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乌克兰大饥荒：欺骗了这个世界几十年的谎
目前有两种关于这次饥荒的错误的解释被广泛接受。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宣称，饥荒是因为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为了出口而故意从乌克兰农民手中扣下了粮食;另一种说法是为了镇压乌克兰独立运动，斯大林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故意使乌克兰人民挨饿;或者两种原因兼有之。这种断言的动机很复杂，因为没有证据能证明他们的说法成立。
这就是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作为对犹太大屠杀的有意模仿，这一神话最早源于离散于各国的乌克兰人，这深受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和党卫军第14“加利西亚”志愿兵师退伍兵以及乌克兰反抗军(OUN-UPA)的影响并在其中广为流传。上述力量曾站在纳粹一方战斗，并在红军挺进乌克兰时随德国部队西逃。事实上，纳粹形塑了早期的“人为饥荒”神话，并把造成“乌克兰大饥荒”的罪名扣在犹太人头上。
当1991年乌克兰独立后，这些力量再次涌入这个国家，并且对历史-意识形态方面的种种问题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他们提高乌克兰反抗军的历史地位，要求将这些曾经屠杀了大量犹太人、波兰人、苏联公民的罪犯当做“为争取独立而战斗的英雄”。(这里的假设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以某种方式可以成为大屠杀的借口。)
所谓“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的神话绝对没有任何证据支撑。毋宁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完全出于政治动机而编造的东西。但这种说法已经被乌克兰国家官方所接受，现在已经被强行灌入乌克兰学校的教学活动中，并为乌克兰学者所推广。因为完全没有证据支撑，所以“乌克兰人为大饥荒”(Holodomor)干脆就被简单地当作“理所当然”来处理。这个话题已经成了一个非正式的“讨论禁区”，在乌克兰国内，禁止在公共场所进行任何和这种观点相左的讨论。(在乌克兰在各国的移民社区中，情况同样也是如此)在“橙色革命”的领导人尤先科担任总统时，尤先科曾一度有意通过一项法律，以刑事惩罚威胁那些敢在公共场所对这个观点提出质疑的任何人。
一个更加“主流”但仍然还是政治化解释的说法是：大饥荒应该归咎于农业集体化和国家过渡的粮食征集，正是后者导致了灾难，管理失控，人民造反，以及最终的饥荒和饿死人的悲剧。这是俄国官方的说法。这种说法和以上诸种说法同样缺乏实证来源。
环境因素导致了饥荒
1932-1933年饥荒的主要原因应该是环境问题造成的粮食歉收。这些环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区的干旱，另一些地区罕见的大暴雨;农作物感染了严重的黑穗病和锈病;各种害虫疫病，包括亚洲蝗虫、甜菜象虫、草原蛾、毛毛虫等;还有严重的鼠患。粮食歉收十分严重，整个苏联的粮食可供应量明显少于整体人口的粮食需求量。
以上这些现象是人类活动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到处蔓延的严重的杂草问题，是由于本该从事除草工作的劳动力短缺造成的。因为农村人口大量迁徙，留下的农民多是老弱病残，自然会造成劳动力短缺。许多耕地闲置或者产量不高，则是因为大量农村人口迁入城镇以及剩余农民因饥荒而变得衰弱不堪或濒临死亡这两方面原因所致。
马是犁地播种及其他农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牵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饥荒中饿极了的让农民吃掉了马的主粮——燕麦，导致很多马匹要么饿死，要么严重羸弱。虽然苏联政府进口了一些拖拉机和其他机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匹缺乏导致的动力短缺，但并不足以完全克服这个问题。
许多土地已经连续多年耕种粮食，这导致土壤枯竭，肥力严重下降。农庄和农业部门很难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农耕区，农地关系十分紧张。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劳动力的条件下终于迎来了粮食的丰收，这次饥荒终于结束了。这意味着1931年和1932年的劳动力也是充足的。所以这些年粮食的减产主要应归结为上述的环境因素。
苏联领导层没有充分理解环境因素的重要性。无论是他们自己的信息收集人员、OGPU(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当地的党的领导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他们将饥荒原因归咎于诸如管理混乱、决策层失误甚至扩大到农民反抗、富农怠工消极破坏等人为因素。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没有被理解，人们反而相信那些认为粮食本应该丰收的报告。如此一来，唯一符合逻辑的解释自然就成了饥荒是由下列各种严重的怠工反抗活动所致，包括：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明目张胆的破坏;农民藏匿粮食;农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价而沽;农民因不情愿而在农田里消极怠工;党、集体农庄和其他机构的共谋等等。
不过苏维埃政府极大地减少了谷物的出口，并开始运送粮食和种子到乌克兰及其他受灾地区。
陶格引用的证据表明不少农民虽然不喜欢集体农庄，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参与农庄的工作，还有许多农民“始终都很积极地在农场工作……(他们)支持这个集体化的系统。”(陶格 2004, 85)
因此，整体而言，农民实际上接受了集体化。
粮食出口问题
像沙皇政府一样，苏联政府也出口粮食。但在1932-33年间，苏联政府面临着这样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减——正如它们曾经被削减的那样——食物也不足以养活全部人口。
饥荒的严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扩展，1932-33年锐减的粮食出口，对种子的需求，和近几年来在苏联内部出现的混乱，这一切都说明即使是从根本上禁止粮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饥荒的发生。这一情况让我们难以接受那些认为是1932年的粮食收购和刻意的种族灭绝行为导致了大饥荒的观点。1932年的歉收才是使大饥荒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根本原因。(陶格 1991，88;89.)
