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的变化：从恩人盟友到仇人对

　近年来，随着伊朗核问题的加剧和中东安全局势的不断恶化，人们对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的未来充满了各种猜测。

　　从历史上看，犹太民族与波斯人(伊朗人)的联系并不十分密切。而近现代以来的以色列与伊朗的主要联系集中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后一直到目前这一阶段。

　　伊朗与以色列的渊源

　　以色列犹太人的先祖与伊朗人的先祖波斯人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2500多年以前。公元前11世纪古以色列王大卫统一犹太各部族，建立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之后分裂为南北两国，以色列王国和犹太王国。

　　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国王尼布贾尼撒攻克犹太王国都城耶路撒冷，城中财富被洗劫一空，圣殿被付之一炬，巴比伦人将犹太人押往巴比伦为奴，史称“巴比伦之囚”。

　　波斯人在公元前2000年进入了今天的伊朗境内。公元前550年波斯国王居鲁士建立了波斯帝国。居鲁士征服了巴比伦王国以后，把历代巴比伦国王掳掠来做奴隶的各民族的人释放，并派军队护送他们回故乡，并以人力物力支援重建他们的家乡和文明。其中，沦为“巴比伦之囚”的古犹太人正是得益于居鲁士的“民族解放”政策而得以回到故土复国。

　　开明的居鲁士还把尼布贾尼撒掠夺的5400余件耶和华圣殿圣物交给了犹太人，这让犹太人尤为感激。因此居鲁士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威望可想而知。回到故国的犹太人在第一圣殿的废墟上重建了圣殿，史称第二圣殿，同时恢复了国家，并持续了400余年的自治。

　　波斯帝国无疑是“巴比伦之囚”的解放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今天伊朗人的先祖波斯王居鲁士大帝的解放，可能就没有后来的犹太人，也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对波斯人在民族感情上应该存有好感。

　　公元前330年，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伊朗先后遭到希腊人、阿拉伯人、突厥人、蒙古人、阿富汗人的入侵和统治。近代伊朗又沦为英国和沙俄的半殖民地。

　　1921年2月，军官礼萨汗·巴列维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建立巴列维王朝。第一次复国后的犹太国家也历经亚历山大大帝的入侵、托勒密王朝的管辖和塞硫古王朝的统治。

　　公元前65年巴勒斯坦地区被罗马帝国占领，犹太人的国家不复存在。犹太人开始了背井离乡、流浪异地的长期民族漂泊史，一直到以色列建国。

　　两国间的准同盟关系

　　从以色列建国一直到伊朗巴列维王朝倒台的三十多年里，以色列与伊朗关系一直很亲密，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准同盟关系，也有人将这一时期界定为两国关系史上的战略联盟期。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以色列曾利用伊朗作为一个中转站，把伊拉克的犹太人送往以色列。1950年3月伊朗在事实上承认了以色列国的地位，但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努力受到了伊朗国内保守的伊斯兰宗教势力什叶派势力的强烈反对。

　　伊朗作为中东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对以色列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在联合国投票反对以色列进入联合国，但同时也表示不愿介入阿以冲突。

　　1957年底，伊以重修旧好，两国关系得到了较快发展。由于伊朗国内宗教势力及激进阿拉伯国家的反对，当时巴列维国王只能将与以色列的关系维持在事实上承认的框架内，这也为伊朗和以色列关系确定了基本模式。

　　上世纪50年代的以色列虽然在巴勒斯坦战争和苏伊士运河战争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这并没有使以色列获得真正的安全。1958年以色列提出了“外围联盟”的政治策略，希望与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地区非阿拉伯国家结成联盟。

　　巴列维国王着眼于地区安全格局，认识到伊朗的安全在以色列的“外围联盟”框架内能够得到最好的维护。加之1963年巴列维开始推行的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白色革命”导致了伊朗国内的不稳定。与此同时，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恶化。

