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仪的母亲是谁 溥仪母亲怎么死的？

　　我从三岁起，就离开了我的母亲，一直到我十一岁，我母亲才被允许每年进宫两、三次来看我，因此，我并没有对她感到特别亲热。因为我们母子之间的骨肉情分，早已被那冷如冰霜的封建专制制度给割断了。我母亲是在1921年，即我16岁的时候死去的。而她的死，则是与我和端康太妃之间的争吵有关。

　　在我十四、五岁时，端康太妃由于我追逐时髦，狠狠地训斥了我一顿，并打了两个太监每人二百大板。自从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她便效仿起西太后对待光绪的老办法，每天派她宫中的六七名太监，轮流地来“服侍”我，其实就是派他们来做监视我的“特务”。我当时敢怒而不敢言，直到有一天，我真觉得有些按捺不住了，便借机和太监大闹起来。太妃知道，这是我对她的一种“取瑟而歌”的间接示威，便知趣地把“特务太监”撤走了。

　　我想顺便概略叙述一下我四位母亲的性格。

　　端康太妃的一举一动都模仿西太后，因此，在她所住的那个“永和宫”的势力圈子内，经常漂浮着一种浓厚的专制气氛。

　　敬懿太妃，因为我幼时曾住在她隔壁，所以我对于她的感情，总比那三位太妃要亲近些。她对于端康的骄横跋扈的平日行动，也颇为不满，只不过是面和而心不和地过着表面平静的生活罢了。

　　荣惠和庄和两位太妃，平日也是很老实和蔼的。不过她们二位都有着不少迷信和忌讳。这就是我那四位母亲的脾性，跟着我要说我和端康太妃翻脸的经过。

　　关于这次争吵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有一天，端康下了一道命令，把太医院的御医范一梅开除了。我听到此事后非常气愤，当然这也和我平日对于她的种种不满有关。我就想：过去隆裕太后在世的时候，我和太后坐在一起吃饭，她不是拿着一个“瑾妃”资格，站在地上吃的么？……我于是就给她下了个结论：她本是一个妾的身份，而不是妻的身份，并不能算是我的母亲。现在她既这样对我毫不客气，我为什么要怕她呢？于是我愈想愈可气。但是在那家长制度凛然不可侵犯的宫廷中，我还不敢下定决心，当面去质问她，便把此事告诉了陈宝琛，并和他作了一番商量，而他居然赞成了我这样做。于是，我就鼓足了勇气，到她那里质问她为什么开除了范一梅。当然她是不会向我让步的，于是我们母子便闹翻了脸争吵起来。我粗暴地扬言不承认她是我的母亲。我表明了这种决裂态度之后，便愤愤地回去了。

　　端康太妃盛怒之下，把我的祖母刘佳氏和我的生母瓜尔佳氏叫到宫里来，并迁怒于她们，对她们作了严厉的斥责。她们在这种情形下，也只得向太妃赔礼，但太妃还不甘心，把我父亲载沣和各王公大臣全都叫进宫来。而我呢，也不肯对她示弱，便也把这些“宗亲国戚”（除我父亲）等叫到我这里来，我也同样对他们哓哓不休地讲了一大篇道理。当然，他们对我是毫无办法的，不过是唯唯诺诺地说调停的话而已。最后，我还是在我祖母和母亲的努力说服下，才勉强地到端康面前下了一跪，并且认了错，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下来。

　　可我却万万没想到。我的母亲在回家后的第二天就吞服鸦片自杀了。此事发生以后，我父亲说母亲是得了一个叫“紧痰绝”的急病死的。我闻知噩耗后，便连忙到我母亲家中去哭奠。这是我自从三岁入宫以来，头一次出“紫禁城”，不过这次的回家，却不是什么愉快的事，而是和我那生母作了人生的永别。

　　我母亲的自杀，还是在她死后许久，由我弟弟告诉我的。

　　爱新觉罗·载沣，清摄政王，末代皇帝溥仪生父。

　　1908年11月15日，控制清朝政权达47年之久的慈禧去世。12月2日，光绪帝的亲侄子溥仪继位。作为溥仪的亲生父亲，醇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登上的政治舞台。载沣摄政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于1909年1月21日免了袁世凯的职。溥沣本来想直接处死袁世凯，但慑于袁在新军及朝庭内外的强大影响力而作罢。载沣之所以要置袁于死地有两个直接的原因，一是袁世凯出卖过载沣的亲兄光绪帝;二是袁世凯掌握了京津地区的新军，对新政权有权重震主的嫌疑。当然，载沣上台第一件事就拿袁世凯的深层次原因却是由于1900年的东南互保。

　　1900年6月，只会玩弄权术，却对现代科学、军事知识一无所知的以慈禧为首的满清贵族统治集团试图依靠所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来抗击在朝庭斗争中站在光绪一边的西方国家，她不自量力地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11个国家(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同时宣战。

　　面对一场注定要以失败告终的战争，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四川总督奎俊、闽浙总督许应骁、福州将军善联、巡视长江李秉衡、江苏巡抚鹿传霖、安徽巡抚王之春、湖北巡抚于荫霖、湖南巡抚俞廉三、广东巡抚德寿、山东巡抚袁世凯等一大批南方地方官员在权衡利弊后最后决定拒绝执行与11国开战的命令，并与西方人达成互保协议，即南方地方政府保障西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西方11国军队不进入东南各省。

　　地方官员拒绝执行朝庭的命令，这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一种死罪，以汉族人为主的东南地方官员之所以敢这样做，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自1861年洋务运动后，南方的商品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经济实力远远超过了北方。而热心洋务的又大多是汉族官员及汉族商人，所以，洋务运动的直接后果是汉族人在政治、经济上的崛起，加之，清庭的新军又由袁世凯训练并被其控制，所以，这些汉族官员早已不把那些只知玩权、玩乐却不学无术的满族贵族子弟放在眼里。东南互保其实就是汉族官员藐视那个行将就木的腐朽政权的表现。载沣试图依靠打击几个汉族官员来改变的政治力量格局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

　　载沣在撤了袁世凯的职后，亲自代理大元帅统帅禁卫军并掌握军政大权。随后，载沣又任命了他的几个弟弟担任海军、陆军及军谘大臣。在采取了以上重大军政措施后，载沣满以为已经控制了局势，便又于1909年龄6月免去津浦铁路总办道员李顺德等汉族官员的职务，并再次试图用满族人取代。

　　载沣在就此征求张之洞意见时，张说：“不可，舆情不属”。载沣坚持，张又说：“舆情不属，必激变”，载沣不以为然地说：“有兵在”。

　　张之洞无话可说，在载沣离开后叹息道：“不意闻此亡国之音”。

　　张之洞的预言没有错，拒绝政治改革，又执意要打压汉族官员的载沣及其代表的政权自袁世凯被罢免后就遭到了汉族官员的彻底抛弃。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清楚他所处时代的政治力量对比，以及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政治诉求，任何藐视民意或试图依靠个人的政治权力来改变社会政治力量格局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暴发，参加起义的部队不过3000余人，而同期仅北京的新军就有10多万人，加上八旗兵，这点起义部队的力量根本就更算不了什么。而最令历史学家们惊叹的是，武昌起义后2个月内，在起义部队未出武昌的情况下，就有湖南、广东等15个南方省份宣布脱离清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