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欠债的历史：德裔国王曾空降希腊坐镇看管
希腊债务危机把整个欧元区拖下水，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德国自然首当其冲。德国一面提供纾困资金，一面向希腊施压，让习惯了散漫日子的希腊深刻领教了“债主的脸色最难看”这句大俗话的道理。其实德国人不是头一回当希腊债主，而且“上一回”，债主的脸色更难看一个德国人直接被派到希腊当国王。
德国人浩浩荡荡进入希腊
自1453年奥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历史悠久的希腊一直被奥斯曼帝国所统治。到了19世纪初，随着希腊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奥斯曼帝国的衰微，希腊在1821年掀起独立战争，并于1828年宣布独立。，奥斯曼帝国毕竟是个横跨三洲的大帝国，在整个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多次重创起义军，制造了数场屠杀惨案。可以说，单靠自己的力量，希腊人是无法获得独立的。
这时，为了打击“异教徒”，欧洲的三大强权———英、法、俄联手出击，出钱、出枪、出舰队，迫使奥斯曼帝国退让。，这一切不是免费的，希腊革命领袖卡波济斯蒂亚斯被迫签字画押，承诺革命成功后偿还相关债务。，债主不仅仅是这三大国，还有无所不在的瑞士银行(号称“政治银行家”的日内瓦商人让-加布里埃尔·埃纳德承担了希腊起义军和列强干涉军军费的大头)，以及若干出于同一个宗教信仰(基督教)多少出了些力的欧洲小国，其中包括巴伐利亚王国———这块今天德国的领土。
天有不测风云，希腊刚独立，执掌大权的卡波济斯蒂亚斯就在1831年遇刺身亡。这让列强和大小债主们顿时紧张起来，须知，奥斯曼土耳其当时还没正式承认希腊独立(1832年才承认)，万一出现反复，岂不是白忙一场?于是，债主们在伦敦开会，决定给希腊人弄个国王，让他帮忙看着债主们的利益。
，希腊人自尊心很强，三大国直接派人去当国王不太合适，于是一合计，最终由本身就有德国血统的埃纳德出面作保，说服“小债主”———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把自己的次子奥托“贡献”出来，去希腊当“管债”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还是王子时，就曾在欧洲王室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希腊独立，希腊人对他一家多少有些好感。
这时候的希腊因经历连年战火，已是破败不堪，英、法、俄三国经过商议，批准了6000万瑞士金法郎的“纾困款”，交给路德维希一世。这笔钱实际上是银行家埃纳德垫出的。随后，巴伐利亚大大方方地送出奥托王子，并置办了一笔慷慨的“嫁妆”一个庞大的管理团队和整整3500名德国兵———当时希腊正规军还不足3000人。这个庞大的队伍搭乘英国军舰，浩浩荡荡开进希腊。
“债主国王”产生希腊情结
奥托1815年出生，1832年即位为希腊国王奥托一世时年仅17岁，而那个由3个德国人组成的“团队”，号称“三个摄政王”，是帮着列强、德国人和瑞士债主看债的，他们执政的主要思路就是加重税收，好向欧洲“债主”们还债，然后再借更多外债，应付庞大的行政开支。1835年，奥托一世开始亲政，可这个“空降”的希腊王国，依然是“德国味”十足的“债主王国”国王是德国人，王后也是德国人，首相、国防大臣和将军几乎都是巴伐利亚人。甚至，希腊的法律也是德国人订的，支柱产业———葡萄酒和啤酒由德国人垄断，建筑师、律师甚至希腊人引以为傲的艺术家，也多是德国人。一些内阁职务，如外交大臣，表面上是希腊人在担任，实际上还是德国血统。希腊人辛辣地把这个“希腊王国”称为“巴伐利亚债主朝廷”。
随着奥托一世逐渐成长，他开始产生“希腊国王情结”他经常穿着希腊民族服装到处走，努力让希腊人觉得他是“希腊人的国王”(这是和约严格禁止的，他只能称“希腊国王”)。正因如此，1843年希腊爆发“9·3革命”，德国顾问和部长们大多被希腊人赶走，当年独立战争的领导者们纷纷当上部长、大臣，可这位德国裔国王却留下了。这时又发生一件大事，让奥托一世一下子从“债主代表”变成了“本土国王”。
1850年，希腊发生骚乱，一个名叫帕西菲科的犹太商人在雅典的产业遭到抢劫。由于他出生在英国的领地直布罗陀，属于英国国民，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他向希腊漫天要价，英国首相也一度派舰队封锁比雷埃夫斯港。奥托一世强硬抵制，在法国的调停下豁免了大部分赔款，这一举措赢得许多希腊人的好感。奥托一世从中得到启示，此后不断在公共场合宣扬“伟大理想主义”，即让希腊恢复昔日横跨欧亚非的东罗马帝国领土，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国。这种民族主义论调，自然更讨希腊人喜欢。但这个梦想很快就破碎了。
乘英舰来，坐英舰去
前面提到，列强曾给了希腊6000万瑞士金法郎的纾困基金，但这些钱相当大一部分后来被英国人“认领”，1200万作为赎金直接给了土耳其人。如今奥托一世要“强国”，只好继续举债。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人和土耳其人开战，奥托一世觉得时机来了，立即组织“志愿军”猛攻土耳其，“收复失地”。可希腊人的两大债主英国、法国此次却和土耳其结盟，一番折腾后，“志愿军”全军覆没，英法舰队堵住比雷埃夫斯港，一堵就是3年，导致希腊经济崩溃，外债大涨。
