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传贤】顾维钧为什么是战犯 顾维钧为何差点

顾维钧

　　近代三个外交家，满清有李鸿章，中共有周恩来，国民党有顾维钧。顾维钧更是被称赞为民国第一外交官，他为国家、民族而奋斗在国际舞台，一生热爱国家和人民，但却被定为战犯，这是为什么？

　　顾维钧为什么是战犯？

　　1948年12月25日，共产党宣布头等战犯名单，被列入该名单的人计43人。中共方面特别强调全部战争罪犯名单有待于全国各界根据实际情形提出。但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例如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李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达、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人，则是罪大恶极，国人皆曰可杀者。应当列入头等战犯名单的人，自然不止此数，这应由各地身受战祸的人民酌情提出。人民解放军为有权利提出此项名单者。

　　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的角逐中，在面临着命运抉择的重要关头，顾维钧又一次站错了队，成了蒋介石集团的一员，他被列为战犯也是情理之中。

　　顾维钧虽一直主张党派间的政治纷争应止于国内，外交官应保持政治中立。，在面临政治道路抉择的时候，他无法超然物外，这是卷入政治旋涡之中人物的必然结果。顾维钧对共产党的态度始容后斥，发生了180度大转弯。这种变化始于1946年，当年3月，他自联大代表任上回国述职，亲身感受了国共之间日益激化的冲突。蒋介石曾单独询问他对国共问题的看法，顾主张蒋介石应该在政府中坚定不移地与中共合作，不要以军队优势解决问题。但事后他在广泛接触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李宗仁、杜聿明等国民党要人之后，觉得国共之间要达到政治妥协希望渺茫，他对共产党的态度遂起变化。同年6月，顾即将赴任驻美大使时，蒋单独与顾维钧谈话、讨论国共问题时，顾表示，为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使用武力不失为一项办法。

　　顾维钧对共产党的态度，由中立而敌对，深层次原因有二个方面

　　，他自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文化，传统观念使得他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青少年时代他又长期在教会学校读书，留学美国，西方文明和美式政治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因素，使得他既接受多党政治格局，又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难以接受。，是美国政府的态度。1946年，美国政府特使马歇尔调处国共矛盾，但已形成冷战思维的美国政府已经把天平的指针倾向蒋介石。这也导致顾维钧对国内国共两党间的矛盾，延伸致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自由世界阵营间的矛盾，作为即将赴美就任驻美大使的他，无法回避国内政治问题，必须两取其一。

　　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凡40余年，像他这样终生从事并活跃于外交舞台的人物，在近代史上是很少出现的。他的一生见证了整个民国外交历史，也为中华民族摆脱屈辱、赢得国家尊严作出了贡献。历史人物、政治人物，总是两面的，我们看待历史人物也需要历史和辩证的态度。

　　是非功过众说纷纭，但顾维钧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他故意泄露了《二十一条》。让国人知道日本的野心和政府的无能。是他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拒绝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利益。据理力争，拒绝在巴黎合约上签字。是他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参与国联坚持进入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对调查团施加影响，为博取正义。是他在美国奔走呼号，为抗日争取援助。

　　他是共产党的战犯，但不是人民的战犯。

　　顾维钧为什么险些被炸死？

　　1932年2月，李顿调查团先抵达日本，受到日方的热情接待。3月14日，调查团到达上海，而后抵达北平，准备前往东北。就在这个时候，中日双方对进入东北的路线产生分歧，日方要求从水路先到大连，而中方要求走山海关，因为大连从日俄战争后就已转租给日本，而且在九一八事变中没有战事;而陆路在山海关一线，日本关东军与军队仍有着军事冲突。日方让调查团走水路，就是不想让他们看到日本侵略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