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斯起义：一场差点撼动罗马的奴隶起义

　　【奴隶觉醒的悲壮诗篇】

　　在人类战争史中，反阶级压迫的战争占有相当的比重。在这种战争中涌现出的军事历史人物的事迹无不英勇悲壮，可歌可泣。在古罗马奴隶制时代，奴隶领袖斯巴达克领导的大起义，曾经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其不畏强暴、前仆后继求解放的斗争精神曾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奴隶，谱写了奴隶解放的光辉诗篇。

　　在古罗马，到处都有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奴隶被称之为“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为了取乐，建造巨大的角斗场，强迫奴隶成对角斗，并让角斗士手握利剑、匕首，相互拼杀。一场角斗戏下来，场上留下的是一具具奴隶尸体。奴隶主的残暴统治，迫使奴隶一再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公元前73年，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斯巴达克起义爆发了。

　　斯巴达克是巴尔干半岛东北部的色雷斯人。罗马进兵北希腊时，在一次战争中斯巴达克被罗马人俘虏，被卖为角斗士奴隶，送到卡普亚城一所角斗士学校，受非人待遇。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斯巴达克向他的伙伴们说“宁为自由战死在沙场，不为贵族老爷们取乐而死于角斗场。”角斗士们在斯巴达克的鼓动下，拿了厨房里的刀和铁叉，冲出了牢笼。在路上，他们正好遇上几辆装运武器的车子，就夺取了这些武器武装了自己，并跑到几十里以外的维苏威火山上聚义。斯巴达克率领起义者在这里安营扎寨，建立起一个巩固的阵地。

　　许多逃亡奴隶和农民都纷纷前来投奔，斯巴达克的妻子和他是同一个部落的，也参加了起义。起义队伍由70余名角斗士很快发展为约1万人，并多次战胜罗马军队的一些小部队，斯巴达克便按照罗马军队的形式将自己的部队进行了改编，除有数个军团组成的步兵外，还建立了骑兵，还有侦察兵、通信兵和小型辎重队。除夺取敌人武器外，起义军兵营里还组织制造武器。对士兵进行训练，并制定了严格的兵营和行军生活规章，不久就控制了整个坎佩尼亚平原。

　　公元前72年初，斯巴达克军队已增到6万人。他将部队开向阿普利亚和路卡尼亚，在那里人数达到12万(据有些史料记载为9—10万)。被起义的巨大规模震惊的罗马元老院，于公元前72年年中派遣以执政官楞图鲁斯和盖里乌斯为首的两支军队讨伐斯巴达克。这时，起义军内部产生了分歧。大部分奴隶，其中包括斯巴达克，根据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认为在意大利本土建立政权比较困难，主张离开意大利，冲过阿尔卑斯山，进入罗马势力尚未到达的高卢地区，摆脱罗马统治，获得自由，或者返回家乡。而参加奴隶起义运动的当地的牧人和贫农则不愿离开意大利，希望继续与罗马军作战，以夺取失去的土地。由于这种意见分歧，3万人的队伍脱离了主力部队，在伽尔伽努斯山下(阿普利亚北部)被罗马军队击溃(死2万人)。斯巴达克闻讯赶来救援，已经来不及了。

　　斯巴达克杀死了300名罗马俘虏，祭奠了阵亡战友的“亡灵”，继续率军北上。公元前72年，斯巴达克的军队沿亚得利亚海岸穿过整个意大利。在齐扎尔平斯高卢省(北意大利)的摩提那会战中，斯巴达克的军队击溃了卡西乌斯总督的军队。起义者受到胜利的鼓舞又因越过阿尔卑斯山有不少困难，斯巴达克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挥师南下，返回意大利，从一边绕过罗马，向南方进军。

　　面对这支驰骋于意大利的起义队伍，罗马统治集团惊慌失措，没有人敢竞选执政官。元老院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选任大奴隶主克拉苏斯统率大军，镇压起义军。公元前72年秋，斯巴达克的军队在意大利布鲁提亚半岛(今卡拉布里亚)集结，预计乘基利基海盗船渡过墨西拿海峡。但海盗不守信用，没有提供船只，斯巴达克自造木筏渡过海峡的计划也未能实现。这时，克拉苏斯在起义军兵营后方构筑了一道工事，切断了起义军撤回意大利的后路。挖的是一条两端通海的壕沟(长约55公里，宽和深均为4.5米)，并筑起土围。，起义军用土和树木填平了壕沟，突破了工事。在突击中，斯巴达克的军队损失了约三分之二。不久，斯巴达克在军队很快得到补充后(达7万人)，于公元前71年春试图以突袭的方式占领意大利南部的主要港口——布林的西，乘船渡海驶向希腊，进而到色雷斯(今保加利亚、土耳其的欧洲部分)。罗马元老院竭力想尽快地将起义镇压下去，分别从西班牙和色雷斯将庞培的大军和路库鲁斯的部队调来增援克拉苏斯。为了不让罗马军队会合，斯巴达克决定对克拉苏斯的军队发起总决战。他用急行军快速将部队开向北方，迎击克拉苏斯。在阿普里亚省南部的激战中，斯巴达克军队虽在数量上比罗马军队少得多，但他们仍然英勇战斗。斯巴达克身先士卒，骑在马上左冲右突，杀伤两名罗马军官。他决心杀死克拉苏斯，但由于大腿受了重伤，只好在地上屈着一条腿继续战斗。在罗马军队的疯狂围攻下，6万名起义者战死，斯巴达克也壮烈牺牲。约5000名斯巴达克起义军逃往北意大利，不幸在那里被庞培消灭;6000名俘虏被罗马人钉在从罗马城到加普亚一路的十字架上。，一些分散而没有统一领导的起义队伍在意大利许多地区仍然坚持战斗10年之久。

