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老百姓生活状况,清朝老百姓生活照片

解放前，我们整个生产队（相当于现在的社）几乎全部都是茅草屋，没有一间瓦房。即便是地主家庭，也只能是大部分茅草屋，少部分瓦房。即便丰收了，也没有任何家庭舍得吃大米，基本都是将大米卖了，吃碾碎的米，上溯到清末则更加严重。曾经有这样一个笑话（现在听起来是笑话，但很可能是真实的），说有一个地主，家里有上百亩的土地，但这家地主一日三餐只有豆瓣做菜。

这样的茅草屋就是老百姓的居所

这已经是富裕人家了

现在的清宫剧将皇室和民间都设计的富丽堂皇，仿佛清朝简直就是天上人间，家家丰衣足食，但殊不知坊间流传下来对康乾盛世的描述康熙康熙，吃糠喝稀，一日三餐能够吃饱就已经是奢求了，更遑论鸡鸭鱼肉。

马噶尔尼访华

同样是盛世，杜甫在《忆昔二首》里描述开元盛世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老百姓可以说衣食无忧。当时米一斗只卖13文，谷更只卖5文。即便是在长安地区这种人口密集的地方，米价也不过只有20文，

韩熙载夜宴图反映了晚唐贵族生活

同样是贵族

宋朝没有大家公认的盛世，但《水浒传》中对穷人武大郎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武大郎仅仅是一个卖炊饼的小商贩（相当于骑着三轮车卖早餐），随便什么人都能欺负，属于社会最底层人士。

穷人武大郎住的是城市的两层小楼

没有盛世的宋朝（清明上河图）

至于明朝，众多来华传教士都有记录。曾德昭在《大志》中记载人们食品丰富，讲究穿着，家里陈设华丽，他们的一切城市中都有医院，老是客满，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行乞。我们问他们原因何在，回答说，每个城市里都有一个大地区，其中有很多给穷人、瞎子、瘸子、老人、无力谋生的人居住的房屋，所有街道两侧都有棚，下面是商店，摆满丰富的商品；

明朝街市（南都繁会景物图）

由此可见，马戛尔尼对清朝的评价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150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应该是中肯的！

清朝的京官到底有多穷？普遍吃不饱，更有人十年都买不起一套衣服

康熙八年（1669）监察御史赵璟上疏要求皇帝给涨工资，并抱怨这点工资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但没有被康熙采纳。雍正继位后，采取了耗羡归公，并改革了薪俸机制，增加养廉银，却基本针对地方总督等高级官员。与外官相比，京官虽然在雍正三年有所提高，在总体上却未能有明显效果。如六部堂官给恩俸，凡部院衙门中的额外官员，以及候补官员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

如此对比便可看出，京官的名义收入根本与外官无法相比，一个七品的县令收入在1000两以上，而同级的京官不足100两，而且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也未得到有效改变。晚清著名文人李慈铭做京官时，常常是揭不开锅近日窘绝，殆不能举火。

李慈铭（1830～1894）_图

李慈铭的情况很有普遍性，当时的一些京官甚至因为长期吃不饱造成营养不良，而人有菜色。甚至京官之穷成了许多人调侃嘲弄的对象轿破帘帷马破鞍，熬来白发亦诚难，粪车当道从旁过，便是当朝一品官。虽然穷困，最要命的是作为翰林京官却宁可饿死，也要摆面子。出行要做轿子，家里要有奴役，而迎来往送更是不能少。当时有一首诗很生动的记录这样的场景先载车马后载人，载到师门二两银。惟有两餐载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不光如此，京官还要维持与身份相当的各种交游，听戏、宴饮等等，有学者粗略统计，京官工资月薪折合人民币，也就在2000多元钱，这对于巨大开支简直杯水车薪，微不足道。《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

京官李锡彬是河北人，因结交外官很少，为此经常发牢骚诉苦说我家平常不做饭，上下四口人，早上花一钱买开水，早晚两餐四人吃馒头四斤，加上点葱酱小菜。可以想见京官之穷困状况。

清朝的马蹄形的元宝_图

既然这么穷困，那么靠什么维持正常的京官生活呢？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借钱，二是眼巴巴的盼望外官来送各种敬，为此不得不结交各地官员，希望能施舍一点赞助。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京官到处打听地方官进京消息，一旦确认，马上奔走相告，趋之若鹜，有人说这是百余年来成为故事。

清代笔记《平圃遗稿》记载京官剧院，习以为常，如果不去参与，不回请，今后就不在被列入到阵营，长时间没了这个圈子，不按照这个官场规则把戏，那么这辈子也别想再当官翻身，这些社交在当时是一种必要的政治投入。

有趣的是，中兴名臣曾国藩恰恰也是从穷京官开始的，作为湖南大山走出来的青年，一路向北，典型的北漂，在做了京官后，常常为了缺钱发愁，甚至因为穷，被手下人炒了鱿鱼，不跟他混了。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_图

道光二十一年，新来乍到北京的年底，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到处化缘的钱基本花光，不得不借了50两银子才勉强过年，此后借债逐渐达到1000多两，长期的经济压力下，甚至在做梦时，让曾国藩都梦到别人得钱的羡慕昨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随后不得不自己检讨这种好利之心。《顽疾》

因为缺钱，远在北京的曾国藩想回老家探亲因为没有路费而不得不作罢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一则京中欠债将近一千两，归家路费又需数百，甚难措办。此时曾国藩已经跃升为清朝的副省级官员，却因没有路费回不了家，这实在令人感到歔欷。

与李慈铭和刘光第相比，京官曾国藩还不算最惨，晚清最穷最惨的京官就要属刘光第。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连京城的房子都住不起，不得已在北京的五环郊外盖了一个破房子，用篱笆围起来，家里请不起老师，他就自己教，如果来了客人，只能零卖一点白酒，煮芋麦招待客人。刘光第本人整整十年买不起一套衣服，一布袍服，十年不易。其妻子和孩子们穿着破烂，跟沿街的叫花子没什么区别，刘光第甚至每天要步行十公里去上班，可谓京官中穷到了极致的一个。

这些虽然只是表面，却能在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清朝官员_图

时光回溯到乾隆年代，一直以盛世自居的乾隆一朝，京官的日子也并不好过。当时的吏部尚书陈宏谋由于为官廉洁，不贪不占，家里缺钱时候，需要把朝廷所赐的人参拿出去卖补贴家用。从薪俸角度来看，乾隆时期到清朝末期，薪俸制度大体相当，物价水平却不断攀升。清代自乾隆元年以来，到光绪十年左右一个时期中，白银的购买力大约低了三倍左右，在银价上涨的情况下，以银为主要货币手段的京官们又受到这种冲击，可谓低薪下的雪上加霜。

造成清代进一步腐贪问题是，一旦穷京官一旦遇到机会外放地方官或者主考官，马上咸鱼翻身，甚至变本加厉进行非法搜刮，以报此前的穷仇。为了进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连，只求做官发财。素有三朝元老的曹振镛把这种做官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生_图

《清室外纪》记录了一段生动的曹振镛心得体会你要想当官，第一要有内援，贿赂之费，尤其不能小气。态度要极圆滑，遇到事情不可承担责任。凡是均需认真，不可有立功之心，亦不可自以为忠。遇到困难，则取巧规避，最要者，为模棱二字，切勿妄发议论很大程度上，以曹振镛这样不作为的三朝宰相，代表了清代官员的整体官场作风，在历史大格局下，也让更多人围绕着制度性建设进行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