一唱一和,无疑提高了薛涛的社会地位。一千多年下来,薛涛的诗尚传世九十首,李冶的也有十四首,实属不易。而且,她们的诗作都被收入了《全唐诗》中。

,仅仅有文采就可以逾越男性所设置的道德标准吗?其中秘密何在?原来,在男全社会设置的道德规范下,有文采的风尘女子适应了他们的一种需求,就是为寻求异性刺激和抒发抑郁感情,为研讨诗文,为显示雅士风度,为出风头和提高名声,从某种意义上,能够与有文采的风尘女子在一起,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如薛涛一般的风尘女子聪慧过人,修养也很好,是文士雅聚的理想坐客和监令。

有她们出场,男士们兴致就上来了。据《唐语林》记载,一次西蜀官员聚会,薛涛在座,行酒令,要求语带禽鱼鸟兽内容,一位刺史说“有虞陶唐”,其实“有虞氏”非鱼,说错了,大家忍住没笑出来;轮到薛涛,她说“佐时阿衡”,众人说她话里没有鱼鸟,应当罚酒,她却笑着辩解“衡”字里有小鱼子,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才没有一点鱼呢!说得众人大笑起来,那位刺史也才恍然大悟。薛涛机智风趣的应对,令满座生辉,妙趣横生,士大夫要征召她们游宴了。

唐代诗人元稹《寄赠薛涛》说“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薛涛写了那么多的赠答诗,原因就在这里。在“伴君如伴虎”的年代,官员地位不稳定,妓女年老色衰就更悲惨,两者之间有着命运无常的共同点。被贬江州的白居易,见到“老大嫁作商人妇”的长安妓,同病相怜,写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着名诗句。正是因为这些原因,风尘女子想要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遵守这个规则,想方设法得到士人的赏识。

因为士人不仅能抬举她们,也能贬抑她们。据说以写侠士诗闻名的唐人崔涯,每将诗题于娼肆,不胫而走。他的毁誉,能令这个娼馆或者门庭若市,或者门可罗雀。他写诗嘲笑李端端,李忧心如焚,请他可怜,另写一首好的,他应允了,于是豪富争到李家去。文人雅士的社会生活需要捧出名妓,名妓更需要文人雅士的扶持。双方实现了生物学上的共生关系,也打造了彼此双赢的青楼市场。

再说了,在古代的三百六十行中,有一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为自己所从事的行当找一个“开山鼻祖”或圣达贤人。比如教书先生把孔夫子当鼻祖,木匠认为鲁班是鼻祖,音乐界推李龟年为“乐圣”,爱茶人称陆羽为“茶圣”,就是这个道理。娼妓也不例外,为了表示这个职业的合理合法,她们也找到了自己的“娼圣”。是谁能当此重任呢?那就是春秋时的着名的文人雅士、政治家管仲。清代的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云“娼族祀管仲,以女闾三百也。”关于“女闾三百”一事,《战国策·东周策》云“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明人谢肇浙的《五杂俎》云“管子之治齐,为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国。”由于管仲是历史记载最早公开地、大规模地设娼者,所以被后世妓女奉为祖师与神明。

除管仲外,古代娼妓还信奉白眉神。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公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京师人相詈,指其人曰“白眉赤眼者”,必大恨,其猥亵可知。徐珂的《清稗类钞》说他又叫妖神“娼家魔术,在在有之,北方妓家,必供白眉神,又名妖神,朝夕祷之。”千百年来,娼妓对白眉神十分恭敬,“初荐枕于人,必与艾僸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京皆然也”。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谴责与禁止。也就是说,一个拥有相当的财产和社会地位的男人,在家里完全可以除了妻子以外,再拥有妾时,拥有婢女。他可以只跟妾过性生活,也可以与婢发生性关系。在家庭以外,他却不能与任何女性通奸,也不能拥有任何现在意义上的“情人”或者“第三者”。这是因为,如果女方已经结婚,这就会破坏别的男人的婚姻;即使女方还没有结婚,她的失贞也会破坏她将来的婚姻,或者使一个其他男人无法找到老婆。这就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里非常根深蒂固的“社会公平”的内涵在性关系方面的具体化。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妓。这是因为,娼妓的社会身份往往是非自由人或者半自由人,不可能与一个有一定财产和地位的男人结婚,充其量也不过是被男人“赎身”而成为他的小妾。这虽然往往会使这个男人很丢脸或者没面子,却并不违反社会制度。怪是怪了一些,毕竟无伤大雅,于别的男人无妨,社会不会大加干涉,笑话笑话而已。对于低阶层的男人来说,就是明媒正娶一个妓女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那个妓女在婚后能够恪守妇道就行。

这样一来,妓女的等级实际上就与社会上男人的等级相一致了贫寒之男只能去烟花巷里的娼寮,找那些惨不忍睹的烂娼;小康之男可以去一些有头有脸的妓院,找那些类似小家碧玉的妓女;而那些体面的男人,也就是那些文人雅士则去那些够得上名声显赫的青楼,找那些诗词歌赋、无所不精的高级名妓。也正是文人雅士于高级名妓的结合,才使青楼文化流传千古,直到如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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