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雾重重的ldquo;壬寅宫变rdquo;之谜：宫女有可能
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十月的一天夜里，紫禁城内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嘉靖皇帝当晚夜宿在宠爱的妃子端妃曹氏的宫中，宫女杨金英等人乘着皇帝熟睡之时，用绳子勒住他的脖子，想把他勒死，可是匆忙中，宫女们将绳子结成了死扣，没办法勒紧，只是把嘉靖皇帝给弄昏迷过去。这时，有一个宫女认为不能勒死皇帝是因为有神灵的佑护，害怕之中，就偷偷跑出去告诉了方皇后，结果嘉靖皇帝被救下。这一年是农历壬寅年，所以这起凶案又称为“壬寅宫变”。由于涉及皇宫内的隐私，所以明朝统治阶层极力掩盖此事，史书中很少有详细的记载，而在民间则议论纷纷，说法很多，成为明史中又一疑案。
“壬寅宫变”震惊了皇宫上下，人们实在难以想像宫女竟然有如此胆量谋杀皇帝，于是追寻作案动机、擒拿幕后黑手便成为案发后的首要任务。事发之后，杨金英等十六名当晚值班的宫女全部被抓起来，并受到严刑拷打，很快就供出了试图弑君的主谋元凶，宫女们一致指认是宁殡王氏所策划。一个妃子之所以会做出如此大案，说到底，根源仍在嘉靖皇帝本人身上。说到这里，就必须简单介绍一下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名朱厚熜(音zong)，是武宗朱厚照弟弟兴献王的长子。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朱厚照因为长期的荒淫无度而死，死时仅三十岁，没有留下儿子，于是就在皇太后和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的商议下，立朱厚熜为帝，以明年为嘉靖元年，史称明世宗。 嘉靖皇帝登极初始也颇有作为，他革除了很多正德年间的弊政，并诛杀了朝中的奸臣钱宁、江彬等，当时朝廷上下都认为碰到了少有的圣君，可以大有一番作为。但是好景不长，很快嘉靖皇帝和大臣们之间就产生了严重的矛盾，这就是有名的“大礼议”之争。原来，嘉靖皇帝是以明武宗嗣子的身份当上皇帝的，因此他继承的是武宗的江山和血脉，这是封建正统伦理所十分讲究的名分问题。可是，嘉靖皇帝在即位六天之后就变了卦，发下诏旨让大臣们讨论如何才能给自己已故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封上皇帝的尊号。对于这件事，朝中大臣认为是关系天下的根本问题，所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百官都极力反对，并出现了六十多位大臣联名抗议的事情，对此皇帝一概残酷对待。事情僵持得不可开交，最后大臣们虽然对抗不过皇帝，但也因此导致君臣之间的不和，此事一直闹腾了二十多年才消停。
经过此事，嘉靖皇帝开始荒于朝政而沉迷于荒淫之事，纵情于女色之中。特别是他继位近十年后，仍没有生下儿子，让他很着急。恰巧在这个时候，有个大学士叫张孚敬说什么古时候的天子在立皇后的同时，还要建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样才会有很多的后代，他向嘉靖皇帝建议说，皇上年富力强，更应该广求淑女，为将来有更多的后代打算。这正对了嘉靖的心意，既可以满足他的色欲，同时嫔妃多了，生儿子的几率也提高了。所以他就下旨广选天下的淑女，使得后宫佳丽越来越多。只是红颜易老，随着皇帝的喜新厌旧，后宫妃子之间就不断发生各种各样的冲突，这当中，就涉及到了“壬寅宫变”中的几个女人。其中一个是方皇后。嘉靖皇帝前后共有过三位皇后，第一位皇后陈氏在嘉靖帝还没有即位时就是王妃，只是由于为人性情冷僻、不苟言笑，受到了冷落。有一天陈氏与嘉靖坐在一起，此时陈氏已经怀孕多日，正在闲聊时，有张氏、方氏两个妃子进来，嘉靖对其中的张妃十分喜爱，惹得陈皇后吃醋了，就将杯子投到地上，结果触怒了皇帝，被大加呵斥，一惊之下，陈氏流了产，大病一场死去了。第二位皇后就是那位张氏，陈皇后死后，张氏被立为皇后。后来张氏红颜渐老，皇帝不喜欢了，嘉靖十三年 (153年)，明世宗找了个借口废掉了张氏。第三位就是方皇后，她与前两位皇后一样都没有生育。可以想见，随着岁月的流逝，嘉靖皇帝很快对方皇后也渐渐厌倦起来，这很自然就会引起方皇后对其他妃子的怨恨。第二个女人则是事变的主谋宁嫔王氏，王氏后来曾为嘉靖帝生了一个儿子，按惯例，她应该由嫔晋为妃，但不知为什么，没有受到晋封。因此有人在分析此案的起因时提出，王氏就是由此而心怀不满，才策划谋害皇帝的。第三个女人，则是受“壬寅宫变”牵累的端妃曹氏，她长得非常美丽，深受嘉靖皇帝的宠爱。可以说，自从有了端妃，皇帝就连每天的早朝也不上了，整日在后宫与端妃饮酒狎欢。而端妃因受皇帝的独宠而和王氏产生过冲突，受到了王氏的嫉恨。
