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首功之臣皇甫嵩为何被贬为无能的将领？
平定张氏兄弟以后，皇甫嵩以左车骑将军的名号兼任冀州牧，爵位由原来的都乡侯升为槐里侯，享受八千户的租税。在冀州牧任上，皇甫嵩考虑到朝廷与黄巾军的激烈战斗给当地造成了巨大损耗，奏请免除冀州百姓一年的田租，得到皇帝批准。百姓感念他的恩德，纷纷传唱这样的歌谣：“天下大乱兮市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赖得皇甫兮复安居。”为官一任，能得到这样的美名，也算此生莫大的荣耀了。但在他人看来，皇甫嵩似乎可以走得更远一些。
曾做过信都县令的阎忠认为，经过黄巾军的折腾，刘家天下的实力已大不如前，况且朝廷内宦官当权，朝政混乱日甚一日，这正是改朝换代的绝好机会，而能够完成这桩大事的人选，非皇甫嵩莫属。他求见皇甫嵩，劝道：“将军的机会来了，一定要抓住啊!否则，一世英名将毁于一旦。”皇甫嵩不知是真聪明还是假糊涂，一脸茫然地问道：“此话怎讲?”阎忠说：“将军扫灭黄巾，功高震主，在冀州又深得百姓爱戴，皇帝怕是容不下您啊!即便皇帝不怀疑您，他身边的那群宦官哪个不嫉妒您，他们天天说您的坏话，皇帝要是哪天听信了，将军的处境肯定危险。”皇甫嵩说：“我为朝廷出生入死，对皇上忠心耿耿，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阎忠提醒道：“此言差矣!将军千万不要忘记韩信的前车之鉴，当年刘、项纷争之时，他倒向哪一方，哪一方就会胜，有人劝他顺势自立，三分天下至少可得其一，但他优柔寡断，没有抓住机会。结果呢?天下统一于刘姓后，因为处处受到压制，他又后悔跟着刘氏走了。可悔之晚矣，吕后一个妇人就能置他于死地。历史的教训不可不细细思量。”
除了指明皇甫嵩处境之险恶，阎忠还提出了改朝换代的基本策略。他建议皇甫嵩凭借自己在军民中建立的声望，以冀州为根据地，传檄天下，托名诛除宦官，进兵洛阳，夺取朝廷控制权。然后就可以假借天命，逼迫皇帝禅位给皇甫氏。但皇甫嵩似乎从未有过此种念头，闻听阎忠一席话，他感觉很恐怖，说道：“非常之事须待非常之势，建立新朝代，岂是平庸之人办得到的?我这几年能博得些微声名，不过是因为作战对象乃黄巾乌合之众而已，并不是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冀州百姓虽然对我印象不错，但我在此地时日不长，想让他们为我卖命，恐怕是不可能的。再说普天之下皆知当今皇帝姓刘，我若起事，在名份上就是叛逆，上天也不会保佑我的。我还是忠于朝廷，恪守臣子本分比较好。即便朝中有人陷害我，最多也就是解甲归田，我好歹还有战功和民望流传后世，这我就很满足了。你说的事，大逆不道，我听着就后怕。”皇甫嵩既然不愿背叛朝廷，阎忠的处境就很微妙了，他担心万一阴谋泄露，自己难免脑袋搬家，于是便离开了皇甫嵩。
在冀州仅仅呆了四个月，皇甫嵩又被派往关中镇压以边章、韩遂为首领的叛军。这支叛军来自金城郡(今甘肃、青海交界)，其中夹杂着不少羌人，战斗力较强。他们一路东进，日益迫近三辅地区。所谓三辅，是指西汉设立的拱卫都城长安的三个行政区，分别叫做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东汉沿用了这些行政设置。由于三辅是西汉皇帝陵墓所在地，而东汉开国之君刘秀又认为自己打败王莽是复兴了汉家天下，因此，一直很注意对西汉帝陵的维护。金城叛军逼近三辅，意味着皇家祖坟受到威胁。万一祖坟被掘，那对皇帝来说，将会是奇耻大辱。为守住三辅，维持朝廷的面子，皇帝便又想到了皇甫嵩。不过，关中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迟迟未能取得突破性战果。
