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学生们深情追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0月31日一上班就接到通知，说钱老正在医院抢救，让我们尽快到301医院去。中途我打电话询问抢救的情况，结果被通知抢救无效。电话那头的载人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院士几乎哽咽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钱老虽然走了，但他的精神值得我们一辈子学习!回想起与先生相处的那些点滴小事，钱学森先生的学生们敬慕之情溢于言表。

1955年他的博士学成回国时，他告诫：

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

钱学森身上最光辉的，是爱国主义精神，是为国奉献的精神。钱学森的第二个博士、两院院士郑哲敏告诉记者。

1948年，郑哲敏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后来读钱学森的博士。他很关心祖国的状况，每周通过朋友收集中文报纸看。郑哲敏说，我们很多学生都知道，他回国态度一直是很鲜明的。他在美国工作20年，一直是国籍，一直没有买房子，只租房子住。1950年，他准备回国，票也买了，行李也找旅行社打包了，但却被美国当局抓起来了。

1955年我回国时，钱学森嘱咐我两件事。郑哲敏回忆说：第一，他说经过二次大战，美国军事后勤领域发展很快，运用了大量数学和运筹学知识。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强调计划发展的，用得上运筹学。他要我把这个领域的信息带回去，告诉钱伟长。第二是对我的要求：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回国不能太神气。

钱学森说，你回去做什么事呢，不能挑三拣四，原则是国家需要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挑剔高低好坏。即使是一些很基础、很简单的研究，你也要做。

钱学森回国后担任中科院力学所所长，第一件事就是调整学科方向。原来有弹性组、塑性组等三个研究小组，都是搞纯理论研究的，与当时的国家建设关系不大。钱学森找我谈话，说科学研究必须和发展建设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要调整方向。

后来，流体力学调整为与航空发动机有关的方向，并增设了化学流体组、物理力学组和运筹学组。

钱学森不是搞技术的，是搞理论研究的。但回国后国家让他搞火箭，他欣然同意，从不讲价钱，从不讲条件。郑哲敏说，他牢记钱学森的一句话：回国没有什么，就是来服务。

钱学森凡事都站在国家的层面，没有私心，凡是只要为国家好，就去做。钱学森的学生、科学院院士俞鸿儒说，他在做中科院力学所长的时候，在全国办了很多力学班，包括清华班、北大班、中科大班他的观点是：全国谁搞得好，谁能干，就让谁干。

学生们担心知识面不够，不能胜任航天工作，他叮咛：

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孔祥言1956年从北大力学专业毕业后分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从1963年初开始，孔祥言与朱毅麟、褚桂柏等人一起，跟钱学森进修空间技术，并协助他规划我国19651975年的航天事业。

当时航天在全世界都属于新兴的尖端科学，涉及的专业面很广、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一次钱老问我们有什么想法，我们就老实回答：知识面不够，怕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孔祥言回忆说。

钱学森听完就给他们做工作：航天问题不外乎数学、物理、化学等专业，哪一方面问题不太清楚，就去找书、找资料学习，只要钻下去，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

不怕困难，不迷信洋人，是钱学森的一贯风格。王永志告诉记者，钱老回国后不久，中央领导问他能不能搞原子弹、导弹，他回答说：外国人能干的，人都能干。中央对他的意见很重视，最后决定搞两弹。

年轻人提出新思路解决了火箭发射问题，他鼓励：

这个年轻人，很会逆向思维

钱学森是我的恩师。王永志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回国，进入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工作，当时钱老还担任首任院长。

1964年，30岁出头的王永志第一次进入发射场，参与了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火箭的发射。当时碰到一个问题：经过计算，发现火箭射程不够，打不到预定的目的位置。许多人提议，在火箭燃料箱里再多加一点燃料。但是燃料箱的空间有限，不可能再加注更多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