面向集体和个体农民的粮食征递，也就是采购配额，被好几次大幅度地削减，以保证他们度过粮食紧缺的时期。一部分已经收购的粮食又被归还到了农村。而正是这些经常被执行得很严厉的粮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论”的信徒所强调并理解为苏联对农民的漠不关心甚至是故意惩罚和杀害的证据。
此外，苏联政权还要用这种征购手段去养活生活在城市和工业地区的四千万人，他们也正在挨饿，这是1932年的收成显得不足的另一项证据。在1932年5月，苏联政府将私人的谷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间只有很少的粮食是通过这种途径卖出的。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当不足。
大约10%的乌克兰人因为饥荒或与之相关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了下来，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出身的军人或是农业工人。活着的农民必须在食物不足的情况下辛苦耕种，直到创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们在继续劳作时获得了苏联政府的明显的救助。否则一个因死亡而数量减少，受到饥饿的削弱，拥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绝对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获得丰收并终结饥荒的。这是另一个说明1932年的收成极为微薄的证据。
苏联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开始，它包含了500万吨用于缓解饥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给乌克兰的，而对拖拉机等机械的分配被特别地倾向于乌克兰，“一个由设置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几千个政治部所组成的网络对1933年的丰收起到了巨大的贡献”(陶格1991，72-74)。此外还有其他措施，包括为着播种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管理着工作，给农民分发种子和食物援助物资。
总之，饥荒是由自然因素引发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帮助农民获得了更大的收成，从而终结了饥荒。
这与那些西方的反共人士和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的论调是针锋相对的。那些所谓“Holodomor”，或者所谓“故意的饥荒”和“人为的饥荒”的解释不简单是在很多重要之处出现了错误。这种论调的支持者通过省略一些会破坏他们的解释的证据来歪曲历史。这不是历史，更是伪装成历史的政治宣传，我把这些称为“有脚注的宣传鼓动”
江湖上有没有真正的友情?有，但是不多。在江湖团伙里面，更多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关系。别看相互之间称兄道弟格外亲热，实则只是暂时的利益结盟。所以我们看《投名状》，三个当年歃血为盟的兄弟，最后因各自道路的选择，成为死敌。而友情，需要彼此间是平等的关系，是相互理解的关系，真正的心心相印是不能掺杂过多的功利因素的。我们常说的管鲍之交，就是基于平等与理解的友情。管仲和鲍叔牙侍奉不同的主公，但不影响两人之间的友情。后来鲍叔牙的主公齐桓公在争国君位置中赢了，鲍叔牙又向齐桓公大力举荐自己的朋友、已成为囚徒的管仲。因为他充分理解管仲的才能和志向，才无私地把相位让给朋友。《水浒传》中如果说还有这种义薄云天、不讲功利的友谊，我以为只有林冲和鲁智深之间存在。
金圣叹说：“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林冲是一个现代人，他本来和江湖的那一套规矩隔得很远，也很讨厌。因为他懂得珍惜爱情，呵护妻子，对家庭负责。在金圣叹看来，林冲“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对自己的行为自始至终都非常清醒与理智，考虑问题太过于周全。如金圣叹这样的率性人看来，林冲可佩服而不可亲，不如鲁达之豁达、武松之豪迈、李逵之率真。但林冲在《水浒传》众好汉中，最具备现代职业人的种种品格和素质。林冲应该生活在现代，而不是生活在千年前的大宋，因为他的言行符合现代社会的种种规则。
如果林冲生活在现在，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非常幸福和成功的中产阶级的一员。林冲的可爱，就在于“可靠”。他是一个可靠的丈夫，一个可靠的朋友，一个可靠的下属和同僚。他不会轻易动情，但一旦选择了某位女子，他会为其一生负责;他一旦成为你的朋友，你可对他托付一切，别人可以出卖他而他不会出卖别人;对上司对同僚，他会永远抱一种有距离的尊重，他会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对这个集体负责对自己上司负责而不轻易涉及人事上的是是非非。在《水浒传》中，有两个孤独者——林冲和鲁达。他俩的友谊超越世俗的功利，他们是一对真正达到精神默契的朋友。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梁山，林冲不是普通的官吏，也不是寻常的匪。在官场和匪窝，他都是一个异类，一个品行高洁的异类，一个没有丧失独立精神、独立人格的异类。将林冲和鲁达相比，似乎他们是性格的两极：一人能忍，一人性急;一人精细，一人豁达;一人温雅，一人鲁莽。但他们却能成为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伟男子，他们都有着包容三山五岳的胸怀，他们有着人世间最宝贵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