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独立战争：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成立
“森林乞丐”和“海上乞丐”的革命交响曲荷兰独立战争指的是尼德兰在1566—1609年期间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既是一场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反对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又是一次尼德兰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最终以荷兰的胜利而结束，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尼德兰意为“低地”，指中世纪欧洲西北部位于莱茵河、默兹河、些耳德河下游以及北海沿岸的地区，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和法国北部的一小部分。尼德兰古代曾由罗马统治，中世纪初期成为法兰克王国和查理曼帝国的组成部分。11—14世纪，尼德兰分裂成许多封建领地，多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和法国。14世纪至16世纪中期，通过中世纪的王朝婚姻关系和王位继承，尼德兰成为西班牙的一部分。
尼德兰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早、成长较快。制造呢绒、丝绸、亚麻布、地毯、肥皂、玻璃器皿、皮革和金属制品的手工工场迅速发展。布鲁日、安特卫普成为重要的贸易、商业和国际信贷中心。安特卫普有1000多个外国银行和商号的分支机构，还成立了商品交易所和证券交易所，港内可停泊2000余艘船只。佛兰德尔和布拉班特的农村中，农民份地改为短期租地，富裕的市民和部分佃农购买贵族土地经营农场，采取封建或者半封建的剥削方式。尼德兰北方最发达的省份是荷兰和泽兰。16世纪，这些地区的毛纺织业、渔业、造船、制绳、制帆等行业已多半采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代尔夫特、多德雷梅特等城市的啤酒商人通过借贷契约和预付货款的办法把农民变成自己的剥削对象。阿姆斯特丹逐渐垄断了波罗的海的贸易。北方农村的封建关系一向薄弱，很快出现了贵族改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现象。
尼德兰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西班牙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和束缚。西班牙国库收入的一半来自尼德兰。腓力二世通过拒付国债、提高西班牙羊毛出口税、限制尼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禁止他们同西属地贸易等办法扼制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造成手工工场倒闭、工人失业。西班牙专制的另一表现形式是教会迫害。查理一世曾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颁布“血腥诏令”，残酷迫害新教徒。腓力二世加强教会权力，命令尼德兰总督一切重大事务听从教会首领格伦维尔的意见，并且拒绝从尼德兰各地撤走西班牙军队。
面对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以宗教斗争为先导的尼德兰民众反封建斗争逐步高涨。加尔文教在尼德兰的教徒迅速增多，不时发生武装的加尔文教徒同当局和教会的冲突。在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压力下，腓力二世召回格伦维尔，答应撤走西班牙军队。但在1565年又秘密制定了残酷镇压尼德兰革命势力的计划。1566年，以奥伦治亲王威廉为代表的尼德兰贵族向西班牙国王请愿，表示忠于国王，要求废除宗教裁判所，缓和镇压异端的政策，召开三级会议解决迫切问题，但毫无所获。同年夏天，激进的加尔文教会要求贵族们“继续前进”。至此，贵族中的激进派加入到加尔文教会和革命群众的行列，一场大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
1566年8月，以制帽工人马特为首的激进群众掀起了自发的“破坏圣像运动”。安特卫普、瓦朗西安爆发了起义，大批手工工场工人、农民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分子组织起名为“森林乞丐”和“海上乞丐”的游击队，神出鬼没地袭击西班牙军队。1568年，奥伦治亲王从国外组织一支雇佣军进行了有限的战斗。1572年4月，尼德兰北方各省普遍发动起义，将西班牙军队驱逐出境，到1578年几乎整个荷兰和泽兰都获得了独立。最重要的几次战役是哈勒姆保卫战(1572年12月—1573年7月)、阿尔克马尔保卫战(1573年)、莱顿保卫战(1573年10月—1574年10月)以及阿姆斯特丹驱逐西班牙人的战役(1578年)。1576年9月4日，布鲁塞尔举行起义，西班牙在南方的统治也被推翻。
