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厚照阅女无数却无子嗣：朱厚照为什么没有儿

　　朱厚照阅女无数却无子嗣朱厚照为什么没有儿子

　　朱厚照他是明孝宗朱祐樘嫡长子。化名朱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朱寿”。弘治四年(1491)生，五年(1492年)立为皇太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即位，年号正德(1506—1521)，在位时间16年。初期宠信太监刘瑾，使司礼监之权渐重于内阁。后宠信佞臣江彬等人，皆赐其朱姓;喜好声色，建豹房以享乐;狂放不羁，喜弄兵，自称威武大将军朱寿;数至宣府(今河北宣化)、塞北、江南等地巡游，致民间怨声载道。在位期间，北直隶、江西、湖广、四川、陕西等地民变纷起，宗室相继反叛。因过度荒淫，无子嗣。后溺水得病而亡。死后葬于“康陵”， 庙号“武宗”，谥号“承天达道英肃睿哲昭德显功弘文思孝毅皇帝”。

　　武宗即位不久就娶了夏皇后，之后又选置了几个妃嫔，他似乎对后宫中的皇后、嫔妃并不在意，自从搬到豹房之后，就很少回到后宫了，而是将喜欢的女人都放到了豹房和宣府的镇国府。武宗远离后宫而钟情豹房，是因为与夏皇后感情不和，还是有其他原因，是一个无法考释的谜。

　　豹房之内，美女如云，武宗过着恣意妄为的淫乱生活，极大地满足了他声色犬马的感官享受。这里充斥着教坊司的女乐、高丽美女、西域舞女、扬州少女，乃至于妓女、寡妇等各色女子。豹房之内到底有多少女子，恐怕连武宗自己都不清楚。那些一时无法召幸的女子，就被安排在浣衣局寄养，以备武宗不时宣召。这里既包括内臣进献的，也有武宗自己游幸各地带回来的，人数之多，难以想像，据说经常有因饥饿、疾病死亡者。

　　宣府是武宗另一个淫乐窝。他刚到宣府之时，在这个远离国都的军镇，可以肆无忌惮地放纵。每到夜晚，武宗带上一队亲兵，在空荡的街道上闲逛。看见高墙大院的富庶之家，他就令亲兵上前砸门，然后入内强索妇女，弄得人心惶惶，家无宁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那些富有之家纷纷重贿江彬，希冀能够免除祸患。

　　从西北回来后，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宁王的反叛。正德十四年，宁王叛乱。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武宗似乎已无南下的必要，但他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续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在山东临清时，武宗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刘娘娘。武宗对刘良女非常好，凡是豹房中有谁偶尔犯了小错，只要刘良女在武宗面前替他求情，武宗就不会追究。此次南巡，武宗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刘氏因无信物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个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关于武宗与刘良女相识的经过，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明实录》中记载刘良女是太原晋王府乐工杨腾的妻子。武宗游幸山西时，派人到太原索要女乐，得到了刘良女。武宗喜她色艺俱佳，就从榆林带回了豹房。《稗说》则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爱情故事。刘良女是大同代王府上有名的歌姬，武宗曾假扮低级军官出入于王府的教坊，因而得以认识刘氏。当时武宗在这样的风月场所中并不太引人注意，别人还以为他只是个普通的军官而已，刘氏慧眼识珠 ，认定他不是个平常人，就对他另眼相看。武宗记住了这个刘氏，后来派人将其接到北京。这就成了后来著名戏曲《游龙戏凤》的故事框架，只不过刘氏变成了李凤姐。武宗下江南时，刘氏一直陪伴在身旁，多次一同出现在臣民面前。武宗在南京赏赐寺庙幡幢(chuánɡ) 上都要写上自己和刘氏的名字，刘氏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宠爱的女人。

