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历史上刘邦为何对老实厚道的大哥耿耿于

　　刘邦这个人，很了不得。那就是凭着布衣的身份，用了萧何韩信张良等人，终于打下来万里江山，不过刘邦虽然是皇帝，身上也免不了有小家子气，那就是常常睚眦必报，不仅对大臣如此，对自己的兄弟也是如此。不信，这里有个小故事，诸位可以看看。

　　刘邦弟兄四个，刘邦排行第三。老大刘伯，老二刘仲，老四叫刘交。刘老大死的早，没有看上自己兄弟做皇帝。其他的倒还不错，按理说刘邦打下江山，该对自己兄弟刘伯表示表示，可是没有。就是对待自己老爹，刘邦也没有封赏。有人告太公以“天无二日”，太公不能接受皇帝的朝拜，当刘邦前来行礼的时候，刘老头不敢接受，高祖特别尊其为太上皇。封了老子以后，大封皇族子弟为王，当时受封为王的有刘邦的二哥刘仲、四弟刘交和堂兄刘贾以及全部皇子，但刘邦只追封已故的大哥刘伯为武哀侯，而刘伯的儿子刘信则是皇族中唯独一个没有受封任何爵位。

　　手心手背都是肉，看着刘邦这么风光，刘老头心里很不爽，毕竟自己还有一个儿子没有封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吗，于是就希望刘邦封刘邦的大哥和他的儿子。刘邦没有言语，心里却有一杆秤，开始对自己的这个哥哥进行盘算。

　　原来刘邦离家打天下之前，是丰邑镇上有名的阿混，自己终日游手好闲、不爱生产劳动不说，还经常带一帮不三不四的朋友回来白吃。大嫂对这位小叔子和他那帮朋友都很厌恶。有一回，刘邦又带朋友回来吃饭，大嫂正在用饭，一看到他们，就故意用勺子将锅边刮得戛戛响，意思是告诉大家锅里已没有饭菜羹汤了。刘邦的朋友见状都只好走了。刘邦等朋友走后，亲自到锅内一看，却发现锅里还有羹，原来大嫂是假装的。刘邦觉得大嫂不给自己面子，从此对大嫂心生怨恨。

　　不过现在是父亲提议，自己不能再小肚鸡肠了。于是高祖解释说"我并不是忘记封大哥的儿子了，实在是因为当年大嫂的为人太差。"迫于父亲刘煓的压力，高祖才在公元201年十月下诏封侄儿刘信为羹颉侯。封了是封了不过刘邦心里仍然耿耿于怀，你看侯名很特别，叫作羹颉侯。羹者，锅中饭菜也;颉者，用勺刮锅也。羹颉侯，就是饭菜刷锅侯，这么漂亮的爵位里，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小故事，你想要高高在上，我偏要给你撕个露丑的口子，安了心忽悠人。可见刘邦心里始终对自己大嫂不满意。不服气不行，谁叫***的当年对我态度不好。

　　自甲午一战，日本即成为的最大克星。

　　晚清越打越乖，再不敢以“天朝大国”自居，对近邻这个蕞尔小国也以“友邦”代“倭”。中日关系没有越大越僵，反而越打越密，垂死羸弱的清廷再不敢举枪叫板，而是代之以橄榄枝，频送秋波。

　　到了北洋军政府时代，日本主宰皖系段祺瑞部，俨然以太上皇自居。亚洲大哥易主，昔日大哥，如今跟着小弟混，远东外交，“日主中从”的局面形成。

　　在“日主中从”半个世纪里，在日本的刺激下，近代发生了起于民间精英的三度觉醒。

　　第一次为戊戌变法，乃康梁等书生发动，“公车上书”是晚清读书人“以日为师”的愿望与发端，虽因保守势力强大仅维新百日而未果，但毕竟唤起“向天敌靠拢”的猛醒。

　　第二次觉醒，是辛亥革命。革命的大本营就设在日本东京。苟延残喘的清廷令民间精英看到了和平手段的无望，转而奋起暴力革命。黄兴、孙中山等组建革命党同盟会，在国内无法立足，均远渡日本蓄势待发。其间革命党人，大多为留学日本的学生。这些青年近卫军无一不受到日本“铁血”的武士精神影响。据有非凡果敢的行动力。

　　他们一方面汲取了日本尚武精神，另一方面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等近代思想家的思想，使他们树立起武力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民主共和的信念。历尽磨难与牺牲，他们用一场辛亥革命让皇帝在成为历史，其壮举不仅彪炳千秋，也令天敌日本刮目相看。

　　其间，日本著名思想家北一辉，极为推崇的辛亥革命。北一辉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那些留日的学生，他们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散播到。，辛亥革命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典范而形成的革命运动。他们作为革命团体的骨干，行事风格都受到日本的深厚影响，对革命团体的形成有莫大的功劳。所以他强调日本因素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性，并认为日本是“革命的助产士”。

　　北一辉的言论虽然是从日本的角度出发，对政治革命的阐述，但客观来看，辛亥革命的日本元素是不能排除的。它既是“以日为师”的继续，也是“以日为据”的胜利。

　　正如当时的革命党青年精英汪精卫所说——

　　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

　　这段见识，或许就是“日本是革命的助产士”的旁注所在吧。

　　，即便近邻助产，也并不会使久病的老大帝国迅速崛起，辛亥革命之后，日本仍是压在心头的一块巨石。超越天敌短期内不仅不可能，而且摄于天敌之威还愈演愈烈。自《二十一条》，日本堂而皇之成为北洋的太上皇。“日主中从”的局面呈“可持续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将这种尴尬而屈辱的局面推向极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后期，日本见风使舵，趁火打劫，对德宣战。日德交战的主战场，却本土——胶州半岛。

　　家门口的敌人，要靠“友邦”来清除。这是的屈辱，但却是日本在巴黎和会显耀的资本。这种摆在桌面上的硬实力，不是靠外交人员能够改变的。

　　尽管谈判代表有的表现很出色，但他们背后的政府却指令一切跟日本人协商后行事。段祺瑞的政府没有日本人扶持更支撑不下去，岂敢对日说个“不”字?“日主中从”成为既定的外交国策。

　　从实力与国际地位而论，日本是有资格藐视的。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与英、法、美、意并列“五大国”，席位5个，是拥有“普遍利益的交战国”，而的地位连二等国塞尔维亚都不如，在“个别利益的交战国”中，席位最少，仅有2个。所以，尽管陆徵祥、顾维钧等代表费尽口舌，但远东甚至的事情还是日本主导，在日本的一再坚持下，希望得到5个席位的“大国”请求终归是奢求。

　　巴黎“分赃会”上，外交受辱，引发举国觉醒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启蒙运动的发端，也是日本刺激下的第三度觉醒。

　　天敌可以令你自断尾翼，也可令你长出翅膀，虽然民间从日本那里得到三度觉醒，但可叹，从政府层面上，近代政府五十年间，得过且过，有舍无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