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唐朝人如何花钱:不怎么用银子 更无唐朝银票
“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俗语起自何时谁也不知道，因为我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迄今已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如贝币、布钱、刀币、圆钱、五铢钱、通宝、制钱、银两、银元、铜元以及金银币、谷帛币和纸币，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币材广泛，堪称世界货币之冠。
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商朝时就以贝作为货币。“贝”的重要性，在我国的汉字中可见一斑——但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字旁。比如贡、赏、财、账、贩、货、购、贯、贵、贸、资、赊、贷等，还有贿、赂二字，都与钱有关。
贿赂既是“贝”字旁，可见此事也是由来已久。比如《薛仁贵传奇》里有这样一幕：有人托张铁林扮演的王爷办事，王爷拿腔作势的，那人就一张一张地往外掏东西，王爷斜眼一瞥，看差不多了，才半推半就应下——慢着，为什么拿出来的是银票啊——那一沓银票，长方形，上写“庆和银号”，竖写“叁百两”，还盖着红色的印章，表示这是经过官家认可、可以流通的。然而我要是王爷，肯定拿大棒子把那人轰出去，你拿几张废纸糊弄谁啊，我大唐有银票这种东西吗?
从秦朝一直到清朝，在我国民间流通的主要是金属货币，铜质的，秦曰半两，汉叫五铢，等到唐朝开始，就有了通宝，明清开始，银子才成为和铜钱并行流通的金属货币。但金属货币一大特点就是死沉死沉，买的东西多、贵，就得拿车拉，既不安全，也不方便，所以后来才有了银票。
那人托人办事不带通宝，不拿金银，揣着银票办事，这倒也不难理解。既然是行贿，偷偷摸摸的事儿，不能让他人看见。三百白花银，怪重的，不方便拿也不好藏。不过，乃至世界上最早的银票，是到了北宋时期才出现的。
北宋初年，四川成都出现了专为携带巨款的商人经营现钱保管业务的“银票铺户”。存款人把现金交付给铺户，由铺户把存款人存放现金的数额临时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再交还存款人。当存款人提取现金时，付给铺户一定的保管费。这就是“银票”最初的形式。后来，在流通过程中，“银票”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品格，银票铺户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银票”，作为一种新的流通手段向市场发行。明清以来，晋商、徽商兴起，民间贸易十分频繁。山西的“日昇昌”私营票号做起了汇兑的买卖，商人拿着银票就可以到日昇昌的各个票号换取银两，那是我晋商最辉煌的时候，号称“汇通天下”。
所以说，唐朝人花钱，主要还是铜钱，银子都不怎么用，更何况银票。那要碰上大宗的买卖或者像电视剧中行贿该怎么办呢?说起来除了金银大家都喜欢，还有一样东西现代人可能觉得有点奇怪，那就是绢。比如盛唐时杨国忠权倾天下，向他行贿的人自然就少不了，史书中记载“中外饷遗辐辏，积绢至三千万匹”，一匹是33.3米，三千万匹多长，大家可以自己算一下，反正那么多零我是有点眼花。
史弘肇(?-950年)，字化元，郑州荣泽(今河南郑州西北)人，五代时期后汉名将。
