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膑的故事：历史上皮鞋的发明始祖竟然是孙膑
在很早以前，我国的皮鞋业就很发达了，世界上的第一双皮鞋就诞生于。战国时代，著名军事家孙膑与庞涓一起拜师学习兵法。后来庞涓成为了魏国的将军，他嫉妒孙膑的军事才能，就耍阴谋害他。将孙膑施以刖刑(去膝盖骨)，使他残废，并将他软禁起来。后来，孙膑装疯卖傻骗过了庞涓，终于等到了齐国使臣的帮助，离开了监狱到了齐国。齐威王考他兵法，孙膑对答如流，于是就委任他为军师。孙膑双脚不能行走，又不能支撑起来，指挥操练10万精兵十分困难。于是就设计了有胫甲(鞋帮)和鞋底两部分的图样，并刻制木楦，让鞋匠用较硬的皮革制成了一双“高甬子履”，其实就是高腰皮靴，它分成帮和底两个部件，是现代皮鞋的雏形，也是世界上皮鞋的始祖。
孙膑依靠较硬的靴帮和鞋的支撑力便可以行动了。于是在公元前353年，他乘车指挥10万大军，大破魏军，战胜了庞涓，历史上称为齐、魏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之战。孙膑发明出了第一双帮底缝合的皮鞋，是制鞋史上的一大创举。为了纪念他，一些制鞋名师便将孙膑的画像挂在家中，寄托敬畏之情。那时候，凡是家中挂有孙膑画像，就表明是以制鞋为业的。孙膑也被后人推崇为“制鞋始祖”。之后我国的皮鞋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增添了鞋类的品种，还诱发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寓言。
不过现代皮鞋却是从国外传来的。我国原来用皮革做的鞋叫皮靴，其中走路穿的叫单底快靴，很像蚌壳式布棉鞋，骑马穿的皮靴叫马靴，雨天穿的鞋底上装有铁钉的叫钉鞋。我国做皮鞋的历史有3000多年了，只是和当今的皮鞋样式还有些差异。现代的皮鞋的制作技术，传到我国只有100多年的时间。
1876年，上海开始自制皮鞋。当时浦东有个手艺非常好的鞋匠叫沈炳根。一开始他专做雨天穿的皮钉鞋，国外皮鞋进入上海以后，沈炳根便开始兼做修理和擦皮鞋的业务。他在修理整饰皮鞋过程中，还对皮鞋的式样和结构，进行仔细的研究，后来，便自己制作皮鞋。第一双现代皮鞋，从不分左右脚的“直脚”鞋子，演变成为分左右脚的鞋子，这是我国制鞋技术的一次大的突破。从此，我国现代皮鞋业逐步得到了发展。沈炳根于1876年开设了我国第一家现代皮鞋工场，位置在上海的永安街。很多人进入此厂，并学会了制作皮鞋的工艺，从此，制造皮鞋的技艺便传播开了，上海也逐渐形成了皮鞋行业。如今，上海许多老工人，一提到沈炳根，仍然会肃然起敬，说他是现代皮鞋的“祖师”。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古往今来，情报工作对于战争胜败的重要性无需赘言。在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弥漫的背后，无形战线上的较量如火如荼。日本政府透过经营多年的对华情报工作，比大清朝野更深刻地洞察着的一切。相较之下，清王朝的情报工作却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知彼知己均显不足。
就世界范围而言，十九世纪是情报体系日渐完善的时代，但清政府情报机构及其体系建设却异常滞后。不少官员闭目塞听，很少关注日本军情动态，对日本的威胁自然缺乏正确认识。总理衙门虽有收集外国情报的功能，但在其内部并未设立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
在向日本派出驻外公使之前，清政府收集日本情报的途径多源自外国新闻纸上零散的消息。1871年，一些有识之士在《中日修好条约》签订前后建议派遣常驻使团赴日收集情报，以预先探知日方动向。然而，由于经费问题、人才缺乏等诸多原因，清王朝1877年才正式派出驻日使团。
不容否认，数任驻日外交使节在收集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有一定作为。他们通过翻译报纸书籍以及个别间谍收集到一些有关日本战略决策、对华态度、日方抵华人员情况、日本对朝动向等方面的情报。毋庸置疑，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对日本的威胁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而李鸿章等人往往拘泥于情报中日本决策层藐视的言论，而忽视日本战略意图和战略目标，终究未能形成强烈的危机感和必要的防范意识。
1894年，朝鲜发生农民起义。在斗争第一线的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袁世凯对朝鲜局势发展却一头雾水，盲目相信日方“我政府必无他意”之保证，认为“日人方亟自谋，断不至败坏和局”，弱化日本可能出兵挑起战争的危险性。而驻日公使汪凤藻也对日方真实意图懵然无知，以偏概全，强调日本议院与内阁冲突、无暇外顾。李鸿章偏信汪凤藻一面之词，未能及时调查核实日方动向，误判日本对清朝作战之决心。
更加令人扼腕叹息的是，1893年，清王朝为炫耀军事实力、打压日方，竟然允许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等人以参观名义刺探、验证军事情报。实际上，多年来，日本军方情报机构和“乐善堂”等民间秘密组织相互勾连，在华活动猖獗，而清王朝却无有效应对之策。在处理日本间谍的问题上，李鸿章等人担心引起外交争端，态度暧昧。加上清政府吏治腐败、贿赂成风，日本间谍活动仍肆无忌惮。此外，1894年6月，日本陆奥外相故意给驻日公使汪凤藻递交一份用中文书写的文书，以“钓鱼”手法成功破解清朝驻日公使馆与总理衙门之间的往来密电。而清王朝毫无警惕性，自信满满，一直没有更换密码，致使日方全盘掌握清政府的战略意图。这无疑成为清王朝情报工作的最大败笔。
当然，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清王朝对日情报工作也并非一无是处。面对日本出兵台湾、吞并琉球、剑指朝鲜的凌厉攻势，清王朝开始注意收集有关日本国情、军事地理、武器装备等方面的情报，为推动海防建设提供了部分依据。但由于情报制度松散、情报观念落后、资金投入不足、情报反应迟缓，清王朝对日情报工作整体而言可谓千疮百孔，对日情报工作始终未能上升为国家战略，无法从根本上抵御或反制日本的情报攻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决策层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可能性的判断以及对日防御方针的制定。而这种落差也似乎注定了战争的结局及其后中日两国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