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进北京的ldquo;旁观者rdquo;普通百姓：只
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凡是提到了下层老百姓，文字总是一片光明，尊称为“人民群众”或者“劳动群众”。坏事自不必说，有反动派兜着，连动摇和软弱都只属于民族资产阶级。鲁迅却告诉我们，令我们一向景仰的劳动人民有一个非常令我们尴尬的习惯当看客。无论是砍头还是枪毙，无论是杀强盗还是杀革命党，他们都看得津津有味，鲁迅先生就是因为受不了这个，因而弃医从文。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由下层老百姓闹出来的一件大事，曾经得到了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的最多的称颂，老百姓的反帝爱国热情被史家一支又一支如椽的大笔煽得红红火火，恍惚就在眼前。，在真实的运动中，有热情如火领头闹拳的，也有没事跟着起哄的，而冷漠的看客其实不在少数。《王大点庚子日记》就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看客的标本。
王大点是当时北京五城公所的一名差役，身份相当低贱，属于不能参加科考的下九流，但由于干的是“警察”的活计，所以日子过得还可以。此人粗通文墨，文字鄙俚不堪，所以相当的客观，竟然连自家那点偷鸡摸狗的事儿也都照记不误。义和团运动期间，他老人家每天都出门闲逛，四处看热闹，义和团焚香拜神他看，清兵和义和团攻打使馆也看，义和团把“二毛子”剁成肉酱他看，有人趁乱抢劫他也看，不仅看而且跟在后面顺手牵羊，哪怕捞一块木板也是好的。他看过朝中的“持不同政见者”立山、联元和徐用仪被砍头，也看过被义和团抓的白莲教——实际上是无辜的老百姓成排地掉脑袋。甚至当八国联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依旧出来看热闹，而且趁乱大捞一把，跟着众泼皮人等从主人逃走的店铺里抢得土麦子、皮衣和铜钱若干，连他看不懂的旧书也没有放过，划拉了一大抱回家，任凭子弹乱飞，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害怕为何物。义和团内讧打起来，他“跟踪采访”，洋鬼子抓人用辫子拴成一串牵着走，他“跟同赴烂肉胡同湖南馆公所发落，瞧了半天。”洋人抓住义和团枪毙，他还是看。他的日记里经常可以看到掩饰不住兴奋的语句“今日看热闹不少。”只有八国联军刚破城的时候，烧杀抢掠，北京城一时间没处买米买面了，他才感到有点恐怖，用他所知道所有的表示害怕的词堆了一句“由此忧虑畏害怕惧胆惊。”接下来几天没写一个字，看来真是有点吓着了。
已经刊布的义和团期间的日记还有一些，比如《庚子记事》、《缘督庐日记》、《遇难日记》等等，这些由读书人写的日记，对所发生的事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感慨、评价乃至义愤，可是王大点没有，他的笔冷得惊人而且吓人，如陈叔宝全无心肝。看无辜的妇女儿童被剁成肉酱，他没感觉;看见人活活被烧成焦炭，他也没感觉;看清兵和洋兵烧杀奸掠，他还是没感觉。在此公的眼中，所有惨无人道的事情都不过是热闹。似乎更令人气闷的是，此公居然毫无民族感情，洋人占了北京，他不开展游击战争也就罢了，连一点反抗的表示也没有，居然很快就和洋人做起了交易，还多次为洋鬼子拉皮条找妓女，从中捞点好处。也不是说洋人对他很好，老先生也吃“洋火腿”加耳光，洋兵也曾光顾过他的家，抢过他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竟然没一点义愤。此公干得最对不起洋人的事大概就是经常带美国兵去找酒喝。当时美国禁酒，美国兵见了酒就像苍蝇见了血，比见女人还亲，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结果回去吃长官的责罚。对于王大点来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对于他来说只有两件事有意义看热闹和占便宜。至于热闹从哪儿来，便宜在哪儿占，都没要紧。只要有这两样存在，即使有生命之忧，他也会冒出来。一场我们教科书上讲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一次惨烈的帝国主义入侵，在王大点眼里，只不过是平添了些看热闹和拣便宜的机会而已。
平心而论，王大点倒还算不上是坏人。在这场大动乱中，他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人，顺点东西，也是在别人动手之后拣点剩的。他不帮义和团，也不帮教民，其实也不算是帮过洋兵。虽说有点好贪小便宜，但洋人占了北京之后，他熟识的街坊邻居中有做过义和团的，吓得不敢出门。他既没有向洋人告发(至少可以捞几文赏钱)，也没有借机敲诈(以他衙役的身份，完全可以)。显然，此公一要比义和团兴盛时，本来跟教民没什么仇怨，只听说现在杀教民可以不顶罪，就跟着胡杀乱砍的人强(可参见《拳时北京教友致命》);二要比那些洋人来了以后，“西人破帽只靴，垢衣穷裤，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参见《义和团》第一册，289页)的市民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道德水准甚至不比所有舞刀弄枪的义和团大师兄都差(因为不少大师兄二师兄后来都投靠了洋人和基督教)。