　　武宗风流好色，却有一个遗憾无法弥补。虽然他阅女无数，却没有子嗣，这是他心头无法抚平的伤痛，为此他甚至导演了迎娶孕妇的闹剧。正德十一年，赋闲在家的马昂为求得复职升官的机会，结交武宗身边的红人江彬。江彬极力在武宗面前赞扬马昂妹妹美若天仙，又娴熟骑射，能歌善舞。武宗一见，果然异常欢喜，不顾她已有身孕，将其从宣府带回豹房，并给马昂升官晋职。其实武宗宠幸马氏，却另有一番打算。因为在意识到自己不能生育后，他就想借此瞒天过海。朝臣听到了一些风声，又见马昂超授右都督，知道了传闻属实，就纷纷上疏要武宗驱逐马氏，以绝后患。也不知道是奏疏中“吕不韦进孕女”这样的典故让武宗幡然醒悟，还是见到事情已经泄露，武宗倒是逐渐疏远了马氏，也就没有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

　　马氏风波虽然过去了，但这件事却给朝臣敲响了警钟，认识到了预备皇储的紧迫性。梁储上疏请求武宗从近亲藩王中选择二三人，放在宫内加以培养，作为将来皇储人选，如果武宗有了自己的子嗣，那么就将其送回。这种想法，既可以稳定人心，又保证了皇权可以顺利、平稳地传承，因而得到了很多朝臣的一致赞同，但武宗对此不予理睬。当时武宗尚不到30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他不相信自己会没有子嗣。再说，现在选立藩王之子，不就是向天下人宣告他不能生育的事实吗?那怎么能成!武宗拒不立储，以至于他驾崩之后，内宫、大臣们匆忙选立新君，期间出现了30多天的权力真空阶段，为历朝少见，而且直接的后果是继位的世宗对他没有多少感情，兴起了“大礼议”风波。

　　荒嬉皇帝明武宗朱厚照的一生，几乎都是和“豹房”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开列出历代“昏君”的名录，朱厚照一定会名列其中，说不定排列名次还会靠前，因为他的“豹房”的确会让人觉得真够荒唐的。，如果你仔细阅读《明史》，也许你就会发现，明武宗的一生，其实是有着很明显的双面性格的。

　　明武宗朱厚照其人，谈不上残暴昏庸，要害在于荒嬉胡闹，其恣意妄行的程度，说起来简直让人瞠目结舌，啼笑皆非。

　　朱厚照即位的第二年(公元1507年)秋，就在紫禁城外修建了一座殿院阁楼，水榭假山都不亚于皇宫，且密布暗道机关的“豹房”，并收集各地美女，充当“豹房”乐妓，以供自己淫乐。他在京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豹房”里度过的，而且，他也是死在“豹房”。所以，称其为“豹房”皇帝，乃名符其实也;他还喜欢到全国各地巡游，在其中的一次游玩中，还整出一个“游龙戏凤”的故事来，给后来的小说家和剧作家们提供了写书编戏的风流好素材;他也不太理政事，从正德元年(1506年)起，司礼太监刘瑾就在他手里一步步做大，后来还险些夺了他的皇位;他还喜欢学他的先祖朱元璋、朱棣，炫耀武功，并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更有趣的是，正德十四年(1520年)，宁王朱宸濠在江西造反，这位威武大将军亲率大军从京城出发前去平叛，还未走到半路，密探来报，反己被副都御史王守仁平息了。于是，武宗派心腹太监前去和王守仁商量，让王副都御史先把宁王放了，再由威武大将军亲自去擒拿，所以，王守仁先是瞒功不报，待武宗在南京城上演了一出亲擒宁王，显其赫赫武功的英雄大戏后，才宣布平叛大功告成。

　　就是这么一个主儿，怎么看也是一个瞎胡闹的昏君，可历史恰恰又给出了明武宗朱厚照不同的另一面。

　　朱厚照虽然不太理政事，但用人权却从未委与他人，，皇帝虽荒嬉，朝政却都有主事大臣料理，使得朝政并未荒废;对做大谋反的亲信太监刘瑾，朱厚照在正德五年(公元1511年)也果断地将其诛杀;最值得一书的是，当正德十二年(公元1518年)瓦剌小王子在阳和、应州犯境时，威武大将军亲率六军，与小王子激战五日，遂大败蒙古人，取得应州大捷，使蒙古人其后几年不敢犯境;更有意思的是，大捷后的朱厚照亲自给自己颁诏奖励，敕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亲统六师，肃清边境，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米五千石。吏部如敕奉行。”;也许是巡游时在江湖上混过，朱厚照还很有点江湖义气，临死前还设法保护他喜欢的太监和宠妃。