前线困局持续的同时，皇甫嵩还面临着宫廷宦官赵忠、张让的陷害。起初征讨张氏兄弟时，皇甫嵩行军经过邺城，看到赵忠的私家宅院规模宏大，超越了礼制规定，便上奏朝廷，予以没收。而张让曾向皇甫嵩索要五千万钱，遭到拒绝。因此，两人对皇甫嵩恨之入骨。皇甫嵩在冀州时，由于是刚刚立下大功，并且很得民心，赵忠、张让一时还抓不到他的小辫子。待到他进入关中平叛，连续数月不能报捷，赵、张二人迅速意识到泄愤的机会来了，向汉灵帝抱怨说：“皇甫嵩显然不能胜任，已经几个月了，浪费了朝廷这么大财力，丝毫没有进展。这样的无能之辈，应当撤职查办!”灵帝听信了宦官的谗言，于185年7月命令皇甫嵩还朝，还免掉他的左车骑将军名号，降爵为都乡侯，所享受的租税也由原来的八千户减为两千户。
短短的九个月时间里，皇甫嵩由剿灭黄巾的首功之臣被贬为无能的将领。史书没有明确告诉我们，皇甫嵩究竟是怎样看待自己所遭遇的大起大落的，但际遇的转变如此剧烈，对任何人来说都难免要经受一次巨大的心理落差，皇甫嵩的心情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
载沣的伤心来自这样一个现状：就目前形势而言，除了袁世凯，还有谁能够指挥北洋新军?关键时刻，不但连庆亲王这样的皇室宗亲都靠不住，而且没有一个皇亲国戚能够血气方刚地站出来为大清王朝力挽狂澜!
京城开始实行戒严，军警突击检查火车站、会馆、旅店以及各种公共场所，禁止戏园夜场和晚间电影，并通知各报纸，如刊登湖北的消息，不得捏造和传播谣言——各报纸可以不在报上登湖北的消息，但在报馆门口贴出类似大字报之类披露武昌情形的“揭示牌”，官方不能说是违法的，于是“围聚而观者，日辄不绝”。了解了武昌的事变后，人们转身奔向银行，带头挤兑的当然是那些王公贵族：王公贵族纷纷将存款转入外国银行，对外国银行提出的不计利息的苛求一并接受，而且开始把家眷往外国租界里迁移，一时间租界里的旅馆租金大幅猛涨。更有甚者，一些满族大员以保卫满人为借口，调集数千旗兵进入京城，扬言要杀尽汉人，一时间人心更乱。那些原籍南方的中小京官认为，很可能这辈子都回不了老家了，不如趁现在赶紧走，于是“北京东车站的站台上行李堆积如山，儿啼母唤，失物寻人，纷乱不堪。京奉铁路慢车停开，快车只卖二等票;京汉铁路只卖到黄河北岸，而且开车钟点也没有一定”。
接下来，载沣最为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南下部队各级军官消极怠工，违抗命令的事时有发生，部队行进速度极其缓慢，以致到了河南境内竟然走不动了——南下部队大多是北洋新军，荫昌以留学生资历跻身军中显贵，北洋军官兵没人看得起他。
迫于危急的形势，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终于提出了那个他们早就一致认为的合适领军人选——袁世凯。
这一提议令载沣震惊。
载沣
摄政王震惊的原因是：明知袁世凯是皇室的仇人，好容易将他从权力中枢赶走，庆亲王奕劻的这个主张，无异于对载沣乃至皇权的极大蔑视。徐世昌是袁世凯的故交，附和庆亲王可以理解，那桐怎么也与庆亲王一唱一和?
“内庭议起用袁项城，监国不应，且哀泣。”
不同意罢了，哭什么?
载沣的伤心来自这样一个现状：就目前形势而言，除了袁世凯，还有谁能够指挥北洋新军?关键时刻，不但连庆亲王这样的皇室宗亲都靠不住，而且没有一个皇亲国戚能够血气方刚地站出来为大清王朝力挽狂澜!