所以，当王氏被招供出来之后，出于嫉妒端妃，王氏便将她也拖下水，硬说端妃是此事的同谋。而事件发生后，嘉靖皇帝本人一直处于昏迷之中，宫中的事务都由方皇后处理，于是方皇后就代替皇帝下令，将一贯与自己不和的端妃还有王氏等二十余人统统处以凌迟。据说在临刑的时候，端妃曾经大声呼喊冤枉，骂王氏诬陷自己，而王氏知道自己必死，因此冷冷地说：“当初你在皇帝面前凌辱我，今天你也得到了报应，我总算出了口气，让你也不得好死。”
事情过了一个月后，嘉靖皇帝才醒了过来。醒后他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端妃，谁知已经被方皇后处死了。起初，人死不能复生，嘉靖皇帝也就没有多想，以方皇后救驾有功，封其父亲为平安伯，并且从此后对方皇后非常敬重。可是，嘉靖皇帝终究念念不忘端妃的好，开始疑心起来，不相信端妃会害自己，因为她是皇帝最宠爱的妃子。一段时日后，嘉靖皇帝向身边的侍卫询问端妃受刑的情节，侍卫就把端妃临死前与王氏的对话说了出来，他才知道原来端妃是冤枉的，就更加怀念端妃，并痛恨方皇后，从此就很少接触皇后。再后来，皇帝又有了新宠，方皇后的处境就更加不堪了。
“壬寅宫变”五年之后的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的一天，皇后居住的坤宁宫突然失火，嘉靖皇帝眼看着大火越来越猛烈，却迟迟不命人去救火，并说宫殿烧了可以再重新建起来，结果方皇后被活活烧死。据近代史学家分析，正是嘉靖皇帝让人放的火，原因自然是要给端妃报仇，但因皇后没有明显过失，不能光明正大地废掉她，就只好出此下策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后世史家们对“壬寅宫变”发生的主要原因，持有不同的意见。
对于王氏主谋加害皇帝的说法，就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王氏没有理由指使宫女们杀死嘉靖帝，因为作为一个生有皇子的妃嫔，为了争宠而冒这么大的风险，是没有必要的，而十几位宫女为争宠而不顾生死谋害皇帝，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于是有人提出，“壬寅宫变”的发生是由于嘉靖帝为炼制长生不老的丹药，酷虐宫女所致。因为嘉靖皇帝十分嗜好修道，自号“天池钓叟”，每日不是与后宫的美女鬼混，就是与道士混在一起炼丹求仙。当时，南阳有一个方士叫梁高辅，自称有养生的法术，道士陶仲文将他介绍给了嘉靖皇帝。梁高辅入宫后就教皇帝如何炼制春药，制作春药的方法十分残忍，据说要用七七四十九个童女初潮的经血精心炼制成丸，服后一夜可御十女。嘉靖皇帝大喜，立刻按照道士的话去炼制这种药丸，为此，曾先后从全国征选了一千多名八至十四岁的幼女进宫供其炼制春药。在“壬寅宫变”前的两年中，宫内炼丹之风达到了极点，为了采得足够的炼丹原料，皇帝强迫宫女们服食催经下血的药物，造成失血过多甚至血崩，许多人因此丧命。此外，为了防止泄漏炼药的秘密，甚至残忍地将取过血的宫女杀死灭口。所以后来有人推测，杨金英等宫女正是由于亲眼目睹宫女们饱经残害，自知这种灾难早晚会降临到自己头上，才决定拼死一搏的。还有人则认为此次宫变很有可能是一场政治斗争的结果，因为“大礼议”之争刚刚才以嘉靖帝的胜利宣告结束，就发生了“壬寅宫变”，因此，不排除这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利用妃嫔意图除掉嘉靖帝。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湖南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其后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两人更是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交恶，乃至绝交。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两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同为湖南同乡，自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丁母忧在湖南原籍举办湘军，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当时左宗棠为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因公务书信往来不绝，交情日厚。