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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期间的一幅名作，当时舆论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出的灿烂艺术之花”，共印9亿多张，超出了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过，毛泽东本人似乎不太满意，据说他在审看时曾说“我在安源不是穿长袍，是穿短衣。”这一“最高指示”通过非正式渠道逐渐传开，有关这幅画 的宣传也开始降温。，有论者指出，毛泽东当时住在长沙清水塘，距安源300多华里，他不可能从长沙步行到安源。当时从长沙到安源有列车，所以毛泽东很可能是坐火车去的安源。（参见黄式国、黄爱国《〈毛主席去安源〉的幕后风波与历史真实 》，载《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
毫无疑问，按图索骥、据实考订不是讨论画作的常规方法，但这幅油画确实与革命的一段历史及以后的政治运动有关。
三位湘籍革命家在安源的成功合作
曾被确定为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中，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一度是托派名义上的领袖，晚年转向自由主义，无论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不再是共产党人；瞿秋白英勇就义，但其《多余的话》已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生活深怀厌倦，并自称是“叛徒”；罗章龙Ô 不具有全局性影响，开除出党后几无声息；王明1956年到苏联治病一去不回；张国焘1938年投向国民党；只有“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李立三虽经无数批判，一度还被关进苏联监狱，但对主义和组织矢志不渝，以其坦率的自我批判精神和“坦克车”式的工作热情为党工作，直到1967年自杀，终生都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人。
李立三与毛泽东、刘少奇同为湘籍革命家，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安源罢工。1922年9月14日爆发的这场罢工，虽然在规模与影响上小于1923年的京汉铁路大罢工、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和广东的省港大罢工，但由于它是三位领袖人物第一次成功的政治实践，在中共党史和革命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作为安源工运的指导者，毛泽东曾七赴安源，并先后派李立三、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人到安源，对动员方式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具体指示。李立三是安源工运的主要组织者和罢工的最高指挥者。1922年1月，李创办了安源第一所平民学校；2月，主持成立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4月，发起成立具有合法地位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9月10 日，任罢工委员会总指挥。为防止当局暗算，委员会议决定由9月11日刚到安源的刘少奇为俱乐部代表，负第一线指挥之责。9月13日到18日，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毛、李、刘成功地领导了安源罢工，安源也为三位领导人第一次施展政治组织才能提供了舞台。
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的时间内，毛泽东参与组织了几次工人罢工。1923年“二七惨案”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毛对工运的局限性已有清醒认识。1925年初，毛泽东回湘研究农村状况并推动湖南农运，次年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再后一年又回湘考察农运，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从此，毛把注意力转向了农村和军队，逐步走上工农武装割据的暴力革命之路。
1923年4月，李立三奉调离开安源后，刘少奇代理工人俱乐部主任，组织领导了1925年的第二次罢工。1925年6月，李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刘为总务科主任，共同参与了威武雄壮的五卅运动。此后，李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逐步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刘则去天津主持顺直省委，天各一方。
安源的成功，构建了李立三一生革命的经验模式，其思想意识和工作作风始终保持着与安源的深刻联系。李维汉指出“他领导过大的工人运动，如安源罢工、上海的五卅运动，还参加领导过武汉的工人运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有领导工人运动的经 验，这本来是好事，可以运用有益的经 验指导革命，但立三忽视理论的学习，不重视革命的实践经 验，又不从革命的实际出发，只是满足于一般的、局部的经 验，把它当作普遍真理到处套用。”（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李立三一生的荣辱都与工人、工运联系在一起。
刘少奇在李立三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后，继续在满洲省委和中央从事工运工作，抗战后他主持北方局，也与工运保持密切接触。当毛泽东成为全党领袖、李立三因“立三路线”出局后，刘少奇成为党在工人运动方面的首席代表。1964年夏，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一些单位宣讲“桃园经验”，收到报告会通知的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革命史专家李新认为“要是刘少奇做工人运动这类报告，我要去听；至于农村工作，就是刘少奇讲，我也不一定去，何况王光美，去她的吧！”（李新《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语气虽然不恭，却认可了刘在工运方面的权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