此刻，在河南彰德老家的袁世凯，表面悠闲，心里却忙得厉害。
太行山脚下的彰德，是京汉铁路经过的地方。袁世凯居住的洹上村有洹水流过，水面上架着一座小桥，袁世凯将此地题为“圭塘”。被免职归家后，他极力做出不问世事的样子，常与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并刻有《圭塘唱和集》。他甚至还如同演戏一般，穿上一件蓑衣，泛舟水面，扮作渔翁专注垂钓的样子，并特请照相师拍照——这幅被袁世凯题为《烟蓑雨笠一渔翁》的照片最终发表在报纸上。但是，没人相信袁世凯甘愿过这种闲云野鹤的日子，这张钓鱼照恰恰暗喻着他正耐心地等待着时机。袁世凯的庄园绝不是个休养的僻静之所，他的儿子袁克定在农工商部挂了个右参议的官衔，实际上就是袁世凯在北京的“联络处主任”，这条伸向京城的触角甚至延伸到各国公使馆，其中联络最紧密的当属英国公使朱尔典。袁世凯的庄园中隐藏着一个电报房——这或许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私人电台——从中枢大吏到各省督抚，电报来往之频繁令袁世凯每天不得不花费几个小时“处理公务”。来到袁氏庄园的亲朋幕僚更是络绎不绝，当然，来访最密的还是北洋系的党羽和将领。
袁世凯
当年朝廷罢免袁世凯的时候，御史江春霖曾在弹劾庆亲王奕劻的奏折里特别提醒摄政王载沣，袁世凯仍旧具有不可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势力。包括载沣在内，所有对袁世凯存有戒心的皇族，都对此了如指掌。但是，他们没有采取任何制约措施，或者说，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措施可以采取。
载沣明白，从民间到中枢，日渐激化的满汉矛盾令任何一位汉大臣都不可靠;而包括那桐在内的那些满族亲贵，也早已被袁世凯的银子养得六亲不认了。至于庆亲王，除了银子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已在政治上与袁世凯结成同盟，如果他认为把武卫军调进城来，仍不足以保障其安全的话，那么起用袁世凯对于他来讲最为有利，无论日后世事将如何变化。至于对大清王朝是否有利，这个一辈子享受朝廷俸禄的老王爷想都不愿意想。
接着，各国公使馆在起用袁世凯的问题上一起向载沣施压——至少在武昌起义刚刚爆发的时候，列强们不愿意看到大清国动荡，尤其是有大批贷款业务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他们急需寻找一个能够迅速平息事态以维护其在华利益的最合适的人选。为此，四国银行的美方代表司戴德公开表示：“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司戴德的呼吁在列强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英国公使朱尔典、美国公使嘉乐恒多次会见载沣，希望迅速起用袁世凯。
14日，荫昌率军才走到信阳与孝感之间，南方各地不断发生响应武昌起义的事件，使庆亲王奕劻对摄政王载沣最后摊牌了：23日(农历)由奕劻向载沣提出起用袁世凯的意见，但载沣并不表示态度。奕劻说：“当前这种局面，我是想不出好办法。袁世凯的识见、气魄，加上他一手督练的北洋军队，如果调度得法，一面剿一面安抚，确实有挽回大局的希望。不过这件事要办就办，若犹豫不决，就怕民军的局面再一扩大，更难收拾了。并且东交民巷也有‘非袁出来不能收拾大局’的传说。”当时那桐、徐世昌也从旁附和，但载泽是反对这个意见的，不过他也拿不出什么办法。载沣同隆裕商量，隆裕束手无策，考虑了些时候，也只好姑且答应了，但是她要奕劻保证袁世凯“没有别的问题”。连隆裕太后也隐约感到了起用袁世凯必有可能带来“别的问题”。
反对起用袁世凯的皇族镇国公载泽，不但与瑞瀓是儿女亲家，而且他和瑞澂都是隆裕太后的近亲。武昌兵变后，庆亲王力主严惩弃城逃跑的瑞澂，载泽得知后立即通过隆裕太后的关系，将上谕里对于瑞澂的处治意见由拿解京城“交法部严讯治罪”改成了“仍著暂署湖广总督”戴罪立功。史书记载：未能重办瑞瀓，为地方大员开了一条“恶例”，导致随后各省官吏弃城逃走之事屡见不鲜。对此，载泽所负罪责“难逃公论”。
一向不问政事的皇族溥伟，此时可谓旁观者清。他认为袁世凯对大清“鹰视狼顾，久蓄逆谋”，值此“触目时艰”之际，起用他就犹如“引虎自卫”。如果非用不可，也要安排“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但是，载沣的一句“都是他们的人”，让本已忧患的溥伟顿觉悲凉：
……忽起用袁世凯督师，复谒醇(醇亲王载沣)邸，叩其因。醇邸以袁四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余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醇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余曰：“纵难收回成命，可否用忠贞智勇之臣，以分其势?”醇王问为谁。余曰：“叔监国三年，群臣臧否，自在洞察，伟(溥伟)不在政界，何敢谋此。”醇王曰：“都是他们的人，我何曾有爪牙心腹。”……余知不可谏，太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