哈勒姆保卫战，全城居民奋起自卫，同仇敌忾，给西军造成重大伤亡，但终因弹尽粮绝而陷落。阿尔克马尔保卫战，使西军付出沉重代价，最终弃城撤军。莱顿保卫战，市民坚持数月之久，甚至在粮绝之时仍拒不投降，直到“海上乞丐”游击队水淹西军，西班牙军队才仓皇逃窜……1576年10月，全尼德兰的三级会议在根特召开，11月8日北南双方缔结《根特和解协定》，要求联合驱逐西班牙人，召开新的三级会议解决宗教问题，成立政府。政权落入反动贵族、天主教僧侣和资产阶级保守派人士手中。三级会议对西班牙采取妥协态度，使得尼德兰各地爆发新的起义，反西斗争之火又熊熊燃烧起来。1577年，南方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奥伦治亲王手里。他坚持用妥协的办法统一全国，依靠雇佣军，反对以武装的人民群众为基础建立革命军队。结果是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保守势力压制、排斥和打击革命势力，积极的革命分子(资产阶级激进派人士、手工业者、熟练工人等)大批迁入北方。
1580年1月，荷兰、泽兰等10多个省的代表在乌得勒支缔结“乌得勒支同盟”，宣布要联合行动，“像一个省那样”，并制定共同的军事和外交政策。5月，奥伦治亲王威廉也在盟约上签字。次年，格罗宁根等几个省和地区也加入同盟。1581年7月26日，乌得勒支同盟的三级会议正式通过《誓绝法案》，废黜腓力二世，宣布脱离西班牙独立。
新组成的国家称“联省共和国”，由于荷兰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重要，故又称“荷兰共和国”。
从1581年起，西班牙军队对南方发动反扑。1585年3月攻陷布鲁塞尔，安特卫普保卫战持续13个月最终陷落，南方革命失败。1587年，荷兰共和国和英、法结成同盟，共同抗击西班牙，使荷兰独立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战役是纽波特会战(1600年)、西军攻克奥斯坦德之战(1601—1604年)、在上艾瑟尔和聚特芬反击西班牙统帅斯皮诺拉进军之战(1606年)以及荷兰海军获胜的直布罗陀海战(1607年)。长期的战争和多次失败，特别是“无敌舰队”的覆灭，使西班牙元气大伤，极为虚弱，被迫于1606年同荷兰共和国谈判，并于1609年4月签订所谓《12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共和国的独立。尼德兰革命在北方完全胜利，南方仍然处于西班牙控制之下。
停战期满后，战争重新爆发，并成为“30年战争(1618—1648年)的一部分。1648年在签订结束30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也签订了《荷西和约》。西班牙终于正式承认联省共和国独立，承认尼德兰南部归荷兰共和国。
荷兰独立战争是历史上第一次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西班牙的专制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摧毁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主力军是城市平民和农民，思想旗帜是加尔文教。由于资本主义还处于手工工场时期，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特别是南方的资产阶级同西班牙还有难以割舍的联系，使得这场革命战争异常复杂、曲折和持久，经历了几次反复。
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独立战争中，尼德兰并没有制定一个像样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政策，它的胜利归功于以下几点1.尼德兰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进步力量对落后的、非正义力量的殊死搏斗，人民群众发挥了无比的创造力和英勇的革命精神，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2.尼德兰革命有一个复杂但可以争取的有利于自己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西班牙同欧洲大陆各国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无形之中给了尼德兰革命一个可以回旋、能够持久斗争的有利条件。只要革命之火不熄、独立意志不衰，“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3.荷兰独立战争，就其所进行的大部分战役而言，是一场要塞和城市攻守之战。
尼德兰人民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天候的有利条件，因地制宜，全民(城)老少全力抗战，创造了不少城市攻防战术和措施，虽然不是每战必胜甚至是败多胜少，但仍然为胜利奠定了基石。荷兰独立战争对以后要塞攻防战术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
它不仅没有彻底摧毁封建土地所有制，而且政权落入大商业资产阶级和贵族手中，限制了工业资本的发展。，荷兰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商业资本和贸易的推动，虽可蓬勃发展，但缺少后劲，好景不会太长。荷兰独立战争胜利后，荷兰在17世纪中期迅速崛起。
它的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有三大支柱，即东印度公司、阿姆斯特丹银行和一支强大的商船队。凭借这三大支柱，荷兰成为东方贸易的霸主、欧洲金融的中心和世界性的“海上马车夫”。但这种以商业资本为动力的迅速发展为时不长，17世纪下半期即开始衰落。
