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柴也曾是奢侈品：作为贡品被进贡给清道光皇

　　　火柴，老一辈人都叫它“洋火”，顾名思义它是个舶来品。清朝道光年间，西方国家以“火柴”作为高级礼品向道光皇帝朝贡。此后，火柴作为商品被大量引入，它顺利地敲开了的大门。为了抵制国外火柴厂的垄断，民族资本走上了创办火柴厂的艰辛道路。 100多年来，火柴业历经风雨，承载着一个民族的记忆。

　　道光年间火柴是奢侈品

　　据《深圳晚报》报道，1827年，英国化学家约翰·沃克发明了与现代火柴相近似的引火棍，并开始参照自己发现的办法研制火柴。1827年4月7日，约翰· 沃克出售了他制作的第一盒火柴。他的火柴一盒有84根，售价一先令。火柴盒的一端贴有一小片砂纸，把火柴头夹在砂纸中间，向外一拉，火柴便点燃。1830 年出现了黄磷火柴，这种火柴一经摩擦即可引燃，但容易出危险，而且它的烟有毒。1835年，有人发明了安全无害的赤磷火柴。到1848年，德国人又发明了今天通用的安全火柴，使用火柴的人更多了。

　　火柴是怎样传入的呢？道光年间，西方国家以火柴为高档礼品向道光皇帝朝贡，这新奇的洋玩意立刻引起了皇亲国戚和重臣富商的惊叹与追逐。外商瞄准商机，将火柴作为商品大量引进了市场，“洋火”由此得名并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点燃。在那时候，这神奇的“洋火”，对老百姓来讲还是一种奢侈品。关于这段历史，晚清文人孙玉璋所撰写的《异闻琐录》(同治九年四月刻本)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道光间，英夷所贡杂物，多谣巧好玩。中有自来火者，长仅盈寸，一端五色洋药，擦之而火爆发。士大夫见之莫不惊奇，以为鬼物。今各大商埠均有市者，唯索值厅昂，非豪商显宦无力求之耳。

　　佛山出现第一家民族火柴厂

　　为不依赖进口火柴，国人开始创办火柴厂，独立生产火柴，并为之进行了不断的尝试。火柴厂的出现，使得“洋火”不再只是来自“洋人”。

　　1879年，华侨商人卫省轩在广东省佛山县投资创办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办的火柴厂，名为巧明火柴厂。该厂初开办时，资金短缺，全靠手工操作，工人多是水上居民，生产规模有限，每天仅生产数箱(每箱7200盒)火柴。，作为我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办的火柴厂，它具有重大的意义。随后，巧明火柴厂扩大业务，迁至缸瓦栏(今中山路火车站附近)，并转用机器生产。但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产量低而成本高，老百姓购买力低，日本火柴在倾销等等原因，至1908 年，惨淡经营近30年的巧明火柴厂终因亏本严重而宣告停业，后由日本人接手。 19世纪20年代，瑞典火柴猛攻市场，我国民族资本火柴厂纷纷倒闭，巧明火柴厂也不例外地第二次宣告倒闭。此后，该厂经理尹景年集资收购厂子，并在广州芳村开办巧明公记火柴分厂。经过公私合营，以及火柴行业数度合并等改革，巧明厂名依然存在，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才改名为广州火柴厂。

　　1880年，外资介入火柴业，在上海苏州河南岸建立起了规模较大的火柴厂，名为燧昌自来火局。接着福州耀明火柴厂、长春广仁津火柴厂以及吉林、重庆等火柴厂也纷纷建立起来。到1903年，全国火柴厂已达到18家，1913年增至70家。由于这些火柴厂的设立，的火柴进口量锐减1913年进口火柴56万箱，递减至1920年，进口数就降至约17万箱；到1923年更降至4.49万箱。自主创办火柴厂、不依赖进口火柴，使得火柴业开始扎根于，并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