统而言之，王大点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在义和团运动的前后，像这样的老百姓其实是社会中最多的。，也就是这些老百姓中的大多数，每每令先进的知识分子头痛不已。当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看的纪录片上，那些傻呆呆地看日本人杀人头的人，大概就是王大点的同类。这些人如果没有点实质性的变化，那么任凭先知先觉们怎样呕心沥血，的事总是难办。
战败后，朝廷上下纷纷强调“汉奸”是主要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前线官员、将领很少向朝廷谈及英军的战斗力，相反，他们把大量的笔墨花在了对“汉奸”的谴责上。故而直到战争结束，朝廷始终没有集中注意力，去打量他们所对抗的这支近代化军队。他们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即已流行于清廷高层。1831年，御史邵正笏给皇帝上折谈“夷人”不守规矩的问题，其中提到“又有汉奸……贩买年幼女子，售与夷人为婢。……内地书籍，不准出洋，近则汉奸多为购买，并有汉奸在夷处，课其子弟。”察其语境，凡为洋人购中文书，教洋人学习中文，即属“汉奸”。林则徐给“汉奸”下的定义则是“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内地名曰‘汉奸’”，凡不经过官府而与洋人有往来者，全是“汉奸”；林氏赴广州禁烟时，即公开表示，要拿“汉奸”第一个开刀“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并亲自开列了一份近百人的“汉奸”名单，且附有具体住址，责令广东布政司、按察司挨个抓捕。林氏禁烟期间，先后七次向朝廷奏报其整肃“汉奸”之成果；但按其“汉奸”标准，其中有无冤案，亦可想而知。
一、前线官员纷纷上奏，把辖区内战事失利的主因归咎为“汉奸带路”。
鸦片战争爆发后，朝廷上下更是言必称“汉奸”，关于“汉奸可恶”的奏报、谕旨比比皆是。譬如广东方面，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等奏报称“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琦善则奏称“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浙江方面，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称“查逆夷踪迹诡秘，江、浙一带，汉奸极多，往往窥伺军情，造言惑众”；“惟查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探听，布散谣言，煽惑人心”；更声称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战事失利，全因“汉奸”破坏“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自兵过曹江，所有兵勇若干，俱为汉奸逐队细数，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钦差大臣裕谦汇报定海之战失利，也同样奏称“因该逆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众寡不敌，以致失事”；“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祷，皆系闽、广亡命，夷匪随后指挥……约计总有万余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亦分别奏称“汉奸之潜滋，随处皆有，查之无从查……”；“臣观该逆伎俩，总以汉奸为爪牙，失事各处，均有汉奸内应”
被范文澜称赞为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自然也毫不例外地将“汉奸”当成了广州方面战事失利的主因。1841年初，广东大角、沙角炮台失守，林氏在给长子林汝舟的家书中，即明确将其归咎于“汉奸”。家书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又说“此次廷寄（地方给朝廷的公文），此间竟不敢转行，然处处皆有汉奸探听事情，不出数日，自必尽知”。可见“汉奸祸国”问题，在林氏看来已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二、雪片般的“汉奸祸国”奏折，让道光皇帝也患上了“汉奸恐惧症”。
雪片般的奏折里满满的全是“汉奸祸国”，不由得深宫中的道光皇帝不信“广东沿海各处，汉奸充斥”，各处战事不利，“均系汉奸助逆”。正因为深信“浙省办理军务，不能得手，皆由汉奸充斥，助逆肆凶”，这位以勤勉、节俭著称的皇帝，才会给身处浙江前线的扬威将军奕经出主意，要他致力于对“汉奸”的策反工作，政策上要着力宣传“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如此“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随着战事的推进，各方奏折里的“汉奸祸国”愈演愈烈，皇帝甚至开始担忧起京城的安全，在给军机大臣的一份谕旨中，皇帝特别交待，要紧紧守护住京城大门户天津城，千万不能让“汉奸”们潜入城中，与洋人里应外合。谕旨说
“倘若这些逆贼因海口防御严密，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模样，潜入城中，作为内应，我军纵能环卫城垣，力御外寇，而仓卒之际，这些逆贼汉奸在城内滋扰，或放火延烧，或冲门横突，如何才能抵御？穆彰阿你等要妥善商议，设法严防，断不可查办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草草了事。须派出得力人手，处处留心，秘密侦探，使奸徒无处藏身，方为周妥。”