曾国藩后来因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军，地位显赫，督两江，领四省。曾国藩素来知人善任，网罗人才，由他推荐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数，一时出现了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的传言。左宗棠虽未进士及第，但凭着自己的才干，此时已名满天下。曾国藩军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这样的人才，左宗棠在咸丰十年(1860)被曾国藩聘为幕僚。 此时清朝与太平军的战争处于胶着状态，正当用人之际，由于曾国藩的极力推荐，左宗棠被清朝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襄办曾国藩军务的头衔，随后被曾国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这年6月，清政府有意调左宗棠前往四川督办军务，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可以独当一面，现在突然要调走左宗棠，无异于断其臂膀，于是曾国藩婉言谢绝了清廷的谕旨，从中可见曾国藩对左宗棠多么器重。随着安庆的克复，湘军为完成对天京的包围，进一步牵制天京外围的太平军，曾国藩决定对浙江出兵，那么选谁为统兵将领呢?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国藩认为，左宗棠平时用兵取势甚远，审机甚微，可挑大梁，不可久居人下，埋没人才。曾国藩不但把驻扎在赣浙边界的湘军统归左宗棠节制，而且给了他向皇帝的专奏权和征收厘金权。从此，左宗棠青云直上，在对浙用兵中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干，和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共称“曾左李”。
此时曾国藩对左宗棠的信任已是无以复加。往来书信中处处对左宗棠以兄相称，而自谦为弟曾国藩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也摸透了曾国藩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
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人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曾国藩与左宗棠之间有矛盾是自然的。“左宗棠负非常之才气，出自幕府，不二载而封疆圻，骄纵一世。自太平天国之后，即与曾氏交恶。”当时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云：“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与曾文正公绝交以后，彼此不通书问……”可见，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确有其事，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交恶?学术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左宗棠个性刚直果断，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恶如仇。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多次进京赶考却未及第，且始终特别敏感，稍被人怠慢或过分谦让，都可引起激烈的反应，而且言词辛辣，令人不快。有一次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谦让，用了“右仰”这样的客套话，左宗棠很是不快，说道：“他写了‘右仰’，难道要我‘左俯’不成!”此话后来传到曾国藩耳朵里，嫌隙由此而生。此时曾左二人虽然关系上有裂痕，但还只表现在个性差异上。真正关系破裂还在天京城被攻克，两人就洪秀全的继承者幼主洪天贵福是否已死的问题，向朝廷打起了笔墨官司。