　　正德十五年(1521年)九月秋，朱厚照带着宫妃和太监坐船在白洋淀中钓鱼玩耍，谁知突遇大风，舟覆落水，武宗虽被救起，但却自此染病。正德十六年武宗病危时，谕司礼监曰“朕疾不可为矣，其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与阁臣审处之，前事皆由朕误，非汝曹所能。”上述让司礼监太监记录的遗诏大意是我不行了，把我的意思传达给皇太后，国政大事，要与内阁大臣商议处理，以前荒嬉误国之事都是按我的主意干的，不关你们这些人的事。把所有的误国坏事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这就是三十一岁的明武宗，在面对死亡时，充满江湖义气的人生另一面。

　　，历史还极有讽刺意味地告诉我们，荒嬉的朱厚照竞然对他所崇拜的先祖朱元璋制定的祖制也进行了“修正”。

　　据明人王绮的笔记《寓圃杂记》记载“吴中自号繁华，自张氏之据，虽不被屠，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邑里萧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尤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在这里，笔记把明初至正德年间，江南城市的演变轨迹描述得一清二楚吴中本是繁华之地，因曾是张士诚的根据地，故朱元璋建国后，对此地采用了歧视政策。虽百姓未遭屠戮，但，或迁徙富户充实都城，或发送黔首远戍边关，，弄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直至明英宗朱祁镇的正统、天顺朝，才略有恢复，而到了明武宗朱厚照治下的正德年间，随着经济的复兴，江南“愈益繁盛”，且“人材辈出，尤为冠绝”。

　　为什么不是在朱厚照所崇拜的“雄主”明太祖朱元璋或明成祖朱棣手上，江南得以繁盛?而恰恰是在荒嬉的“豹房”皇帝朱厚照治下，江南的经济和文化才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呢?这一吊诡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是明武宗采取了什么特别得当的措施吗?不是。窃以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明中叶以后，统治者的实际控制力己经削弱了，使得江南走出了明初歧视政策的压制，从而逐步获得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长期被压抑的经济和文化的活力终于被激活了，这才使江南得以繁盛。统治者控制力的被削弱，对于一个企图代代相传的专制王朝来说，可能是个坏预兆，但对激活民智和刺激社会进步，却是一个好兆头。这也算是“昏君”对“雄主”政策的一种“修正”吧!

　　“昏君”朱厚照对“雄主”朱元璋的“修正”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朱元璋重视教育，国子监学生的饮食都由朝廷免费提供。可是伙食很差，学生受不了，一个叫赵麟的学生在国子监里贴出一张壁报抗议。按照校规，这是“毁辱师长罪”，该先打一百大板，然后发配充军。但朱元璋知道后，认为“毁辱师长”之风不可长，不仅砍了赵麟的头，还在国子监立了一根长竿，将血淋淋的人头挂在竿上，以儆效尤。说来可怖也可笑，直至“豹房”皇帝南巡到了南京国子监，看见一根长竿竖在校园，感到很奇怪，问此为何物?教师回答是太祖皇帝挂学生人头用的。武宗听后，很不以为然，并说了句很朴实的“名言”学校岂是刑场?撤掉了罢!从朱元璋竖竿子算起，到朱厚照撤竿子为止，这根恐怖的血竿子在南京国子监一共竖了一百二十六年。

　　明武宗朱厚照只活了三十一年，而在位的十六年，也是充分展示其双面人性的十六年。《明史.本纪十六.武宗》是这样评价朱厚照的“明自正统以来，国势浸弱。毅皇(武宗)手除逆瑾(刘瑾)，躬御边寇，奋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置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之。假使承孝宗遗泽，制节谨度，有中立之操，则国泰而名完，岂至重后人之訾议哉。”

　　以上评论，不仅是清人张廷玉对明武宗朱厚照的准确评价，也应视之为，后人在客观的评价前人功过时的行为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