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吃人历史:又到底有没有食人族?
说到食人族,无疑是一个极其恐怖的话题。那种将人肢解、烹煮,之后分而食之的令人惊悚的行径,听起来都让人感到不寒而栗。那么,历史中到底有没有这种食人部族呢?
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有关吃人的几个记载。《墨子》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意思是说,这个楚南之国有个特殊的习俗,谁家生了第一个孩子,必是先杀掉分吃。而且“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如果人肉鲜美,还要献给君王。君王吃的高兴了,就会大加赏赐。
《南史》中提到一个叫做毗骞的小国家,“国法刑人,并于王前啖其肉”,将犯人处死,要当面吃掉他的肉。这还不算,还要拿他的脑袋当酒壶用,“又取其骷髅破之以饮酒”。《北史》中的流求国,也有类似的吃人记载,说“国人好相攻击,收斗死者,聚食之”。战场杀敌还要把敌人吃掉,这也可能是杀急了眼。但“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乡里死了人,乡亲们也是分而食之,就不能不说是一种习俗了。
可见,这种食人的习俗,确实在历史中存在过。不过要说最有资格背上食人族恶名的,当是十六国时期的羯胡人无疑。关于他们的行径,在《晋阳秋》一书中记述颇多,说羯胡人行军打仗从不带粮草,他们把汉人女子当作“双脚羊”来饲养,随时奸淫,随时宰杀烹食以作军粮。然而,这些记载是否真实,是否有夸张的成分,是否由于当时人们对羯胡愤恨而有所渲染,我们现在无从考证。
羯人吃人,在正史中也有相关记载。比如后赵皇帝石虎的儿子石邃,对“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把女尼身上的肉割下来,和牛羊肉混着煮。之后还“赐左右,欲以识其味”(《晋书》),让属下猜测是什么原料做的。将吃人肉的恐怖,演绎成一档品尝美味佳娱乐节目。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特例,像石虎父子那样凶残而又人性泯灭的,毕竟不是很多。石邃的吃人肉,可以说是一种变态之举,有强烈的精神分裂症也未可知。他的父亲石虎,是十六国时期有名的暴君,嗜杀成瘾,也没听说有吃人的习惯。所以,石邃的吃人行为,并不能证明羯胡族所有人都有着吃人的嗜好。
在战场上吃人的,氐族也出现过。前秦王苻登让将士们“啖死人肉”(《晋书》),以人肉作军粮。这支吃人肉的虎狼之师,也是因为当时“岁旱众饥”(《晋书》),被逼的没法子了。之前的前秦军队,也并没有吃人肉的记载。也就是说,在十六国时期,刻意的吃人,或是将吃人当做一种习俗的,并没有专门的正史记载,也就不存在什么食人族了。
专门吃人的食人族虽然没有,但是人吃人的现象,在那时却并不算什么新鲜事。比如:
八王之乱时,河间王司马颙败退长安,急右将军招张方,张方“掠洛中官私奴婢万余人而西。军中乏食,杀人杂牛马肉食之”(《通鉴》);
汉赵政权统治时期,“北地(今甘肃宁县西北)饥甚,人相食啖”(《晋书》);
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公元385年),后燕和前秦连年征战,“幽、冀大饥,人相食,邑落萧条”(《通鉴》);
太元十二年(公元387年),“凉州大饥,米斗直钱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通鉴》);
后凉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公元403年,“姑臧大饥,米斗直钱五千,人相食,饥死者十余万口”(《通鉴》);
公元409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被儿子拓跋绍杀死,拓跋嗣平定内祸,“其先犯乘舆者,群臣脔食之”(《通鉴》)。对那些参与叛乱的人,全部杀了吃肉;
公元431年,大夏国北平公赫连韦攻打后秦的南安城,南安“城中大饥,人相食”(《魏书》)。
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中比比皆是。这个时期之所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其最根本的原因,在路卫兵看来,还是因为饥荒所致。由于战乱和自然灾害,当时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极其匮乏,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人吃人也实属无奈。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误传夸大的成分。比如,公元374年,前秦王苻坚执政时,有人想劝苻坚除掉慕容氏,便跑进明光殿大声嚷嚷,说“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资治通鉴》),鱼羊即为鲜,是说投降前秦的前燕鲜卑人要谋反。但这话传的久了,以讹传讹,难免会演化成鲜卑人有吃人的习俗了。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的专家介绍说,南昌起义的时间最终定格在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是经过三易其时的。
起义时间最早定在7月28日
1927年,正当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国民党内的蒋介石、汪精卫两大集团却相继在上海、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为了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集合自己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并联合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再次北伐。7月下旬,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叶挺等在九江具体组织这一行动时,却发现张发奎与汪精卫勾结得很紧,并开始在第二方面军迫害共产党人。
国防大学教授金一南介绍,7月20日,李立三在九江碰头会上建议在南昌实行武装暴动,得到与会同志一致赞同。
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在南昌起义的决定,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等人组成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前往南昌领导和组织这次起义。
当晚,周恩来乘船前往九江,并于25日凌晨在九江会议上宣布南昌起义时间为7月28日。
第一次易时:准备不足,起义时间推迟2天
当时在九江一带,我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主要有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贺龙的第20军、蔡廷锴的第11军第10师、朱德的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共计2万余兵力。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徐占权说,这时,汪精卫又加紧了在军队的“清共”活动。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及时觉察了汪精卫等人的阴谋,紧急和叶挺、贺龙等人磋商,议定贺龙、叶挺迅速率部开赴南昌。
7月25日至26日,贺龙、叶挺从九江先后乘火车到达南昌,指挥部分别设在宏道中学和心远中学。
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20军第1师司令部的名义,将江西大旅社包租下来。27日,周恩来在这里召开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考虑到部队行军匆忙,刚赶到南昌,如果马上起义,很多准备工作还来不及展开,会议决定将起义改在7月30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