后梁末入禁军，后晋时为小校，归刘知远(后汉高祖)，为武节指挥，领雷州刺史。治军有法，行兵所至，秋毫无犯。代州王晖不臣，弘肇征之，一鼓而拔，授忠武军节度使、后汉乾佑元年 (948)，迁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领归德军节度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高祖临终，与苏逢吉、杨邻同受顾命。隐帝刘承佑嗣位，加封弘肇检校太师、兼侍中，后拜中书令。时河中、永兴、凤翔连横谋叛，社会秩序大乱，弘肇都辖禁军，杀戮过滥;与同僚相处，出言不逊;加上隐帝渐近小人，与后赞、李业等嬉游无度，太后族颇行干托，弘肇稍裁抑之，以致树敌过多。乾佑三年 (950)，隐帝与李业等谋杀弘肇于广政殿，并夷其族。周太祖郭威践位，追封弘肇为郑王，以礼葬之。
崭露头角
父亲史潘，农民出身。在小时候，史弘肇就和父亲不同，不喜欢下地干活，只知道整天游来荡去，耍弄拳棒，据说他能日行二百里，赶得上奔马。由于只知练武不肯务农，被乡亲们视为不务正业，但史弘肇喜欢这些，也不管别人怎么说了。在后梁末年，朝廷下诏，命令每七户人家出一个人当兵，史弘肇就此参加了后梁的军队，由于他基础较好，武艺超群，被选入了禁军。后来又在石敬瑭的手下做了贴身的侍卫，等石敬瑭称帝时，将他提拔为亲兵的一名低级军官。在刘知远被调到太原驻守时，又将他要到自己的手下，把他提升都将，并兼任雷州刺史。到这时，史弘肇总算出人头地，有了一些地位。
此后，史弘肇为刘知远的帝业立下了不少功劳，在刘知远刚刚称帝时，代州(今山西代县)的王晖反叛，投降了契丹，史弘肇奉命征讨，一鼓作气拿下代州，不久被授任许州节度使，还当上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这样的亲军要职。当时驻守上党(今山西长治)的王守恩请求归降后汉，契丹命令大将耿崇美领兵越过太行山，想直取上党，刘知远让史弘肇前去迎敌，支援王守恩，还没等交战，史弘肇刚到潞州时契丹兵就退走了，史弘肇又一路进兵攻击契丹曾迫降的地区，泽州、河阳等地的将领也纷纷献城投降。所以，刘知远从河东进兵洛阳之所以非常顺利，都是因为史弘肇作为先锋作战得力，屡立战功，占领了通往洛阳的一些咽喉要道。
治军有道
史弘肇虽然自己少言寡语，但治军相当严厉，凡是他手下的将士，不管是谁，只要违犯军纪，绝不宽恕姑息。他的手下有一个指挥使，由于不肯听从史弘肇的调遣，被史弘肇当场乱棍打死，将士们见状都吓得腿直发抖，有了严明的军纪，史弘肇领兵一直顺利地打到了洛阳和开封。在进兵洛阳的时候，他的军队做到了秋毫无犯，因为他的军队纪律最严明，所以战斗力在后汉军中也是最强的。有了史弘肇的这支勇猛善战的部队，刘知远非常顺利地占领了中原大部地区，最后占领了后晋的首都开封。
托孤称臣
在刘知远弥留之际，把儿子托付给了他和杨分、王章、苏逢吉、郭威等大臣。史弘肇很认真地担当起了辅佐幼主的责任，在河中、凤翔、永兴三地将领反叛时，后汉派兵前去征讨，但京城里的人却惊慌不已，流言也开始在民间和朝廷内外传播开来，京城秩序急需治理。史弘肇掌管禁军，负责京师的治安，他严厉地制裁那些散布流言的不法之徒，有的时候在大街上抓到后把这些人就地正法。那些想趁机作乱的无赖们吓得不敢出来，就连路上别人丢的东西也没有人敢随便去拾。
杀戮过滥