　　20世纪80年代达到顶峰

　　火柴业在撒下种子后，虽然经历风雨无数，但也获得了不少丰收。 1920年，火柴业迎来了兴旺的一年，这年民族资本开设了23家火柴厂。其中，包括有“火柴大王”之称的刘鸿生所创办的鸿生火柴厂。1920年10月，鸿生火柴厂正式开工生产。当时全厂拥有各式设备40余台，职工1700多名，每天能生产40多箱火柴。为保证质量，该厂的主要设备和主要原料都从日本、德国引进，刘鸿生还高薪聘请日本技师到厂传授技术、培训工人。可是产品的质量终是不如人意，结果导致该厂连年亏损。 1924年，刘鸿生接收他岳父经营的老牌的燮昌火柴厂，这给鸿生火柴厂注入了不同的血液，提高了它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工厂扩大后，还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刘鸿生清楚地认识到，要扩大销售，扭亏为盈，就必须解决火柴的化学配方问题。为此，他高薪聘用林天骥教授为总工程师。林天骥到职后，和技术人员一起，经过半年多的实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彻底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为提高赤磷面的质量，刘鸿生又购置了磨磷机。后又经过不少改革，鸿生火柴厂的火柴质量得到不断提高，受到用户的一致认可。它的火柴也成为国产名牌产品，而且远销越南等地，打入了南洋市场。

　　在当时，瑞典的火柴垄断着世界火柴市场。 1924年后，瑞典的凤凰牌火柴占据进口火柴的绝大份额。而且，瑞典火柴商凭着自己的产品成本低，从1927年开始，不惜降价倾销，企图挤垮的民族工业，此时的鸿生火柴厂也面临巨大威胁。 1930年，瑞典火柴卷土重来，国内的许多火柴厂纷纷倒闭。经过反复思考，刘鸿生认识到，自救必须要将同行业的各个公司合并起来，共同抵御瑞典火柴的侵入。正为亏损严重而发愁的荧昌、中华二厂，立刻积极响应了“鸿生”的号召。 1930年7月，三家火柴厂正式合并，成立大中华火柴公司，公司各厂的生产面貌也大为改观，当年产量和销售量都达到了全国火柴产销量的22%，大中华成为最大的火柴公司。

　　1949年新成立以后，各级政府大力扶植火柴行业，并不断对火柴生产进行技术革新，火柴业得到快速发展。 1988年，火柴生产达到了高峰，全国大大小小的火柴厂有151家，年生产能力达到3000万件。

　　火柴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火柴业也是如此，在经历发展高峰后，也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上世纪90年代初，打火机在出现，并凭着方便、轻巧、新潮等特点得到广大群众的喜欢。渐渐地，已成为打火机的主要生产国、输出国，目前打火机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70%。打火机在的发展，使得火柴市场形势急转直下，各个火柴厂家均出现了滞销状态，库存积压，火柴厂出现倒闭潮。 2007年9月，武汉火柴厂整体出售，这家走过百年风雨的老厂“寿终正寝”。至2012年9月，曾享誉火柴界的“五朵金花”泊头、开封、安阳、济宁、蚌埠等5家火柴厂全部退出历史舞台。

　　追溯火柴业衰落的原因，不只是打火机的出现。许多老火柴厂在机构设置、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用工制度等未能适应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必然被淘汰。

　　一百多年过去，火柴业在历史的尘烟中逐渐隐去，关于火柴的记忆，也深深地印在了不少人的心中。泊头作为京杭大运河沿线的一座城市，正逐渐加大当地旅游文化的开发和建设，其中就包括筹建泊头火柴博物馆。希望这个博物馆可以留住这段历史。

　　陈宝琛是历史上一位帝师，这个“”体现在两个层面作为大清王朝溥仪这位末代皇帝的老师，亲见宣统退位，民国降临，从此之后再无帝制，从时间上讲，他是一位帝师;他作为溥仪的智囊，即使历史大潮已滚滚向前，但依然想要挽狂澜，帮助爱新觉罗重新“入主中原”，从个人品格上讲，他也是一位帝师。和之前提到的帝师张谦宜不同，陈宝琛的人生少了很多闲适，多了不少凄凉。这位帝师有着怎样的个人境遇，他跟青岛又有怎样的关系?

　　年纪轻轻就考中进士

　　陈宝琛(1848～1935年)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字伯潜，一字伯泉，又称敬嘉，号有弢庵、听水、桔叟、桔隐、沧趣等称。又别署听水斋老人、沧趣楼树、铁石道人，谥号文忠。

　　陈宝琛出生名门，从曾祖父起就出过很多省部级的高官了。他的曾祖父陈若霖做过刑部尚书，传说此人刚正不阿，甚至斩杀过一名“贝勒”，祖父陈景亮官至云南布政使，父亲陈承裘也曾出任刑部主事，陈氏一门在闽县是不折不扣的望族。

　　陈宝琛虽然从小生在富贵人家，但他没有沦落成个别“官二代”或者“富二代”。他自幼好学，聪慧过人，十三岁便中了秀才，十八岁中举，二十一岁登科进士，即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