希腊人同国王的蜜月也告结束，双方谁看谁都不顺眼。在希腊人眼里，这个“债主国王”不信奉东正教，在奥地利和意大利爆发战争时，支持同说德语的奥地利，而不是和希腊人在革命时代并肩战斗的意大利。更重要的是，奥托一世没有儿子，却打算再为希腊找个德国或奥地利王子做下任国王，这让希腊人越来越感到忍无可忍，开始掀起骚乱、政变，甚至企图刺杀王后。1862年10月，已被希腊人控制的军队趁国王在伯罗奔尼撒视察时发动政变，匆匆赶回的国王在雅典吃了闭门羹，不得不仓皇登上英国军舰回到巴伐利亚。
按照希腊人的说法，这个“债主国王”乘英国军舰而来，又乘英国军舰回德国流亡———奥托一世顽固地抱着“希腊国王”称号，甚至每天都要抽出几个小时专门讲希腊语，直到1867年去世。事实上，奥托一世被赶走的第二年，在列强首肯下，希腊人迎来另一位国王———来自丹麦的王子乔治。乔治一世在位期间依然与希腊人的“伟大理想”、外债纠缠不清。其间，因债务问题，希腊曾一度宣布国家破产，直到一战结束，才真正将这一问题解决。
上世纪初广东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
“学员肄业法政，原期为国家通达有用之才，允宜乐群敬业，共济时艰，无论官籍民籍及其职位尊卑，必泯化一切阶级门阀界域意见，一堂雍睦，而秩序自存，则他日从事政界，方免官民隔阂之弊……”亲爱的读者，这段半文半白的话，是我从广东法政学堂的章程里摘录下来的，如果你仔细研读，就会从中读出办学者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愿望。尽管强调规则与平等的法律精神与“尊卑有序”的传统伦理格格不入，法政学堂首任监督(即校长)夏同龢“普法于国民”的努力近乎于堂吉珂德与风车作战。但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在贫瘠的土壤里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就算到了100多年后的今天，仔细检视这颗种子萌芽的艰难历程，或许还能给我们带来些许启迪。
办学
上百地方官被迫入读
有意逃学者乌纱难保
要追溯广东近代法律教育的源头，咱们还得提一提成立于19世纪中期的广州同文馆。我们以前说过，官方之所以开办同文馆，就是为了培养信得过的外交人才。而要与洋人打交道，就必须了解国际法，所以，广州同文馆也开设了《万国公法》、《公法会通》等课程。不过，这些课程经常被视为“西艺”的附庸，开课时间很短，没多少人真正把它们当回事，而走科举正途出身的大小官员，除了一小部分热心洋务的人，更将其视为雕虫小技，不屑一顾。
法政学堂开课招生
地方官接触舶来品
广东法政学堂的开办，却使全省大小官员再也不能小看这些“西艺”附庸了。1905年，科举考试被正式废除，传统读书人顿失晋身之阶，科举正途失去了昔日金子招牌的效应，再加上时值清末新政，办理警政、管理中外商务、铁路和矿业等新兴行业，都需要全新的知识，尤其是法律知识。1905年11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广东学政于式枚联合上奏朝廷，称“世变日亟，学术日繁，东西各国政治法律颇具深意，多为旧日未所有”，故而奏请成立广东法政学堂，以“造就广东全省司法行政官吏”。两人的奏折不到半个月就被批准了，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南粤第一所法政学堂。
5个多月后，广东法政学堂正式开课招生，全省大小官员开始不得不与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构成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一大堆从没听说过的新名词打交道了。当时那些读惯了四书五经的旧式官吏，一看到这些新名词，肯定大多眼冒金星，想拔腿就跑。
地方官逃学受严罚
成绩优异者可升官
可他们不是想跑就能跑的。根据当时官方的规定，广东大大小小过百地方官，上至道府、下至知县佐杂，不管是实缺还是候补官员，也不管年龄是大是小，除非是在国外学过法政，或者职务重要实在走不开，否则一律要来学堂报名投考。如果该来的不来考，或者考上了逃避上课，都要记过停职，随即强迫入学，不毕业不许恢复官职。不过，有罚就有赏，按照规定，如果学员成绩优异，就有机会升官，或者换一个油水更多的岗位，如果是候补官员，那也可以优先安排差事。就这样，面对这样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全省大小官员只好勉为其难，开始学习各类让人头晕眼花的中西法律课程。
学堂课程庞杂艰深，管理规矩也颇为严格。学堂章程开宗明义，称“本校为研究法政学而设，各学员随时随事皆应自律于法则之中”。再往下看，不敬师长，蔑视学科、仪容不整、欺负同学、上课迟到、听课不抄讲义、提问不守规则，乃至在课堂内谈笑吸烟，都要记过，记过就要扣分，扣的多了，就要勒令退学，仕途必定大受影响。难怪《广东文史资料》(1963年第四辑)刊登的一篇题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的文章写道，学生在课堂外见到洋教习，都要鞠躬行礼，见到华人教习，则要作揖，如果在课堂内，等老师入座后，大家一起鞠躬行礼。这些斯文有礼的场景，大概都要拜那严格的管理规定所赐了。
状元东渡 立志普法于民
归国办学 苦心经营六年
作为南粤第一所法律专门教育机构，广东法政学堂的影响不容小觑。据相关资料记载，辛亥革命后，广东各地方法院，从院长到检察长，再到各庭庭长，几乎都是从广东法政学堂(辛亥革命后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的。可以说，它为广东的近代化培养了第一批亟须的法律人才。我们都知道，一所学校要办好，必有一位灵魂人物。早期广东法政学堂的灵魂人物便是其首任监督夏同龢。虽然今天已经很少有人听说过他的名字，但这个立志“普法于民”的近代法律教育先行者，曾是第一个自费出国留学的状元。留学归国后，他在法政学堂苦心经营六年，播下了第一颗法律精神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