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黑店？

　　很多观看新《水浒传》的观众，认为这部电视剧把梁山好汉拍成了黑社会。这是一句笑言，代表了观众对它的看法。不过宋朝确实有很多黑店。所谓黑店，就是专门图财害命的客店，这一词最早出现在各小说之中。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黑店应该就是《水浒传》中孟州道母夜叉孙二娘经营的十字坡酒店了。在许多宋代史籍中都有关于各种黑店的记载，为什么历史上最多和最为有名的黑店都产生在宋朝呢?

　　宋代文学中有很多关于黑店的记载，其中最为著名的黑店要数孟州道母夜叉孙二娘经营的十字坡酒店。在《水浒传》第二十七回《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中讲到，孟州道十字坡酒店白天看上去是经营酒食和供食客休息的客栈，实则却是专门在夜间劫掠客商，杀人并卖人肉包子的一家黑店。当时在江湖上盛传：“走到十字坡，客人谁敢那里过?肥的切做包子馅，瘦的却把去填河。”说的就是孙二娘和张青经营的十字坡客栈是一家远近闻名的黑店。书中还写道，当张青引领武松来到人肉作坊里时，只见“壁上挂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六条人腿;见那两个公人，一立一倒挺着在剥人凳上”。我想，读者看到这样绘声绘色的描述，一定会觉得人肉作坊是个恐怖至极的地方。

　　不过宋代史籍中确实记有各式各样的黑店。北宋彭乘所写的《续墨客挥犀》中记载了一个关于黑店的故事，说到当时有一些旅店确实是由有罪犯前科的人经营的(但这里并不是说所有有前科的人开的都是黑店)。在荆南一带有一个受人敬仰的僧人，他走路非常慢，而且还要由两名侍者搀扶着;不但迈着很小的步子，而且还要喘息几次才可以走一步。大家都尊称他为“慢行和尚”。在一年的元宵灯节晚上，官府捉到一个越墙入室强奸妇女的窃贼，摘去面罩发现此人竟然是受人敬仰的慢行和尚，此事令众人皆叹。后来慢行和尚被责罚后蓄发还俗，不久他便在市井中开店做起了生意，而且与以前大不一样的是，他竟然行步如风。南宋洪迈所撰的《夷坚志》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有些旅店的老板其实就是打家劫舍的强盗。在青州(今山东青州)离城30里一带，设有一个旅店，那些携带行李并且独自一人留宿的客人多数都会被店主杀害，收取钱财之后投尸于白沙河内，在此地不知有多少人都惨遭杀害。鉴于这一点，越来越多的人利用开店作为掩护而胡作非为。

　　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宋代旅店中，图财害命的刑事案件屡屡发生。《夷坚志》中记载了在江南西路建昌军(今江西南城)境内有一户人家，男主人是一个屠夫，经常杀害行旅之人：“伺客熟睡，则从高以矛揕其腹，死则推陷穴中，吞略衣装，续剞肉为脯，售于墟落。”这个故事中讲到的屠户也是打着旅店的幌子在图财害命，并将人肉晒成干再出售出去。还记载了江南东路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永丰乡民胡廿四，在大梅岭开有一家旅店。旅店后面的花圃中有一个洞穴，旅店主人在树根处挖了一条隧道直接通向客房，每日待客人熟睡之后，便“以巾缚客口，倒曳缚窖中，生埋之”。史料记载，宋代民间的旅店设立较为广泛，而且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镇，都有很多旅店。据南宋周必大《文忠集》记载，他在回故乡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的路上，在衢州江山县(今浙江江山)礼贤镇见“途中邸店颇多”。宋代人口流动很大，再加上官员、商贩等各个阶层的人都在路途奔波，所以他们对自己的人身安全还是十分担忧的，而这类有关黑店的故事也是越传越广，在文学作品中自然也就少不了关于黑店这一片段的描述。但这些黑店是借助于《水浒传》的广泛流传而成为家喻户晓的行侠仗义之所的。

他们不是花架子

他们是最后一代武士阶层

2014年9月17日，学者萨苏推出了新作《血火考场：甲午原来如此》，去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纪念，虽然甲午题材图书早已充斥市场，但萨苏选择在此时出书，是因为9月17日是甲午战争中最惨烈的一战——大东沟海战纪念日。萨苏称，选择这个日子推出这本书是为了向北洋水师那一批人致敬。

为写这本书，萨苏走访了遍布中外各地的甲午战争遗迹遗址四十多处，采访了五名日本研究这场战争的教授，“日方学者的观点让我们大吃一惊。”萨苏称，日本学界对于甲午战争的主流观点与我们所认为的“甲午惨败”不同，“他们认为，从装备上、战略战术上等军事因素上来讲，双方是势均力敌的。在战争过程中，清军很多仗打得可圈可点，并不处于下风，若不是后期的几个失误，这场战争很可能是双方打和的。”

萨苏在与中日学者交流后发现，就学术水平来说，国内对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在日本之上。萨苏推测，这或许是因为这场战争对的影响更为深远，也被学界视为近代巨大转折的标志。但日本学者普遍将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罗斯这样一个西方大国视为其崛起的标志，他们研究日俄战争的学者远比我们多，“甲午战争对是一个太悲痛的记忆，从此以后五十年都走在救亡图存的路上。”