　　轰轰烈烈的斯巴达克起义失败了，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没有一个能够联合广大受剥削群众的总纲领;参加起义的罗马社会各阶层的社会成分和民族成分复杂，对之缺少必要的教育工作;作战指挥上由于缺少经验也有许多错误等。，这次起义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起义的本身，它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统治阶级，加剧了罗马奴隶制的经济危机，促使罗马政权由共和制向帝制的过渡。斯巴达克在起义中表现了英勇的斗争精神和卓越的军事才能，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列宁也说“斯巴达克是大约2000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

　　斯巴达克起义对奴隶解放与自由运动是一次巨大推动，在人民群众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遗迹。列宁在评价斯巴达克起义时指出“在许多年间，完全建立在奴隶制上的仿佛万能的罗马帝国，经常受到在斯巴达克领导下武装起来、集合起来并组成一支大军的奴隶的大规模起义的震撼和打击。”就当时来说，极大地动摇了罗马奴隶制基础。奴隶主被迫对剥削奴隶和经营田产的方式作出某些改变，并开始改变控制奴隶的方法和对奴隶的态度。他们尽量收买不同种族的奴隶，避免把同族的奴隶集中使用，提防他们联合在一起。奴隶主开始把土地分成小块，交给奴隶耕种，奴隶可以分享一部分收成，奴隶就在这样的方式下开始演化为“隶农”，而释放奴隶的数目也渐渐增多。上述情况到公元1世纪后就更为普遍。

　　斯巴达克起义能够建立较强大的军事组织，多次打退罗马精锐部队，在军事上有许多成功之处，如在战斗行动中力求夺取和掌握主动权;组织好步兵和骑兵的协同，力主进攻;

　　在战区内巧妙地机动部队;行军隐蔽迅速，设置埋伏，实施突袭;善于各个歼灭敌人。这些对后来的奴隶起义战争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吕思勉说过“汉室盛衰，当以宣、元为界。”也就是说，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运行较好，处于兴盛状态;自元帝以后，宦官外戚竞相专权，纲纪紊乱，国势衰微。

　　性情柔弱缺乏主见

　　客观地说，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品行不错的好人。，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作为君主，汉元帝谈不上优秀，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史书说他“柔仁好儒”。其实，这并非弱点，一个君主胸怀宽宏柔软，主张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应该是天下人福分。问题是，汉元帝的宽柔最终表现为优柔寡断、软弱可欺，不能驾驭局势，听任宦官专权。

　　宣帝临终前，已为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为副。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关系密切。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宣帝也不例外。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一代名儒。元帝即位后，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多次宴见两人，探讨治国方略。萧望之随后双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刘向)、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元帝的信任与支持，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议论常坚持遵从故事或惯例，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元帝初即位，由于谦让，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痛哭流涕，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师傅含冤身亡，让元帝终生难以释怀，追念不已。此后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萧望之墓地祭祀。在这个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点暴露无遗。如果他坚信萧望之贤良忠诚，完全可以使萧免遭小人陷害。可是他缺乏主见，容易被宦官左右。两次让萧望之下狱，都是听信小人谗言而草率下诏。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为下狱”，轻易被官宦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师傅性情刚烈，仍被宦官牵着鼻子走，让师傅蒙受下狱羞辱。，他已然知晓师傅清白无辜，却没有惩治逼死师傅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如此宽仁，实则是非不分，赏罚不明，使得宦官有恃无恐，日后更为放纵。

　　从萧望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空怀匡正理想，而缺乏战略眼光与政治谋略。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毕竟萧望之等儒臣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道德修养。而宦官、外戚往往注重自身的权势与利益，既缺乏对天下的担当，又缺乏做人的操守，只要满足一己私欲，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元帝居然让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汉元帝刘奭剧照

　　倚重宦官威权旁落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终究成为大赢家。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事无大小，都由他汇报决断。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石显俨然一言九鼎，“重足一迹”。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但这是一种错觉，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石显能得到元帝信赖，必然有他过人之处。“(石)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汉书·佞幸传》)元帝“好儒”，石显乐于投其所好。萧望之含冤而死，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石显为了逃避责任，转而向儒士示好，极力向元帝推荐大儒贡禹，让他担任御史大夫。此举，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则迎合元帝意趣，二则讨好天下儒士，三则博得举贤任能的好名声。此后，凡是依附石显的儒士，都会得到重用，官运亨通。如匡衡、五鹿充宗，分别官拜丞相、尚书令。如果不依附或反对石显，即使是元帝亲自选用的，也要被他排除。元帝重新起用周堪，并提拔其学生张猛，石显不是在元帝面前谮毁，就是暗中捣鬼，使元帝无所适从，逐渐疏远两人。周堪后来疾喑，不能言而卒，张猛被逼迫自杀。

　　尽管石显熟悉法典，精于权术，但缺乏治国理政才能。如此心术不正的人，不但不能造福于国家与民众，而且还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贪腐的“大老虎”。在这个“大老虎”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欺上罔下，贿赂公行，奸佞得势，正气不畅。王昭君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

　　失去王昭君，让元帝顿时惊悟。，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司马光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禁不住感叹“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间。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