史弘肇辅政后的强硬手段又产生了一些弊端，因为处理极其严酷，只要有一点过错也被处死，根本不问罪的轻重，使被冤枉的人家也不敢申诉，唯恐再遭不幸。有些下级军官，开始用恐吓手段敲诈百姓，获取不义之财。有人抬头看在白天出现的太白金星，被认为私自观看天象，有反叛之心，于是被腰斩处死。有个百姓喝多了酒，和一个士兵发生口角，就诬陷他恶语伤人，也处死，并暴尸街头。 史弘肇的严酷做法虽然使京城的治安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但其不利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这和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凶狠残暴的性格在战争的环境里不但显不出缺陷，反而能严肃军纪对作战有利，但到了和平的环境里，治理国家的时候，就不能再像战争年代那样做了，而史弘肇恰恰没有弄清这点区别，在和其他大臣和将领的交往中仍然是过去的那种做法，特别是对于文臣，不但鄙视，而且矛盾很深，对于皇帝也是如此，结果最后死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像他滥杀冤杀其他百姓时百姓不知道为什么一样。
在这次京城类似戒严的严酷治理中，一些残酷的刑罚被广泛使用，如断舌、抽筋、折足等等。史弘肇还京城亲自审问，手下人认为有罪的就抓来，史弘肇一听属下简单回报的情况，也不再重新审问，就伸出三个手指头，属下马上就明白了，拖出去就处死了。
史弘肇只知道严厉治理，但不知道也不会明辨是非，致使一些大臣如先前的宰相李菘被苏逢吉冤杀，他不但没有制止，反而在李菘被杀后将他的小女儿收做自己的奴婢。还有一个幽州人，名叫和福殷，用十四万缗钱买了一个玉枕，然后派家童和商人李进卖到淮南，再换成茶叶回来。家童贪财，将价值数十万的财物藏了起来。和福殷训斥家童，让他偿还，家童不肯，和福殷就用棍子打他。这个家童就去向史弘肇诬告和福殷，说契丹原来进入开封时，赵延寿曾经让和福殷带着玉枕秘密地给了淮南之主，想联合淮南势力夹攻后汉。史弘肇不问青红皂白，马上派残酷而又善于用刑折磨人的解晖去审问，结果和福殷在酷刑之下被破招认，许多家族的人也被连累处死。然后，他的妻子女儿被史弘肇的手下人分别霸占，财物也被没收。
重武轻文
史弘肇不喜欢和文人来往，经常说：“这些文人让我无法忍受，他们总是轻视我们这些武将，说我们是小卒子，真是可恨!真是可恨!” 对文臣史弘肇不愿意交往，所以只能和武将们来往，他对武将出身的郭威极力拉拢，凡事都尽量和郭威他们站在一起，但主政大臣中的苏逢吉由于是文臣，史弘肇就和他过不去。 有一次，郭威领兵出征到北方，史弘肇固执地要让郭威带走枢密使的官衔，苏逢吉不同意，他为郭威辩解说：“领枢密之职可以便宜行事，能使将士们服从命令。”在皇帝面前，史弘肇也站在郭威一边，直到皇帝同意的他的意见。
第二天，大臣窦贞固出面设宴为郭威饯行，文武大臣们都来了，史弘肇沉着脸举杯对郭威说：“昨天朝廷议事，都是为公，请将军同饮一杯酒。”杨分和苏逢吉也举起酒杯说：“这都是为了国家大事，何必往心里去!”大家都一饮而尽。史弘肇觉得窝火，又大声说：“安朝廷，定祸乱，有长枪大剑就足够了，至于什么毛锥子(指毛笔，因为笔尖像锥子，所以，俗称为毛锥子)，又有什么用!”在场的掌管财政的三司使王章听了很不高兴，就反驳说：“光有长枪大剑，没有毛锥子，那军队的物资给养从何而出呢?”史弘肇一个武将不会说话，而王章也是多心了，本来王章也是很轻视文臣的，没有想到史弘肇这么说，禁不住也回了几句。史弘肇听了无话可说，不久宴席就结束了。
没有多久，王章在他的府第也设宴招待大臣们，许多人都去了。在这次宴席之上，史弘肇和苏逢吉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在酒席上，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就行起酒令来，史弘肇不太擅长，而内客省使阎晋卿坐在他的旁边，几次教他，苏逢吉借机说起了风凉话，逗史弘肇说：“旁边有姓阎的人，就不必怕罚几杯酒了。”这一句将史弘肇惹恼了，因为他的妻子正好也姓阎，而且原来是个酒妓，史弘肇以为苏逢吉是在讽刺他，于是大怒，用脏话骂苏逢吉。苏逢吉没有想到会惹下史弘肇，但他也没有示弱，史弘肇更恼火了，挥拳就要打苏逢吉，苏逢吉赶忙跑出去，骑上马溜了。史弘肇跳起来找剑，要出去追苏逢吉。杨分拉住他说：“苏公是宰相，您如果杀了他，那皇帝的尊严又置于何地，公三思为上。”说完，眼泪掉了下来。史弘肇没有说话，打马而去，杨分担心再出什么意外，连忙也紧跟着他，一直送到他的家们前才回去。史弘肇虽然没有杀苏逢吉，但将相之间的矛盾激化，关系形同水火。后汉皇帝为化解他们的矛盾，让大臣王峻在公子亭设酒宴调解，竟也没能说服他俩。