2014年3月，辽宁丹东港发现一条钢制沉船残骸，推测极大可能为沉于此的北洋水师英制巡洋舰。2014年9月，考古人员展开全面探捞，萨苏再度奔赴丹东。直到书出来前半个月，萨苏还在丹东参加探摸北洋水师沉舰的工作。

萨苏透露，丹东目前仍然在进行着探摸和打捞辨识工作，而具体情况需要文物部门的允许才能够进一步披露。“经过艰苦努力，真的在水下找到了船，拍到了照片和录像，打捞上来了沉船残骸，送到权威机关进行了鉴定，而不是仅仅在纸面上说找到了。”萨苏称，沉船信息尚在确认中，暂不可披露，“以本人看法，至少找到了一条英制巡洋舰和一条德制巡洋舰的残骸。”

萨苏对长期以来大众对北洋水师存在的刻板印象提出了质疑和新的解释。“传统误解认为北洋水师就是花架子，不会打仗，好好的装备却被打败。”萨苏说，“北洋水师不是花架子，其实它里面好多东西做得非常精准，它当时的活动范围北到海参崴，南到新加坡，行船十年没有出过故障。当时对海军深入发展，其实建设得还是不错的。”

萨苏说，当时四艘军舰沉没，其实其中三艘的舰长是有机会生还的，但他们都选择了同军舰一起沉没，信奉“舰在人在，舰亡人亡”。

“实际上他们代表了第一代职业军人，忠诚的不是皇上，而是自己的职业理想，他们受到的教育就是那样。”萨苏称，在此之前的封建官兵当兵大都是为了拿军饷，“为了粮食而当兵，吃了皇家的俸禄就要拼命”。但邓世昌等人和传统官兵不同，“他们这批职业军人才是国防近代化的基石，这也正是甲午战败让人感到心痛的地方。”萨苏称，当时，作为一个近代化的国家正在萌芽，在甲午战争中失去了最后一代武士阶层。

对于甲午战败，萨苏认为在战争之前，就已经落后了。“甲午的无奈，很大程度在于大清帝国对于领海主权长期的漠视，相比之下，日本是跑步前进。”与日本不同，在清朝多数官员眼中，“海上辽远，我泱泱大国，无海亦可自足”。近代史上，几乎看不到明确的对领海主权及海洋权利的努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晚清面向世界的开放，更抑制了中华民族走向海洋的渴望。陈梦溪

“总司令”丁汝昌巧解旗舰豪华卧房之争

当时军队不乏出色的人物。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就是一个在敌军中亦颇得敬意的优秀将领，日文中“提督”即海军总司令一词，便是因丁汝昌访日时的头衔而被作为外来语引进。

丁汝昌的旗舰，是定远号铁甲舰。当年的定远舰被称为“远东第一巨舰”。如今停泊在威海的定远复制舰正是按照它一比一建造的。然而，若是熟悉海军传统的人走在这艘军舰上，不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丁汝昌作为舰队司令，到定远舰上会住在哪里？定远舰最豪华的舱室在尾部。根据近代海军传统，一艘军舰上永远舰长最大，因此舰长有权利享受最好的舱室。哪怕是舰队司令来了，也只能住客房。而按照官场的习惯，丁汝昌是司令官，级别较低的舰长刘步蟾理当腾房。否则就是跋扈，不懂规矩。

谜题就在这里，刘步蟾和丁汝昌，到底谁住在最好的房间呢？这不是一个文化问题，背后带有一点博弈的意味。北洋水师以刘步蟾为首的基本军官来自福建，大多曾在国外学习过专业海军技术。而丁汝昌则是代表李鸿章“空降”而来的淮军宿将，陆军行伍出身的海军将领。这让“谁住定远舰最好的房间”成为一个带有权力斗争意味的符号。

刘步蟾是一名优秀的海军军官，曾在1874 年迎击日军登陆台湾的行动中立下殊勋。因航海经验丰富，英文出色，以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免试的资格直接上舰实习，回国后成为北洋水师右翼总兵，是这支舰队最重要的将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北洋水师的主要将领，包括林泰曾、邓世昌、林国祥、方伯谦等，几乎都在这次抗日保台之役中驾舰出击，参加了近代海军首次成功卫护国家海权的军事行动。

不过，刘步蟾也是一名很有性格的将领，甚至敢于当面顶撞李鸿章。他与有竞争关系的“洋员”关系极差。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将其称为北洋水师中的“张飞”。设身处地，丁汝昌当时的处境微妙——如果逼迫刘步蟾让出最好的舱室，无疑是不必要地激化和留洋闽系军官的矛盾；如果自己去住客房，那又很容易让观望者们认为他镇不住自己的部下，影响威望。

到底丁汝昌住在哪个房间里呢？

丁汝昌是个很会解决问题的人。历史文献中的答案令人意想不到：丁汝昌到达北洋水师后，自称喜欢简朴随意的生活，所以长期没有到定远舰上居住，而是住在一艘木制的小军舰操江号上，甚至在操江号上装设了一张罗汉床。不动声色间化解了危机，可见丁汝昌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