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马关战争rdquo;令日本武士阶层幡然觉醒奋发
“马关战争”令日本武士阶层幡然觉醒
《日本新华侨报》我了解到，您是山口县下关市的出身，所以想先从您的出生地谈起。下关曾经是尊王攘夷派的据点，长州藩是讨幕运动的主力。明治维新后，长州藩更成为政府的权利中坚，在政界和军界形成了派阀支配。作为日本武士阶层，长州藩是如何从地方走向中央的？
横山宏章我父亲就出生在长州藩的支藩——长府藩的士族之家，所以我从父亲那里听说了很多活跃在幕末到明治维新期间的长州志士的故事。
在历史上，下关经历过两场著名的战争。第一场是大约1185年，源氏和平家在坛之浦的海战，胜利了的源氏在日本确立了第一个武家政权。第二场是1864年的下关战争。
德川幕府长期以来实行锁国政策，却被来自美国的柏利舰队打来了国门。1854年，日本和美国签订《日美和亲条约》，日本的对外政策由锁国改为开国。对此，日本国内有不少反对的，尤其是主张“尊王攘夷”的长州藩。尊王攘夷里的“攘夷”，就是排除外国人。1863年，长州藩炮轰在下关海峡经过的外国船只。1864年，也就是中英鸦片战争的20年后，英、法、荷、美四国联军共17艘舰船开到下关进行复仇，将下关海峡周边的前田、坛之浦、彦岛的长州藩炮台逐个占领、破坏。长州藩彻底失败。我要说明的是，当时的下关还叫“马关”，所以日本又称这场战争为“马关战争”。
这次失败，让长州藩受到了很大的教训和打击，长州藩藩士意识到，“尊王攘夷”不符合世界潮流，应该调整方向，改为“尊王开国”，积极学习海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让日本成为能够对抗欧美的国家，日本的生存之路、发展之路，就在于建设近代化。与此，他们还认识到，光靠特权阶级的力量，是不能够与外国对抗的，要唤醒民众的意识，联合民众的力量。
真正实现这种想法的，是长州藩的一个年轻藩士，叫高杉晋作。他创立的“奇兵队”融合了农民和商人等阶层，并最终支配了长州藩的藩政，成为讨幕运动的主干。长州藩也就是这样由地方走向中央，并最终成为明治政府的中坚力量。
现在，下关的坛之浦炮台遗址还陈列着一些大炮的复制品，也就是战败纪念品。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将屈辱的战败纪念品放在那里呢？因为正是这场战争，让长州藩意识到自己愚蠢地选择了有反国际潮流的“尊王攘夷”路线，也正是因为这场战争，长州藩才重新确定了开国、讨幕的道路。这是一场唤起觉醒的战争，那些战败纪念品陈列在那里的目的，不是提醒后人我们曾经被欧美列强攻击过，而是提醒后人我们要进行自我反省，及时觉醒。
鸦片战争失败后，被迫打开了国门，于是一直谴责英国和欧美列强的侵略。但日本不这样做。日本反倒觉得是欧美列强让日本得以开国，得以调整方向，得以反省自己的不中用，所以才会快速推进明治维新，发展现代化国家。在谈到历史教训时强调的是被侵略，日本强调的是自我反省，以及反省之后的再生。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确立了他在蒙古贵族中的统治地位。，这时西北诸兀鲁思实际上各自分立，大汗的统治地位和诸兀鲁思与大汗的关系已不同于成吉思汗、窝阔台时代;和林也不再是政治的中心。忽必烈以汉地为根基，依靠汉人地主的支持夺得汗位，因之不能不以汉地为中心，建立起元朝的统治。
建国号
自从一二○六年成吉思汗建国以来，以族名为国名，称大蒙古国，而没有象北魏和辽、夏、金那样建立国号。忽必烈称汗后，建年号“中统”，但也没有另立国名。一二七一年十一月，在建国十多年之后，他的统治地位已经逐渐巩固时，才正式建国号为“大元”。下诏说“顷者耆宿(指子聪等)诣庭，奏章申请，谓既成于大业，宜早定于鸿名”，“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忽必烈依据汉族的古代文献《易经》，改建国号为“大元”，这就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已不只是属于蒙古一个民族，而是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
建都城
窝阔台建和林，作为蒙占国家的统治中心。忽必烈建开平，成为称汗建国的基地。但忽必烈已将中原地区作为他的立国基础，开平显然不适于作为国家的都城。一二六三年五月，忽必烈升开平为上都，作为驻夏的纳钵。一二六四年八月，又下诏燕京(金中都，金亡后称燕京)仍改名为中都，作建都的准备。
僧子聪是忽必烈在和林最早信用的汉人幕僚。一二六四年，王鹗上奏，说子聪“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应当让他还俗作官。忽必烈诏令僧子聪复姓刘氏，赐名秉忠，拜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一二六六年，忽必烈命刘秉忠在中都营筑都城宫室。同年，又命已经致仕的张柔与行工部尚书段天祐等同行工部事，提督宫城的修筑工程。刘秉忠等选择金中都城东北，太液池琼华岛的周围，作为新都的城址，筹画修筑周回六十里的新城。忽必烈建立“大元”国号后，一二七二年二月，采刘秉忠议，改中都为大都，宣布在此建都。一二七三年，大都宫殿建成。次年正月元旦，忽必烈在正殿接受朝贺。元朝从此即定都在大都(北京市)。大部代替和林，成为元朝多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心。至此以后，明、清两代，北京一直是国家的首都。元大部的修建，影响是深远的。
造文字
忽必烈在汉地建国建都，但他并不象辽太祖阿保机那样“能汉语”，更不象北魏孝文帝或金世宗、章宗那样通晓汉文化。蒙古贵族中通晓汉语文的人，也为数极少。忽必烈建国后，仍然十分注意保持和发展蒙古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一二六○年十二月，忽必烈封吐蕃萨迦的八思巴为“国师”，命八思巴率领一些吐蕃语文学者重新创制蒙古文字。成吉思汗建国时，曾由塔塔统阿依据畏兀字母拼写蒙古语言，制成蒙占文字行用。
这种文字已通用了近六十年。忽必烈命八思巴新制蒙古字，则是适应元朝多民族国家建立后的需要，要求拼写蒙古语的新字，还能译写其他民族的语言，主要是汉族的语言。新字制成后，一二六九年(至元六年)二月，由忽必烈正式颁行。原称蒙古新字，后改称蒙古国字(通称八思巴字)，成为国家法定的官方文字。整个元朝统治时期，凡是皇帝的诏旨和一切国家颁发的文告、法令、印章、牌符、钞币等一律使用国字。蒙古国字还用来翻译汉文的经、史等文献，供蒙古贵族子弟学习，加强了蒙、汉、藏等民族的语言文化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