天京攻陷后，曾国藩向朝廷奏报克复金陵，所有悍贼被一网打尽，并特别指出，城破后，伪幼主积薪于宫中，举火自焚。这就凸现了曾国藩对太平军有攻克全功。不想左宗棠也上一折，称据金陵逃出难民供出，伪幼主洪天贵福于同治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被太平军将领黄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伪幼主名号，召集太平军余众。清政府看到左宗棠奏报后，对曾国藩大为不满。曾国藩平生自认为以诚信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则无异于欺君罔上。于是曾国藩上折反驳左宗棠，称洪天贵福可能已死，而黄文金为纠合太平军余众伪称尚存，这是古来常有之事等。言外之意，左宗棠虚张声势，不过是邀功请赏。左宗棠看到此奏后，又上书为自己辩解，对曾国藩言词激烈，口诛笔伐。至此，曾左二人的关系已不可挽回，十几年的交情为了各自的名利而付诸东流。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历史上曾国藩左宗棠不和是一种假象，它是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由曾国藩，左宗棠合力制造的，为保全汉地主利益，缓和满汉矛盾的计谋。它使得曾国藩左宗棠等湘军将领有了善终，迷惑了满清贵族，为以后汉人逐步掌握清中央实权打下了基础。坚持这一说法的学者指出，清朝是由满人建立起来的，最高统治者是满洲贵族。清军入关之后，一方面他们需要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为其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也对汉官僚、士大夫、地主始终抱有极大的戒心，害怕他们会挤垮自己的统治。从清军入关到太平天国起义前，中央的军机大臣、内阁学士、六部尚书等虽然规定满、汉各半，但实权完全操在满官手中，汉官多是副职，形同虚设。而在镇压太平军问题上同样如此，把满族官僚率领的嫡系部队集中在天京附近，建立江南、江北大营。其如意算盘是，只要各省团练在外围击溃太平军主力，江南、江北大营便可就近攻取天京，建立首功，保持清中央的威信。
曾国藩是汉人，掌握着湘军，清政府当然不会放松对他的戒心。咸丰四年(1854)，曾国藩奉诏率军出湘，咸丰担心这支由汉人统帅的水陆俱全、装备优良、力量雄厚的军队将来有尾大不掉之患，“心忧之，特诏贵州提督布克慎自黄州还，赴其水营。诏总督台涌会其师。”名为协助，实为监视。曾国藩当然明白朝廷的态度，也时刻提防着，尽量消除他们的猜疑。在建湘军的时候，重用塔齐布;在处理团勇与绿营矛盾时，委曲求全;对于清廷的封赏，有时会推辞，以免出现“功高震主”的现象。
从1860年夏到1864年攻下天京止，湘军总兵力约有四十多万，接近过去绿营兵力。湘军将领中任督抚大员的先后有二三十人，控制着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陕西、山东、直隶等省，而当时全国只有十八省，出身湘军系统的督抚就占了十三个，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以一个集团而占有如此广大的地盘，拥有这样庞大的军事实力，这不仅在清代是空前的，在古代也是罕见的。再加上清朝是满人建立的，这种形势对清统治者极为不利，如强令湘军裁军，恐引发湘军造反，怎么办?清廷希望从湘军内部寻找突破口，强令其裁军还不如分化湘军，以使他们内部相互牵制。曾国藩很快就洞察了这一切，他一面主动提出裁军;另一方面，在内部制造失和假象，他选择了左宗棠，因为左宗棠的性格及其先前与自己确有意见分歧，这一点不至于使清廷产生怀疑。
曾国藩的想法得到了左宗棠的支持，两人于是就联手演绎了一段“失和”好戏.
此外，还有许多的史实足以证明“失和”非真实。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联说：“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这说出了曾国藩对左宗棠是有“知人”之恩的，既有此恩又怎么会失和?失和又怎么会写出这样的挽联呢?对于曾国藩的儿子曾纪鸿，左宗棠也照顾得如同自己的儿子，显见他和曾国藩的失和与寻常不一样。曾国藩的女婿聂仲芳本“坦运不佳”，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委其为营务处会办，第二年，提升为上海制造局会办。自此官运亨通，一直升到江苏巡抚。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左宗棠之间并无仇恨。 曾国藩与左宗棠交恶是确有其事，还是二人表演给清政府看的一出双簧戏……至今令学界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