　　或许是身上有着曾祖父陈若霖的遗传基因，或许是因为年少气盛，进入仕途后的陈宝琛很快以直言敢谏而闻名朝野，并且跟三名官员形成一个组合，人称“四大金刚”或者“清流四谏”，但他很快也付出了代价，此事即是“庚辰午门案”。文史学者丁志可在《逊清遗老的民国岁月》一书中写道，光绪六年(1880年)，慈禧太后的心腹、太监李三顺带着两个小太监送食品到醇王府，未按宫禁规定申报有关手续，门卫不予放行。李三顺仗势大闹，企图强行通过而遭护军殴打，食品自然也掉落了一地，事发后李三顺添油加醋地向慈禧告状，慈禧大怒，强令慈安太后处死护军。慈禧太后的决定自然有失公允，朝野议论纷纷，而作为清流中的代表人物，陈宝琛无惧慈禧淫威，“犯颜直谏”，最终迫使慈禧收回成命，工部尚书翁同龢称赞陈宝琛“有大臣风度”。

陈宝琛

　　事情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毕竟让“老佛爷”很不顺心。1885年，慈禧借口陈宝琛荐人不当，降级调用，1891年彻底被黜回故乡赋闲，这一去就是二十年之久。需要强调的是，陈宝琛在赋闲期间并没有失意沉沦，他在福州兴办新式教育，并且主持兴建了福建的第一条铁路“漳厦线”(厦门嵩屿至漳州江东桥)。

　　曾来青岛拜会刘廷琛

　　陈宝琛出仕是在慈禧去世之后，这位独断近半世纪的女人刚去世不久，他就被官员们召入京师，出任总理礼学馆事宜。没过多久，他就被任命为毓庆官侍读，从此开始成为宣统皇帝(溥仪)的师傅。这让陈宝琛很是兴奋，因为作为帝师，不但有着无上的荣耀，还可以将政治理念施加于皇帝身上，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陈宝琛被赐紫禁城骑马，当时紫禁城的规矩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赐陈宝琛不下马，其地位可见一斑。

　　陈宝琛跟溥仪的师徒之情十分深厚。据陈宝琛的侄孙陈绛先生回忆，自己的父亲曾经跟他谈起，当年陈宝琛教溥仪读书，溥仪比较轻佻，坐时喜欢抖腿，“陈宝琛常常提醒他‘树摇叶落，人摇福薄。’也就是教导他做人要稳重，举止要端庄。”溥仪能够听取陈宝琛的意见，并且对他十分尊重，溥仪曾经说“在我身边的遗老之中，他(陈宝琛)是最称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陈宝琛成为帝师之后，一度致力于为“戊戌六君子”平反昭雪，也曾竭力推动君主立宪政体的实施，可无论陈宝琛如何努力，清朝已经是病入膏肓，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溥仪随后宣告退位，陈宝琛的心境更加抑郁起来。他以一己的愚忠抗衡历史的洪流，立誓“不做民国的官，不拿民国的钱”，并且积极帮助溥仪复辟。

　　据原青岛市博物馆副馆长、青岛市十大藏书家王桂云介绍，张勋1917年复辟时，就是由住在青岛的刘廷琛为张勋打前站，提前进宫见到陈宝琛，由他负责安排溥仪对张勋的接见，并由陈宝琛辅导溥仪应如何接见张勋，商定下复辟的时间。在复辟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可见。值得一提的是，复辟失败之后陈宝琛到过一次青岛。那是1920年9月，著名的遗老刘廷琛之父刘云樵过八十岁生日，陈宝琛带着溥仪为刘父写的寿联，赶到青岛拜寿，不想刘廷琛自青岛返回原籍江西老家为其父祝寿。陈宝琛只能在青岛，跟来青岛的冯煦、铁良、载沣、升允等人，自青岛将各自写的寿联邮寄去。

　　民国乱象丛生，溥仪连的威信也一丝不存，陈宝琛直到依然不离不弃。1924年10月，溥仪被冯玉祥的军队逐出故宫，他见到陈宝琛就放声大哭，“我无颜见祖宗啊!”陈宝琛依然劝慰道“皇上切莫悲伤……自古以来焉有不败之朝廷?而我大清今日，并非因失德而被篡位，皇上亦非亡国之君。皇上年纪尚轻，且博学多识，将来理应成为民国之总统。那时，不是可以告慰列祖列宗了?”这些话与其说是痴人说梦，不如说是一份愚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