尽管如此，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马克思对此给予应有的评价，称它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原型”。
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似乎非常欢迎，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的车子，一定要吃完了才准我们走。
希特勒的军事会议，是在罗弗伊鲍里索夫（NovyBorissov），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里面举行的。出席的人有希特勒和他的副官长希孟德、博克元帅、霍斯和我，还有OKH的代表陆总作战处长豪辛格上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单独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且谁也不知道旁人说些什么。不过，博克元帅、霍斯和我三个人，都是一致主张应立即向莫斯科进攻的。霍斯说他的兵团要到8月20日才能够继续前进；我对于我的兵团所定的日期是8月15日。大家都说完了以后，希特勒才召集全体会议，开始发表他一个人的高论。他认为列宁格勒附近的工业区是他的最主要目标。至于莫斯科与乌克兰二者之间，孰先孰后，他却还没有决定，有好几个原因使他倾向于后者第一、因为南方集团军似乎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胜利的基础；第二、他相信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产品，对于德国尔后的作战有很大的重要性；第三、他认为克里米亚（Crimea）是苏联用来轰炸罗马尼亚油田的空军基地，所以必须予以铲除。他希望能在冬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再来占领莫斯科和哈尔科夫（Kharkov）。而对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在那一天的会议中并没有得出一个具体的决定。
接着会议转而讨论一些更琐碎的小问题。与我这个兵团最有关系的决定，就是不撤出艾尔雅突出地带，因为是否需要它作为攻击莫斯科的跳板，现在还不能确定。我特别提出由于尘土过多的原因，我们的战车引擎都已经磨坏了，所以要想再做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必须赶紧予以更换。在几经讨价还价之后，希特勒答应拨300具新战车引擎补充整个东线。这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说到新的战车，我们一辆也看不见，希特勒完全把它们控制了起来，以建立新军。在辩论中，我说为了克制苏军在战车方面的数量优势，我们的战车损失必须迅速地加以补充。于是希特勒说“假使我早知道你那本书里面所列举的苏联战车数字是真的，那么也许我就不会发动这个战争了。”他所指的就是我那本在1937年新出版的《注意！装甲车！》，在那本书里我估计苏军在当时的战车实力是1万辆。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和书籍审查当局都不同意我这个数字。我花了不少的工夫，才勉强地把它印了出来，实际上当时情报机构方面的估计认为苏联已经有了17000辆战车，所以我的数字实在是很谨慎的。在政治方面，学鸵鸟缩头的办法，根本不能够避免危险；可是希特勒和他的重要高级顾问们，却都喜欢采取这个办法。他们对于显而易见的危险，都有意装瞎子，而倒霉的却是我们在前线作战的部队。
当我飞回自己的司令部的时候，我还是决心做攻击莫斯科的准备。
回到司令部之后，我才知道第九步兵军因为看到苏军在包围圈东南角上的叶尔莫利诺（Yermolino）地区实行突破，就不免慌张，于是撤离了莫斯科公路，结果遂使8月3日已经被围困住了的苏军，现在都有脱逃的可能。8月5日一早我就赶到第七步兵军方面，并且沿着莫斯科公路视察，希望把我们包围圈南面的所有漏洞都塞好。在途中我经过第十五步兵师的部队，找到了他们的师长，把当前的情况与他讨论了一番。于是再到第一九七步兵师的师部，该师师长麦尔拉丙根将军（?Rabingen）向我报告说，包围圈已经不完整，至少苏军可以用火力来控制莫斯科公路。到了第四装甲师，知道了第三十五战车团的战车已经换了班。我立即用无线电通知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命令他们负责保障莫斯科公路的安全，于是就再转回第七军的军部。该军已经命令第二十三步兵师的搜索营去防止苏军突围。很明显的这个措施还不够，于是我就同该军的参谋长，克利布斯上校（）一同到罗斯拉夫尔去。（克利布斯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后来在1945年春天，他接替我做了陆军参谋总长。）在那里，我碰到了克劳瑟中尉所率领的第三十五战车团的第二连。他们刚刚退下来休息，连长却还在前线上与敌人周旋。一直到那天上午为止，这个连已经击退了敌人好几次突围企图，并且击毁了敌人的一些炮位，俘虏了好几百个敌兵，现在才奉命撤回休息。我马上就命令这支可靠的部队立即再上前线，占领他们原有的阵地。接着我又命令第三三二步兵团的第二营去防守阿斯提克的桥梁。也把留在罗斯拉夫尔的一些高射炮兵单位集合起来，在我个人率领之下开往前线去。当我到达阿斯提克的时候，正看见几百名苏军由北面向它移动，他们立刻被驱散。在过去两天内，这座桥梁已经修复了，我们的战车立即驶过桥去，把敌军的突破企图完全打消。在战车部队与第一三七步兵师取得了联络之后，我又回到第七军的军部。在那里我命令该军的军炮兵指挥官马提内克将军（）——他是一位诚实可靠的奥地利人，负责监视沿着莫斯科公路一线的各个危险地点。然后我就飞回我的兵团司令部，用命令通知第九步兵军与马提内克战斗团取得联络。