数日后，皇帝再发谕旨，提醒军机大臣，不但要防备“汉奸”混入天津城，还须防备“汉奸”窜入天津郊外村庄。谕旨说“（天津）所有南北两岸炮台将士，……必须派员严密稽查，勿令汉奸混入。天津五方杂处之地，最易藏奸，地方官已在城内城外，密派人手，分配街道，专司侦察，无论居民、铺户、店寓、寺观，一律编列保甲；并令地方绅士耆老协同稽查。方法已很周密。但自天津府城至大沽沿河两岸村庄，人烟稠密，军民良莠不齐，也务当设法时时访查，不可令汉奸匪徒潜入。所派人手，务须暗加侦察，不可草草应付，日久生懈，是为至要。”
三、事实上，汉奸问题远没有朝廷所想象的那般严重。
道光皇帝对“汉奸”的恐惧，乃受了前线官员之骗。前线官员之所以纷纷在奏折里大谈“汉奸”带路祸国，多是为了推卸自身的战败之责。，也有少部分如林则徐这般的官员，是真的相信广东、浙江地面上“汉奸”多如牛毛。
对“汉奸”的指控，确实有一部分属实。
综合起来，清廷官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对“汉奸”的指控，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1、接济英军，向其提供生活物资——如林则徐曾声称“烧毁接济匪船二十三只”；2、煽惑民心，散布谣言——如奕经奏称“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探听，布散谣言，煽惑人心”；3、充当文字翻译、占领区服役人员及后勤劳役——如英军占领宁波后，曾在当地招募数十人，“帮同办事”；4、为英军搜集情报，充当间谍——如镇江守将齐慎奏称“奴才访得英夷猖獗，实由汉奸为之耳目，我兵举动，彼皆先知”；5、充当向导，为英军带路——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奏称英军“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蹊径较我兵反为熟悉”；6、充当内应，四处放火——如奕山上奏谈广州战事不利，称“汉奸到处窃伏，乘机放火”；7、直接参战，攻城拔寨——如前引林则徐所言“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
这些指控，部分属实。如参与此役的英国海军军官Bingham，J．E．，在其《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叫“布定邦”的人，曾为英军提供过不少物资接济，Bingham说“买办(即布定邦)已经在十七日被人擒获……在他被擒以前，由于他的缘故，粮食的供给是很充裕的”，亦可看出“布定邦”所提供的接济量不能算小。至于普通商民，大多也并不忌讳在战争期间与英军做买卖，如厦门失守后，英军“曾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充当翻译、应募占领当局、担当后勤劳役，乃至充当向导，亦实有其事。但因这些工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当清廷遵照道光皇帝谕旨，开始严厉惩办“汉奸”后，沿海民众担当这些“汉奸”工作的积极性迅速跌至冰点。西方传教士当年所办《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曾发表过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报道，1841年9月份的一篇英军回忆文章，曾如此描述民众当“汉奸”的积极性
“对苦力的招用现在已经开始了，假如要抓任何苦力，那么只有正规部队才能进行。即使如此，他们一旦发现能安全地逃跑，就会立即逃之夭夭。有一次两个书记员被带进了县衙，他们偷了要他们写字的笔和墨，然后拿了他们手能触及的衣物逃跑了。还有两个整日喧闹的厨子，他们逃走时带走了所有厨房用具，好象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理应归他们所有。……全城建立警察的打算被证实是不成功的，要享受这种崇高荣誉的候选者其实都是些大流氓，他们全然不晓得对他们恭维是要他们为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服务。在好几个峡谷里还有一些受人敬重的当地人被推选出来担任了同样的职务，他们一声不吭地接过了印刷的委任书，但却一点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对此，英国人给出的解释是“当局无声的影响力”，即对“汉奸”的严厉惩处政策和无处不在的“密探”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些密使被派了出来，以死威胁居民，假如他们胆敢以给养支持英国人的话”。（《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
为英军充当间谍者，因其工作的秘密性质，则没有类似的压力。据英军回忆“（清廷的）重要国家文件都是很细心地传到了（英国）内阁成员的手里，由谁传递的我们不能说出来。这些先生们给我们的情报是如此之精确，后来我们与广州获得的各种文件相比较，竟发现没有一丝一毫的出入。”（《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英军能够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对情报的准确掌控，是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