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光宗无视亲生父皇 后被自己儿子悄悄篡位
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李氏趁宋光宗离宫之机，杀死了他宠爱的黄贵妃。光宗闻讯，虽万分伤心，却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将痛苦埋藏于心。次日，宋光宗强打精神，主持祭祀天地的大礼。仪式进行过程中，突然刮起狂风，大雨倾盆而下，祭坛上的灯烛也燃起大火，祭祀被迫中断。
接连两次精神上遭受如此大的刺激，宋光宗“心疾”加重，精神疾病彻底发作了，对孝宗的疑惧也日甚一日。每到一月四朝的日子，他就托词不去，有时明明事先宣布过宫，可又言而无信，临时变卦。后来他干脆以孝宗的名义颁降免去过宫的诏旨。如此行为无疑有损天子“圣德”，大臣们纷纷上奏劝谏宋光宗要尽人子之道。
宋光宗偶尔也心有所感，绍熙三年十二月到次年正月，他三次赴重华宫朝见，但不久又故态复萌，数月不过宫问安。朝野上下，市井街头，对当朝天子的不孝之举议论纷纷，太学生们也加入了劝谏的行列，上百人上书要求宋光宗过宫，而光宗依然故我，根本不理睬外间舆论。
绍熙五年，孝宗得病，宋光宗仍一次也没有过宫探视。亲生儿子冷落自己到这种地步，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悒(yì)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五月，孝宗病重。太学生们听说宋光宗此时竟然还在后宫玩乐，并不过宫省亲问疾，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其中两句说“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辛辣地讽刺了宋光宗的不孝无德。
与此，群臣因宋光宗不从劝谏，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宋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丞相留正等大臣再三恳请宋光宗过宫探视孝宗病情，宋光宗不听，拂衣而去。留正紧拉宋光宗的衣裾，苦苦进谏，光宗仍不为所动，自回内宫，群臣只得恸哭而退。都城百姓对光宗的强烈不满至此也达到了顶点，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曾经藏在心里的愤怒，如今“勃勃然怒形于色矣”。群臣在此事发生前只是私下里议论，而如今则个个“嚣嚣然传于道矣”。
六月，孝宗驾崩，宋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只得由太皇太后吴氏代其主丧。实际上，宋光宗内心深处仍然畏惧着孝宗，他不相信孝宗已死，以为这是一个篡夺自己皇位的圈套。他不仅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不为孝宗服丧，而且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正在这位不孝的皇帝终日提防自己父亲的时候，他却万万没有料到，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绍熙五年七月，嘉王赵扩在太皇太后的支持和大臣赵汝愚、韩侂(tuō)胄等人的拥立下即位，是为宁宗。
要了解古代治“懒庸”，得先了解古代官员是怎么上、下班的?古代上班时间比现在早。《诗经 齐风 鸡鸣》中，妻子催丈夫起床“公鸡已经叫了，上朝的都已经到了;东方已经亮了，上朝的已经忙碌了。”由此可见，从春秋起，古人就有了“鸡鸣即上班”的传统，往后，这个时段就定型为“卯时”，即早晨五至七时。于是，“上班点个卯”也就流传至今。
古代上班早，下班也早。清朝规定春夏下午4时下班，秋冬下午3时下班。至于白居易笔下的“退衙归逼夜，拜表出侵晨”，那是因办公和生活区相隔远，当时又没汽车，所以走回家就是“逼夜”了。古人上班第一件事是“开会”。在中央，皇帝每天早上要举行“朝会”，也叫“上朝”，属最高国务会议。参会官员是“六部九卿”等省(部)级以上官员。朝会内容两项一是皇帝做出决策，征求大臣意见;二是大臣有重大事项，需报请皇帝批准。“朝会”的时间，根据议程多少有长有短，一般多在辰时(上午九时)结束。正常情况下每天如此，所谓“君王不早朝”，那是例外。
明代缺勤20天处杖打100大板
上午九点“散朝”后，各官员在宫门外吃完皇帝恩赐的“早点”后，就各自回衙门，或落实皇帝在“朝会”上的最新旨意，或处理日常工作。这是京官一天的工作模式，地方与京城大同小异，不赘述。古人治“庸”，从“迟到早退”抓起。古代官员以“清、慎、勤”为原则，“勤”的起码要求，便是按时上班下班。对迟到早退，缺勤或朝班失仪等“庸懒散”行为，历朝均有惩治办法。
明朝“治庸”流行“打屁股”(即廷杖)，规定缺勤1天处笞20小板，每再满3天加一等，满20天处杖打100大板。为不因迟到而挨打，明朝曾发生一起冬天高官误跌御河溺死的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魏忠贤当权时，紫禁城不准点路灯，说是为防“火患”，还禁止官员骑马坐轿，冬天天亮晚，路上又黑灯瞎火，结果是百官“戊夜趋朝，皆暗行而入，相遇非审视不辨”，于是“追尾”之事经常发生。一天，一名住得离宫较远的官员可能起晚了一点，因怕“朝会”迟到，一路小跑，加之当天早上下大雨、路又滑，慌乱中没辨清方向，竟失足御河，命丧九泉。
唐代迟到扣工资
对于迟到缺勤，除了“打屁股”外，还有扣工资、降级、撤职甚至“坐牢”等五花八门的处罚措施。先说“迟到扣工资”，唐玄宗时，“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季禄”(《唐会要》卷二四)。到肃宗时，“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俸”。再到文宗时，“文武常参官，朝参不到，据料钱多少每贯罚二十五文”。再说“缺勤被撤职”的，清乾隆时，一个叫钱在上的翰林给皇孙当老师，只因连日缺勤，便奉旨革职留任，由此失去了外放考差、收受孝敬的赚钱机会。还有“因旷工而坐牢”的规定，唐律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倘是军事重镇或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一等”。
明代张居正的“考成法”
抓考勤当属“治标”，那如何“治本”呢?如何对付那些“碌碌无为、尸位素餐”的庸官，历代都在“推陈出新”，明朝张居正的“考成法”很有代表性。“考成法”类似现在“目标管理责任制”，但他的做法似乎更有操作性，用“三字”概括，就是“稳、准、狠”。
现以对六部尚书(国务院各部长)的考核为例，其管理方法是，将各部长每年须完成的工作和完成期限登记成3个账簿，并分别在本部“给事中”(专门负责弹劾，不受本部门领导)、都察院(中纪委)、内阁(国务院)留存;然后，各部长每月须呈供完成工作情况的依据，分别亲赴给事中、内阁和都察院，对照账簿，完成一件、就勾销一件;，内阁、都察院、给事中等三部门，逐件核实官员提供的工作完结依据，如有部门发现其没有如期完成工作的，就按规定予以处分。
按此办法，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万历四年，山东17名、河南2名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张居正当政期间，按《考成法》，裁革的冗员竟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