他们之间的矛盾，使皇帝和在皇帝身边的一些人有了可乘之机。主要是李业，即皇帝的舅舅，他在皇帝的面前经常说一些大臣，特别是史弘肇这样专横不给皇帝留情面的大臣的坏话。史弘肇也没有那么多的心计，不但不知道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自己反而贪污敛财。他曾经遥领睢阳节度使，派他的亲信杨乙去代替他管理政务，杨乙也很贪财，性格残暴，仗势欺压当地官吏和百姓。大小的官员都要向他进献财物，每月杨乙给史弘肇的钱就高达万缗。境内的军民百姓视杨乙为仇敌一般。
史弘肇做事有时虽然很对，但做法却让人觉得粗暴蛮横，对于一般无所谓，但对皇帝也是如此，这就给一些人提供了攻击他的好机会。后汉隐帝在平定关西的叛乱之后，以为国家太平了，于是对母亲家族的亲属们大加重用，史弘肇非常反感，太后有故人请求补任军职，史弘肇不但没有答应，反而将此人斩首了。隐帝喜欢听歌舞音乐，高兴了就赐给教坊使玉带，给伶官们锦袍，史弘肇则没收了他们所有赏赐的东西，还给了官府，又斥责他们说：“建儿们为国守卫边疆，冒酷暑，忍严寒，也没有皇帝的一星半点的赏赐，你们这些人有什么功劳，敢冒领赏赐!”隐帝对他的这种目无君主的态度自然很恼怒，所有在李业挑拨攻击史弘肇的时候，自然就容易听进去了。
史弘肇只知道和武将交往，信任武将而对所有的文臣有偏见，这也使他吃了大亏，丧了性命，内客省使阎晋卿在知道他将有不测的确切消息后，冒着杀头的危险急急忙忙去他的家里告诉他，但史弘肇竟以有他事为借口不见，第二天就丧了命。李业等人因为受史弘肇的压制，做不了高官，就在隐帝面前寻机挑拨，而隐帝刚刚成人，也想自己主政，摆脱史弘肇这样的大臣的控制，李业就投其所好，说史弘肇这种人如果听任他们专权，时间长了就会不把皇帝放在眼里，说不定什么时候心生异志，就会加害皇帝了。这使隐帝异常恐慌，对舅舅李业的话深信不疑。有一天的晚上，隐帝听到皇宫下属的作坊里有锻造铁器的声音，就怀疑外面有军队来了，以致整夜没有睡好觉。从此隐帝主动和舅舅在宫中秘密谋划如果诛杀史弘肇等人。商议好了之后，又偷偷地去告诉太后，李太后说：“此事怎么能这么草率呢!要和其他的宰相商量一下。”李业在一旁说：“先帝说过，朝廷的大事，不要和那些书生们商量。”太后还想劝阻，隐帝不高兴地说：“国家大事，闺门里的妇人知道什么!”说完甩袖子就走了。
不久，在史弘肇和杨分、王章奉命上朝时，在宫殿外边的走廊下被几十名武士杀死了。
史弘肇是后汉的开国功臣之一，他治军有方，纪律严明，但在和平环境里却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处事方略，以致做事得罪了一些人，尤其是皇帝，还有对于文臣的无原则的偏见，也使他更加孤立，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把阎晋卿一番苦心和好意拒之门外，这等于将自己的性命也送到了他人的手中。至于李业也没有落个好下场，在史弘肇被杀时，郭威的亲人也被杀了很多，等郭威领兵回来报仇时，李业只好出逃，连他的亲兄弟也不敢收留他，在逃亡他处的路上被盗贼杀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