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金庸想做外交官 因地主出身被乔冠华婉拒
对查良镛的到来，乔冠华表示欢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说到这里，乔冠华顿了一下，又道“，也不完全没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
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本来，在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查良镛便已朦胧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人”的屈辱。而现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横行于的半壁河山!
这一切，使得这个成长中的少年在学业之外会更多地去想将来自己能为改变这一切做些什么?换句话说，这时查良镛想的是什么职业在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个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镛自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
他相信，没有比外交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实现他的报国之愿了!，选择“外交官之路”，其实与查家作为名门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毕竟，外交官这一高贵身份，可与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称。
查良镛以及家人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抗战后期，查良镛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这个学校是国民党用以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这里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往各地当县长;而查良镛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使节。查良镛正是冲着这一点报考的。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一如往常，全心扑在学业上。他像小学、中学一样，继续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一年级读完，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高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正值国共两党为一致对外抗日而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国民党的要员外，中共的要员周恩来等人也聚集重庆。
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办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影响很大。喜欢读书看报的查良镛偶尔也有机会看到这份报纸。因为他读的是外交系，所以对国际形势、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非常关心。
报纸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查良镛都不会错过。其中，他最为喜欢《新华日报》上每两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笔名，内容是分析国际最新形势，评述战争进程。
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自如，给查良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后来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的那些精彩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
被联合高中开除后，查良镛很想乖乖地当个好学生，埋头书本，不理别的事，多读点书。但查良镛所想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情境难以合拍。有句话形容说“偌大个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试想，大半个正战火纷飞，怎么可以奢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般的宁静呢?可查良镛偏偏有这样的奢望。正值战时，又是这样一个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颇多管束。尽管查良镛对校政一样不满，却没有兴趣参与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
至于学生中派系斗争，查良镛更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或许，少年之老成终归有限;亦或许查良镛终于悟出“读书归读书”仅仅是一厢情愿;，查良镛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并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
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
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没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查良镛，现在却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
好在他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到台北后当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凭这层关系，查良镛得以在馆里的阅览组挂了个职衔，拿点薪俸。
这实际成了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阅览组的工作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至夜晚10点。
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撤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督山恩仇记》等。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方安静的书桌，给人赶出校门，却得了一块安静读书的大好天地。
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着实有着不小的影响。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当时，查良镛21岁，正是闯天下的年龄。
所以，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匆匆上路。他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查良镛很器重。至今，查良镛与汪远涵还时常有书信往来。查良镛自中学时代便四处投稿，《东南日报》即是其中之一。
1948年查良镛被调派至香港《大公报》
他之入杭州《东南日报》，是由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推荐的。这是查良镛与报业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便跟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查良镛后来忆述说，匆匆告别家乡后直接找了报社做，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事实上，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只是查良镛给自己安排的一次实习，也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做了热身。
查良镛的目标是去上海发展，杭州只是过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查良镛辞了《东南日报》的工作，转去上海。这时，他的堂兄查良鑑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
这一决定表明查良镛仍对“外交”这一职业充满憧憬，希望能有机会让他曾中断的“外交官之路”铺展。，政局的混乱已使查良镛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学业也难保障。
到1946年，解放军迫近长江北岸，上海大多数学校匆匆转移，一般学生不经考试就算毕业了。
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正是这次招聘，开始了查良镛与《大公报》之间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于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1925年停办，到1926年9月1日复刊，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报纸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在创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公报》只是一份纯商业报纸，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风格独特，颇受中产阶级和企业知识界人士欢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报》积极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出版发行。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都停止出版，转而在汉口、香港、桂林、重庆另起炉灶。
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报》相继复刊。上海《大公报》这次招聘，正是在它复刊之后不久。当时，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大公报》销量虽非最大，是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
所以，查良镛从报纸上看到《大公报》上海版招聘编辑的广告，就决定前去应聘。
由于《大公报》的声望很高，所以应聘者多达3000人，当时要经过笔试和面试，而查良镛最终还是以其出众的才华被录用。当时，查良镛尚在东吴法学院修习，所以，最初他在《大公报》是兼职。
1947年后，形势每况愈下，全面内战爆发。年底，胡政之专门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以求异地发展。
《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查良镛被调派香港。自此，名门之后的查良镛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分，远赴香江，开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
1948年，查良镛24岁。依照民间的说法，这一年正是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所谓“本命年”，来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个属相，或牛、或马、或羊……，随着12年一个轮回，一个人的12岁、24岁、36岁等等如此类推，都属“本命”之年。有关“本命年”，民间讲究颇多。
诸如认为“本命年”最多凶险，需系以红腰带或穿红背心避邪之类;但也有这样的说法，即一个人一生中至为关键的几步如转折、发迹等等，又往往发生在“本命年”里。
有好事者更搜集相当数目的例证以支持这一说法。把这一说法信手引来用到查良镛身上，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样，正是在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1948年，查良镛奉《大公报》调派去了香港。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查良镛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公报》的这次调派，查良镛后来在香港的传奇便也无从谈起。没人知道那个“本命年”里查良镛是否系了红腰带，甚至，连当年查良镛决定来香港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1948年的，国共两党的较量已日趋明朗。较之局面混乱的上海，远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为一块可以静观其变的局外之地。由此来看，以查良镛当时鲜明的“不问政治”的行世原则，选择避开混乱，似乎可以成为他乐于赴港的理由。
，对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来说，这样一个去陌生之地白手开拓的机会，显然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于是，查良镛欣然按受了调派香港的任务。
人已成年，全凭自己作主，给家人通报此行仅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镛来说，虽是远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却也与平时出外度假没有太大差别。这天，行装简单的查良镛登上了上海飞往香港的飞机。
不知是走得太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飞机起飞后查良镛才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币也没有!查良镛暗想这不是笑话吗?飞机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飞机却连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边想边急出了一身冷汗。
也巧，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哈哈!这还不好办?!”说着，潘社长掏出钱包，又道“借你10块。”查良镛连声道谢。
正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这段经历查良镛至今难忘。
1993年，他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感叹当年。这已是查良镛“身无分文走香江”45年后。常说白手打天下。比照查良镛今日之辉煌，实在想像不出初到香港时，他竟是身无分文!
