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为何要躲在地洞中

　　对于宋朝士大夫来说，苦读诗书的目的不仅仅是“书中自有颜如玉”，更重要的是“书中自有黄金屋”。当时的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谋得一官半职，获得丰厚的待遇后，便纷纷买房产，置豪宅。赵普宅、寇准宅、陈升之宅、蔡京宅、秦桧宅、王继先宅，均是雕栏玉砌、金碧辉煌、奢华如神仙洞府，成为了宋朝各个时间段的标志性建筑。

　　在地窖中编著《资治通鉴》

　　宋神宗时期的宣徽使王拱辰，花巨资在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市)建了一座别墅，单中堂就建了三层，其亭台楼阁之多，奇花异草之盛，一时成为洛阳之冠。学者邵雍到王府做客，惊叹之余，赋诗《府尹王宣徽席上作》道“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园冠洛中。又喜一年春入手，万花香照酒巵红。”当时，与王拱辰同朝为官的司马光，也在洛阳居住。不过，王拱辰的宅子位于富人区，气宇轩昂，而司马光的宅子位于陋巷，低矮破败，仅能遮风避雨。司马光正在编著《资治通鉴》，夏天酷暑难当，便在房子下面挖了一个地下室，穴居期间，埋头著作，寒碜而又另类，被人讥为“穴处者”。

　　宋朝到宋神宗时期，已经经过了百余年的发展，承平日久，侈风渐起。司马光曾回忆说，数十年前，时任群牧判官的父亲司马池，每次招待同僚或朋友，酒是市场上随便买的，下酒菜仅限于肉酱、干肉、菜羹几样，水果仅止于梨、枣、柿之类，酒薄意尽，食少情深，主人没有压力和负担，客人也绝无鄙薄。而如今，则豪华相尚，俭陋相訾，酒若不是宫廷玉液，下酒菜若不是山珍海味，水果若不是琳琅满目，竟然羞于请客。士大夫万一要请客，往往提前数月准备，广寻佳酿，遍搜珍禽，准备足够充分之后，才敢发请柬。倘不如此，会被人家耻笑为小气，朋友也会渐行渐远，越来越少，门前冷落鞍马稀。

　　相对于日益奢侈的世风，“穴处者”司马光却一直固守底线，显得简朴、节约乃至吝啬。他性情淡泊，不喜奢华，并深深懂得“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卖掉薄田为妻子料理后事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人之常情。司马光也并非无情之人，看他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难道不是一位多情公子?，作为洁身自好的士大夫，司马光却有自己的分寸，对于那些光怪陆离的所谓“享乐”，他保持着异乎寻常的谨慎，远远地观望一下，写写诗词抒怀一下，也就够了，不一定硬要攥在手里、揽入怀里、吞下肚里。，司马光诗词里多情，生活中却自律到苛刻。他生性恬淡，不好声色，恪守“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不纳妾、不蓄妓，一生只娶一个妻子。他与张氏结发三十余年，始终相敬如宾。因为没有生育，张氏甚急，背地给他买了一妾，他敬谢不敏。为续后，他收养了族人之子司马康，作为养子。

　　《左传》曰“侈，恶之大也。”司马光牢记古训，坚守底线，他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赏赐颇多，却始终恶衣菲食，不留余财。有朋友写信给他借五十万钱，说那不过是他卖掉一个婢女的小钱。司马光看了非常不快，回信说“某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纯有帛。何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宋代周辉《清波别志》)是啊，相对其他士大夫，五十万或许是小钱，但相对于司马光，那是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无法筹集的巨款啊。后来，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司马光虽然淡泊简朴，但淡泊中见真淳，简朴中露风骨。而且，洛阳十年穷日子，司马光主编了《资治通鉴》这部近四百万字的历史巨著，成为了一代杰出的思想家和史学家，奢靡潇洒如宋祁、苏舜钦者，便无法望其项背，不能同日而语了。

　　积极的一面

　　1，促进了国内团结。一二八事变前，蒋介石下野，国民党内宁粤对峙并未结束，群龙无首。事变后，国民党各派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汪蒋合作，蒋介石复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对稳固。而国内各阶层、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沪抗战，激发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团结。

　　2，建立了抗战的信心，转变了国际观念。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战争几乎逢战必败，而且几乎每次都以割地赔款告终。淞沪抗战期间，国军屡挫强敌，迫使日军三易主帅，而的停战协议中，既无割地内容，又无赔款条款，实为百年来所罕见。一二八抗战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广大爱国官兵表现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抗日救国的英勇牺牲精神，表明了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军队，虽然武器装备远不如敌军，但抗日卫国的正义性质，和广大人民的支援，使军队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在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军队的英勇表现，也为在沪西方人所亲见，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清末以来西方人轻视军队的心理，提高了军队的形象，改变了的国际观感。

　　消极的一面

　　国民政府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即已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书》，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口号“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 在此通电中，蒋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规定攘外即反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安内”即平定反蒋势力及剿共。但当时“安内”主要指平息内外冲突，解决两广问题。 九一八事变后，蒋和南京政府于1931年9月21日决定“将讨粤和剿共计划，悉行停缓”。

　　一二八事变时，国民党指责中共乘国军在上海浴血抗战之时，扩大湘、赣、粤、闽苏区。国民党惊呼“中共豫鄂皖边区旷继勋部，与鄂中段德昌部、鄂西贺龙部、湘东赣西李明瑞部，互相呼应企图包围武汉。一时扰乱范围，遍及七省;‘赤化’面积，达200,000方里。大有燎原之火，不可收拾之势。”

　　蒋介石声称鉴于“九一八”、“一二八”两次事变，中共皆乘机“扩大叛乱，涂炭生民”，国军难以全力抵御外侮，乃于1932年6月9日，在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2年6月1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在北平外交大楼接见新闻记者，以江西红军在淞沪抗战中不仅不支持抗战反而攻击援军为借口，说“中央认定不‘剿共’不能抗日，故派蒋委员长、何应钦同志担任剿匪工作，努力进行，务期消灭。”至此国民政府正式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