我告诉我的幕僚准备一个向莫斯科进攻的计划，大致如下装甲军放在右翼，沿着莫斯科公路前进；而步兵军则担任中央和左翼攻势。我表示攻击的重点应放在右翼方面在莫斯科公路的两侧，攻击苏军比较脆弱的防线，然后再由斯帕斯—地曼斯克至怀斯马（Viasma）之线，席卷苏军的防线。我希望能与霍斯兵团互相呼应，一直在开阔地带进展到莫斯科。由于这个观念，所以我拒绝了陆军总部在8月6日要调回我的一部分装甲师的要求，OKH想将他们用于去协助远在后方的攻击。
到了8月8日，罗斯拉夫尔的战役多少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我们一共俘获了38000人、200辆战车和200门火炮。这要算是一场相当令人满意的大胜利。
不过在向莫斯科发动总攻，或是其他重要的作战之前，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必须达到我们在克里切夫地区的深入的右翼，必须要有安全的保障。同样的，在第二军团向罗加乔夫发动攻势以前，这也是一些必要的措施。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也和我的意见相同，反对把我的装甲部队抽调一部分去支援第二军团，因为中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罗斯拉夫尔到罗加乔夫距离为125英里，来回就是250英里），装甲车辆的损毁实在是得不偿失。我们都认为向莫斯科挺进是目前当务之急。虽然如此，在OKH的严令之下，集团军总司令部还是一再命令我抽调少数战车开到普罗普斯克去。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长盖尔将军想到了一个应付的办法，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右翼的威胁，他主张攻击在克里切夫以南米罗斯拉维特齐地区的敌军，这样也可以策应第二军团。我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设法说服集团军总部也表示同意，这样就应付过去了。
8月8日，我去视察罗斯拉夫尔内外和它南面地区的各军师部。9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发动攻击，我同第四装甲师一同前进。第三十五战车团和第十二步兵团配合得非常好，和演习差不多，而施耐德上校（）的炮兵也出了不少的力量。
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似乎非常欢迎，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的车子，一定要吃完了才准我们走。可是不幸得很，这种可爱的景象却不能够维持得太长久，当我们部队把军事管理的权限交出了以后，所谓“帝国委员”（ReichCommissars）们就开始对苏联人民作威作福。于是一切同情德国人的思想都给他们赶跑了，苏联人民开始组织游击战，弄得四处都不安静。
8月13日我去视察杰斯纳河的前线，位置是在罗斯拉夫尔的东面、莫斯科公路的两侧。当我看到我的士兵们，都自信他们不久就要攻入苏联的首都，并且做了许多“向莫斯科！”的指路牌的时候，我内心里感到十分难受。我又在前线和第一三七步兵师的士兵们谈话，他们也都众口一声地希望赶紧继续向东前进。
8月1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在克里切夫地区的战斗已经顺利结束。一共击毁了三个师的苏军，俘获了13000人和很多的火炮。科斯秋科维奇（Kostiukovitchi）也已被占领。
当我的攻击计划被批驳之后，我就建议撤出艾尔雅突出地带，因为现在继续据守该地已无意义，只是徒增死伤而已。可是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部都不肯接受我这个建议。他们说对于我们固然无益，但对于敌人却更有害，至于我的建议的重点是为减少人员耗损，他们却似乎漠不关心。
8月15日，我忙于说服我的上级，不要因为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获得的战绩而满足，应更进一步要他们再向戈梅利推进。照我的看法，这种向西南方的发展实际上无异于倒退。于是集团军总司令部就想从我的所部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去担负这个作战任务，他们却不明了一个装甲师事实上却没有力量突破敌人的防线。惟一的办法还是使用第二十四装甲军全军，而改用其他的新加入的兵力来掩护它的左翼。可是自从6月22日开战以来，第二十四装甲军可以说是没有停过一天，所以为了整补它的战车，实在需要休息一下。我算是把集团军总司令部说服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OKH的命令又来了，还是命令我抽出一个装甲师派往戈梅利去。所以我现在只好再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全军前进，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在前面领头，第十摩托化步兵师跟在后面，向南对新济布科夫（Novosybkov）和斯塔罗杜布（Starodub）进攻，在右翼方面突破之后，再转向戈梅利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