这不是活脱脱的“白手打天下”吗?想来小说家们精心设置的情节也不过如此罢了。
和在上海《大公报》时一样，查良镛在《大公报》香港版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版。查良镛初来乍到，仅是报馆一小职员而已，倒也并不在意香港是何情形。相反，大陆那边的巨变是真正令他关注的。
仅仅在他南来香港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这一变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大公报》见大势已定，便转而向新政府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
自此，在香港的《大公报》也转而成为“左派”报纸。时局的演变，并不影响查良镛继续做他的电讯翻译，但在内心，他知道自己并不安于这样平淡。他在等待机会。
查良镛孤身北上 却没能当上新外交官
垂头丧气返香港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
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
国共双方发生争辩。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
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
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
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见面倾谈。
乔冠华
当看到前来的查良镛竟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查良镛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论文，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梅汝璈是国民党员，但鉴于他的声望，大陆解放后，外交部仍邀请他为顾问。
梅汝璈在盛情之下离开东京，赶到北京。还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镛再合适不过。
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查良镛发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镛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收到电报，查良镛十分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吗?终于可以一圆“外交官之梦”了!天赐良机，怎可错过?!查良镛即刻作出决定北上!
在查良镛北上一事中，有一段插曲。查良镛这时已经结婚成家。由于查良镛的私人生活十分隐秘，绝少向外人提及，只能分析推断在查良镛的三次婚姻中，这是第一次。极可能查良镛是在内地结了婚，再带太太南下。
据说查良镛的这个第一位太太来自养尊处优的家庭，因而十分在意生活水准。当查良镛携太太从内地南来香港时，最初作为报馆的小职员，每月薪金200多元，虽说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却让养尊处优惯了的太太颇有怨言。
到后来，查良镛的月收入加上稿费达到800多元，太太才稍感满意。可恰在这时，查良镛决定北上，这一决定，遭到了太太的强烈反对。
但查良镛已不肯回头。和当时所有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查良镛觉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做点事。他没有理睬太太的反对，坚持把太太安顿回了娘家。以致夫妻关系从此恶化，并导致后来以离婚告终。
从这段插曲中，可见查良镛北上的决心之大、之切!查良镛风风火火满怀希望地北上了!
这是在1950年。后来有人形容说，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红色北京。
到了北京，查良镛见过梅汝璈后，便去外交部找到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曾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间。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到香港来，创办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
其间，他时常在《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国际问题评述文章，查良镛很佩服他的文才。到了后来，《大公报》“左倾”后，乔冠华几乎每周都与《大公报》有关人员开座谈会，交谈国际、国内形势，磋商编务。
每次座谈会，查良镛与乔冠华都能碰面。相熟之后，两人颇感意气相投。除乔冠华外，当时外交部还有位部长助理杨刚女士，她曾是《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既认识查良镛，也很欣赏他的才干。
对查良镛的到来，乔冠华表示欢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说到这里，乔冠华顿了一下，又道“，也不完全没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
看着查良镛不解的表情，乔冠华又提议说，如果不愿去人民大学，可以改为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他解释说，人民外交学会属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专门负责与外国的联络。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党会视其表现而决定是否吸收入党，然后才决定能否进外交部。乔冠华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劈头浇下，令查良镛感到失望。
但查良镛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想受训就受训吧，只要能到外交部工作就行。于是，乔冠华很快为他安排好入读人民大学的手续。因为这是干部培训学校，所以每个入学的人都要先写自传。这时，查良镛突然觉得自己北上的决定是大错特错了!
查良镛后来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至于去外交学会的建议，查良镛也不愿采纳。
查良镛像当时决定北上一样，迅速而坚定地做出选择回香港!
许多年后，查良镛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岂可容纳非共党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