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中宗李显为何会心甘情愿的为了老婆戴绿帽子

　　男人，给别人争执，无非是老婆孩子。俗话说老婆孩子不让人，不过历史上有个人却心甘情愿看着老婆跟别人私通，这个人不是别人，还是贵为一朝天子的唐中宗，此人叫李显。李显是武则天和唐高宗的儿子，母亲很强势，李显小时候没少受罪。那个时候，武则天一心向上爬，遇佛杀佛，遇神杀神。挡我者死，李显本来就胆小，自然害怕成为炮灰，甘心情愿做小白鼠。父亲李治病死后，李显曾被立为皇帝。不过大权一直由母亲武则天独揽。即位36天，武则天看李显不顺眼，一道谕旨，便把儿子贬出京城，做了庐陵王。

　　李显先后被软禁均州、房州14年，吃住宛如囚徒，只有妃子韦氏不离不弃。由于条件太差，多少次李显都有轻生的念头，是韦氏殷勤劝慰“祸福倚伏，何常之有，岂失一死，何遂如是也。”难中见真情，此时李显愈来愈感到自己夫人的可贵，于是发下誓言“一朝见天日，誓不相禁忌”。

　　武则天晚年，因为狄仁杰的劝说，立李显为太子，狄仁杰说“太宗皇帝栉风沐雨，亲冒刀枪箭镞，平定天下;高宗大帝将二子托付陛下，陛下今乃欲让位他族，有违天意。且姑侄与母子谁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之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祭祀姑姑太庙的。”武则天感悟。是日，武则天对狄仁杰说“朕梦见鹦鹉两翼折断，是何征兆?”狄仁杰借题发挥“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用二子，即可振翅高飞。”武则天去世之后，李显被大臣拥戴为皇帝。因为感念昔日韦氏的大力支持，所以对韦氏格外厚爱。那韦氏一心想做第二个女皇帝，于是尽力和武则天家族的人搞好关系。

　　武则天有个侄子叫武三思，也是一表人才，而且很有实权，当时被封为梁王。韦氏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的儿子。就这样，韦皇后经常和武三思打情骂俏，不仅如此二人还在床上做功课。一同被武三思宠幸的还有一个上官婉儿，婉儿昔日是唐中宗李显的嫔妃，早在武则天时，就与张昌宗有暧昧的关系，如今李显做了皇帝，便更加肆无忌惮，和武三思暗度风月。武三思与婉儿、韦后之间的污秽行为，在宫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只有李显一人眼昏耳聩，头上已戴了两顶绿帽子，不闻不知，还把武三思引为知己，视为心腹。若武三思三天不入宫，李显就要陪韦后，微服私访，去到武三思的家中。韦氏与武三思调笑戏谑，对饮亲狎，李显视以为常，不以为然，甚或陪着狎游。皇帝当成了这样，居然一点没有羞耻之心，反而优哉游哉，除了唐中宗，世间可能没有第二个人。

　　国家公祭网自9月17日起，每天公布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口述证言，将连续100天公布100位幸存者证言。

　　下面是第十九位幸存者马淑勤证言

　　我叫马淑勤，南京大屠杀那年，我刚满十岁，亲眼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我的父亲叫马宏源，是一个搭凉棚的生意人。父母共生了七个女孩，我排行老六。日军侵占南京之前，三姐、四姐、五姐三人，跟随四姐同学的父亲去了汉口避难。妈妈因为舍不得家业，带着大姐、二姐、小妹和我四姐妹留守在南京。父亲和我买了船票，也准备从下关前往汉口避难。当我们乘着邻居的车抵达下关江边的时候，江面已被封锁，沿途全是国民党伤兵。我们无法离开南京，于是重新回到城内。

　　日军轰炸南京的时候，我家住在总统府附近的碑亭巷。有一天，我去逸仙桥附近的西华门伯父家的仓库玩。那天，日军轰炸了明故宫飞机场，炮弹落到了西华门一带，我的伯父马宏龙、四兄弟小塞子全部被炸死，遇难地点就位于现在的熊猫电子厂处。当时，从西华门到大中桥一带的房屋大部分被炸毁，遍地死尸。

　　图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马淑勤

　　为了避难，我们全家搬迁到了安全区内管家桥的仓库居住。有一天，父亲去安全区内找房子，很长时间都没有回来。母亲担心他的安危，便带着我们四个姐妹出门找父亲，我亲眼看到沿途菜地里全都是尸体。当我们走到小粉桥1号，就是现在的拉贝故居附近时，与父亲相遇，他在北阴阳营找到了一处房子。于是，我们全家便搬到了那个难民收容所，见到了美国人“华小姐”，因为我当时调皮可爱，华小姐很喜欢我。

　　大概是日军进城三天以后，有一天，父亲走到上海路附近的时候，看到一名日本兵追赶一个女人，那女的跑向我父亲求救。父亲让她从小路往汉口路方向逃生。日军追上来以后，发现那名女人已经不知踪影，便拿起父亲的猴头拐杖，在他头部猛击了两下，鲜血直流，父亲的脑部受到创伤。

　　日本人经常到安全区搜捕人，我亲眼看到一车一车的人被拉走。当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在想来，应该是被拉去集体屠杀了。日本人还冲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找“花姑娘”，我亲眼看到华小姐哀求，但日本人坚决不同意。，华小姐对大家说日本人说，如果你们中间没有人愿意站出来，他们就屠杀难民营的难民。后来，有很多妇女站了出来，被日本人带走。

　　我们全家在难民区生活了半年多，每天两顿粥，早上九、十点一次，下午三、四点一次。因为在安全区吃不饱，也因为担心家产遭到破坏，有时候，我们会经常回到管家桥的仓库看看。日军进城两三天的时候，我们回过一次管家桥时遇到过危险。当时，我站在十字路口，看到街上来了三个骑马的日本兵。我赶紧跑回家告诉父母躲藏起来，等到日军冲到我家的时候，没有被搜到。，年仅十七八岁的二栓子(我家的伙计)，在院子里被日本人发现，将他的头反复浸入水缸，淹的半死不活后带走，从此二栓子再无音讯。

　　日本人进城一周后，我爸带着我回到碑亭巷家中查看。途经新街口的时候，遍地都是尸体，我们不得不从尸体堆中穿过。我看到一个老奶奶的尸体，光着身子躺在地上。当我们回到碑亭巷的时候，发现家里的太师椅已经被拆卸，日军把椅子腿拿来烧火取暖。灶台上的锅里，是日本人的大便。我们用水把火熄灭后，便返回了安全区。

　　个把月后的一天，我表嫂在家门口的井边淘米，日本人发现了她，嘴里喊着“花姑娘!”表嫂丢下米桶就跑回家通报。表哥用身体堵着门，不让日本人入内，结果被日本人一枪打死。

　　因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我父亲八年没有做搭凉棚的生意。全家靠父亲在新街口摆摊卖香烟为生。1938年，父亲在上海白渡桥接三姐、四姐、五姐回来的时候，又遭到日本人毒打。我家的房产全部被日本人抢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