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南书房：康熙朝文人想进入中枢必经之路

清宫南书房康熙帝笼络士人，攻心儒生，需要有一个机构、建一个平台，这就是南书房。康熙帝说“朕愿得文学之臣，朝夕置左右，惟经史讲诵。”事实上南书房的效果还不止于此。它成为了当时满汉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一个平台，特别是康熙帝接受汉文化的平台。

康熙十六年（1677年）十一月，开始在康熙帝早年读书处的南斋，设立南书房。南书房位于乾清门内迤西庑房，北向，因在乾清宫南面而得名。现建筑完好，但原状无存。开始由侍讲学士张英、中书高士奇等入直。南书房的官员，人员、品级不定，有中书（七品）、学士（五品）、侍郎（三品）、尚书（二品）、大学士（一品）等。康熙九年（1670年）一甲一名蔡启僔、二名孙在丰、三名徐乾学，于当年召对弘德殿赋诗，后命同直南书房。南书房还有天文算法、机械制造家戴梓，武进士汤恺等。

南书房值班的时间自辰（辰正8时）而入，终戌（戌正20时）而退。特殊情况例外。如高士奇每日“报筹而入，送烛而归”。有时草拟密诏，已经漏下三刻，就是深更半夜，特命宫中禁门不关，待高士奇离去后再上锁。

南书房官员同康熙帝的关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亦臣、亦奴。

一说亦师。南书房官员的一个职责是进讲经史。如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命南书房翰林，每日进讲《通鉴》。康熙帝说张英“每日进讲，启导朕心，甚有裨益”。南书房官员值班，以备顾问。沈荃教康熙帝书法，后来康熙帝回忆自己初学书法时说“每下笔都指其病，兼析所由。至今每作书，未尝不思荃之功也。”

二说亦友。南书房官员的一个职责是文学侍从，就是同康熙帝切磋诗文、书画。在切磋时，相互讨论，逐字推敲。他们吃饭、喝茶，都由御膳房、御茶房供应；特别恩宠者，“赐第连中禁，分餐出御厨”。还有赏赐张英葬亲南还，特赐银500两，锦缎20匹。一次元旦，康熙帝赏南书房翰林宴，宴会后，派内侍以佳肴果品二席，分送给各家。赏给李光地细鳞鱼、鹿肉条，每日由其家人带回玉泉山水。赐查慎行高丽米粽子。康熙帝很赏识高士奇，同他“朝夕谈论，无异友生”。

三说亦臣。南书房官员负责起草诏书、润色诗文、代笔书法等。康熙十九年，命翰林院、詹事府、国子监，每日轮四员，到南书房值班，随时咨询，观察考核，以备擢用。方苞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因“南山集案”出狱，以白衣入南书房，撰碑文、论诗赋，参与编修乐律、历算等书。

四说亦奴。南书房的官员虽很荣幸，但地位卑下。有书记载咫尺天颜，垂手侍立，久之则气血下注，十指欲肿。若派写进呈书籍，则终日伏案而坐，两脚不得屈伸。如王图炳（大学士王顼龄之子）直南书房，奉命书写《华严经》全部，出语人曰“伺候时立得脚痛，抄录时写得手痛。”（参见《清宫述闻》）

南书房官员张英和高士奇有两段佳话。

张英（1637～1708年），安徽桐城人，进士出身，通满文，在南书房任职，被赐宅西安门内。“辰入暮出”，随侍左右达25年。在讲筵时，“凡生民利病，四方水旱，知无不言，造膝前席，多社稷大计”。书房自书对联“读不尽架上古书，却要时时努力；做不尽世间好事，必须刻刻存心。”（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六）后官做到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居官四起四落，或被革职，或降五级，以白酒一盅，清琴一曲，淡然处之，沉而复起。他与子张廷玉、张廷瓒、张廷璐，孙张若霭、张若澄，一门三代入直南书房，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凡数十年。康熙帝对张廷玉每年元旦（一段时间）赐佳肴、好酒到其家。张英家被誉为“三世得谥”、“六代翰林”。