　　面对内忧外患，巴列维国王加快了大力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步伐。伊朗向以色列大量出口石油，以色列帮助伊朗发展农业并向伊朗出口武器装备。可以说，共同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是这一时期以伊两国关系繁荣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运用石油武器使巴列维国王对阿拉伯国家的力量有了进一步认识。巴列维国王开始意识到，伊朗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地区大国地位的实现，必须要获得阿拉伯国家的承认。

　　同时，全球国际关系在上世纪70年代整体趋向缓和，虽然以色列在巴列维国王的战略思维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紧迫。因此，伊朗在继续加强与以色列传统关系的同时，开始重视培养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友谊。但当时两国所面临的地缘政治环境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从长远角度看，两国都不希望看到双方离得太远，因此在很多领域也有很多新的合作。

　　伊朗与以色列逐渐交恶

　　1979年1月，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国王被迫流亡国外，宗教领袖霍梅尼回国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由于巴列维王朝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和美国在阿以问题上对以色列的偏袒和支持，霍梅尼把反对巴列维国王的斗争总是与反美反以交织在一起，因此霍梅尼对以色列国家的理解与认识就决定了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与巴列维时期相比必然会发生根本性改变。

　　在新世纪以来的以色列和伊朗双边关系中，有两个关键性的节点，第一个节点就是“9·11事件”。“9·11事件”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把伊朗列在支持国际恐怖主义国家的黑名单之首，还把伊朗称为“邪恶轴心”。

　　从地缘政治看，“9·11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对伊朗的包围态势，从而导致了伊朗的地缘安全环境急剧恶化，随着伊朗安全环境的恶化，伊朗国内保守派势力进一步加强。

　　由于阿拉伯世界一致认为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一直偏袒以色列，伊朗也认为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伊朗国内逐渐强势的保守派也一贯指责美国在中东的霸权行径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可见后“9·11时代”的伊朗和以色列关系的恶化就绝非双边关系层面那么简单，复杂的地区安全格局和宗教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导致了后“9·11时代”伊以关系的持续恶化。

　　新世纪以来的以伊双边关系中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就是“伊朗核问题”。2003年初伊朗宣布提炼出核电站燃料铀；2004年11月底，伊朗宣布中止铀浓缩，这使得伊朗核问题一度缓解。

　　可是到了2006年年初，伊朗再次恢复了已中止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伊朗核问题再次引发局势紧张。

　　对伊朗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忧虑让以色列人倍感焦虑，以色列官员和军事将领多次在公开场合呼吁国际社会向伊朗施加政治和经济压力，并且暗示，如果国际社会施压无法阻止伊朗核武器计划，以色列可能将单方面动用武力，打击伊朗的核设施；而伊朗也不甘示弱，对以色列进行口诛笔伐，指责以色列的霸道和蛮横。

　　针对以色列不断的武力恫吓，伊朗国防部长曾经针锋相对地明确警告说，如果以色列敢于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以牙还牙，摧毁以色列的迪莫纳核基地，并让“这个犹太国家在地球上不复存在”。

　　就目前形势而言，以伊两国在可预见的将来真的会兵戎相见吗？回答这个问题，除了要考察以色列和伊朗双方的意愿和实力外，大国因素，尤其是美国因素在两国“战与和”这一问题上的作用是决定性的。

　　美国在对伊朗“战与和”问题上面临着两难困境，这也是以色列政府必须要面对的。考虑到以色列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很难想象以色列在没有美国的默许或支持的情况下会对伊朗动武。换句话说，如果以色列要想对伊朗发动像伊拉克战争那样的全面进攻，如果没有美国的全面参与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是凭以色列的国家实力和意愿，在可见的将来在美国默许的情况下，以色列单方面对伊朗采取局部打击核设施的攻击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伊朗核问题持续恶化导致了地区格局的全面失衡或者伊朗直接对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可见的现实威胁。

　　以色列一旦对伊朗全面开战，不仅会对中东局势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地区地缘环境和全球安全格局都将产生重大而直接的震动和影响。以色列和伊朗两国间的问题绝非单纯的双边关系那么简单，因为在该地区，地缘政治和大国博弈因素永远是主导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