高士奇（1645～1703年），字澹人，号江村，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一生颇富传奇色彩。高士奇为江南才子，杭州乡试，名落孙山。自挑衣被，进广宁门（今广安门），到北京后，落第。衣食无着，流落街头，在报国寺，摆摊卖字。后入明珠府。一次被命写宫中关帝庙的门楣（横幅）。时值高士奇的生日，他感慨万千，乘酒兴挥写“天子重英豪”五个大字。康熙帝经筵讲义，常由高士奇誊写。高士奇聪明伶俐，语言幽默，善解帝意，屡屡高升。这位曾经悲歌燕市的穷儒，被赐居西安门内，成为朝中的头面人物，下班时胡同车马如织，就连大学士明珠也要向他探访内廷消息。他每日上朝时，荷囊装满金豆，太监每报一事，给金豆一颗酬谢。如康熙帝正在读某书，他知道后就仔细阅读，帝有所问，对答如流（赵翼《檐曝杂记》卷二）。随着职位的升高，高士奇的权力欲望也膨胀起来，他与徐乾学兄弟、王鸿绪等人组成江浙朋党，影响朝政。时学士不是三家门徒，不为世人所重。康熙帝对他们格外眷顾。据说康熙帝曾特旨将御膳房八宝豆腐名菜的配方赐给大学士徐乾学，作为其年老回乡后的享用。当徐派人往御膳房取配方时，还被御厨们借“道喜”之名，敲诈千两银子。这个配方后被徐的门生王楼村所得，并传给孙子王太守。这种豆腐流传民间，因而留下了“王太守八宝豆腐”这道名菜。康熙帝的确是清代帝王中善于协调君臣关系的明君。高士奇后因纳贿受到弹劾，休致回籍。高士奇返乡后，康熙帝对其恩宠不减，接连召他入直南书房，命他主持编纂《平定朔漠方略》。南巡之际，令高士奇扈从返京，恩宠有加。他的《扈从东巡日录》、《松亭行纪》等书记载了东北、西北边陲地区的地理风貌、民俗物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康熙帝举博学鸿词科和设立南书房，主要是巩固清朝的统治，但也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民族团结与文化发展。这个贡献应当肯定。

康熙帝优容信用汉族儒生、名士，但并不是无条件的，他有条底线，这就是不容触犯清廷的、满洲的根本利益。

　　今天关于老北京的记忆，大多止于明清，这就让人产生了这样的观点明清是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明清时老北京最富裕。有许多论据可以支持这个论点。比如明清时人口迅速增加，粮食种类更加丰富，商业也更繁荣，据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统计，全市工业有2.1万户(以手工业为主)，商业、饮食、服务、修理业有7.2万余户，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历经多次战争后的统计数字，相信在清末时从事工商业的人会更多。

　　由于商业繁荣，市场出现了较明显的细化趋势，出现了骡马市、缸瓦市、果子市、花市这样的专业市场，还有广渠门烟草、琉璃厂旧书、大栅栏餐饮、朝阳门晓市这样的一条街式的分类市场。这，都是历代罕见的，在很多人眼中，认为明清已达到了前现代化的阶段，只需捅破一层窗户纸，就可以走向现代化。老北京商业繁荣是不假，但为什么繁荣，却值得深思。

　　在唐代，虽然农业种植种类单一，但人们基本能吃上大米白面，而明清虽然主粮多样化，却多是从海外引入的玉米、白薯等产量高、质量差的“粗粮”，因为明清两代人口增殖速度太快，有学者估计，明代人口已突破2亿，清代盛期时达4亿。人口增加了，就需要现代化的管理，可皇权制度是凝固的，难以应对挑战，明代初期官僚制度尚且高效，当时耕地数量还比较高，到了中后期，居然耕地数量减少了一半左右，因为百姓、地主、下级官僚争相瞒报，以减少税务负担。中央收不上税，运作能力就会降低，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清代几任君主比较勤奋，御下甚严，故清代到中期管理尚未完全失控，但农业技术进步有限，新开垦的土地肥力又不够，加上过度垦殖，严重破坏自然环境，到清中后期，各地重大自然灾害不断，清代农民生活普遍进入赤贫化，生活质量已远远不能和唐宋时期相提并论。活不下去，大家就要想办法，所以明清农民经商成为习俗，促进了城市贸易的繁荣。，商人更愿在本地经营，可现实的压力太大，农村严重贫困，各家耕织一体，消费能力极低，只有在大城市中才有市场。所以，大家只能背井离乡，去北京等大城市讨生活。

　　清代北京商业看上去热闹，但主要是大量廉价劳动力输入带来的发展，而非资本投入增加的产物。因为人力资源充沛，所以工资极低，大量学徒工只需管吃住即可，就算正式入职，也多是拿年薪，商家几乎没有风险。所以老北京提供多是费人工、省物力的商品，比如手工艺、奢侈品、人力服务等，这些商品对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不大，事实上，清代根本不具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