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天才忽必烈为什么将国号由蒙古帝国改为大
历代的国号，曾经都是一些地名，周天子崛起在“周”这个地方，得天下以后定国号为“周”，秦人崛起在“秦”这个地方，得天下以后定国号为“秦”，刘邦得天下定国号为“汉”，到不是因为他是“汉”这个地方的人，而是因为他曾经被天下盟主项羽封为“汉王”，他以汉王的身份入主中原，曹操的儿子称帝，国号“魏”，是因为他的父亲作过“魏王”，其地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杨坚做过北周皇帝的“隋王”，得天下也以“隋”号之，“隋”地在今湖北省随州市一带，唐朝的开国皇帝做过隋朝的“唐王”，宋朝的开国皇帝没有做过“宋王”，但曾经领过周朝“宋州归德军节度使”一职，因此建国后国号为“宋”。
宋朝建立以后经历了三百来年的风风雨雨，先是被辽金两个来自北方的政权，夺去了长江以北的大片江山，最后终于被同样来自北方的元军所灭，这已经是忽必烈建立大元朝十六年以后的事了，如果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算起，那就是六十多年以后。这回，来了一个不照先例办事的皇帝，这位皇帝和他的父祖，本来崛起于大漠以北的蒙古地区，照老规矩得了天下就叫做“蒙古国”好了，多省心的事儿，他的父祖两代出于草创，也姑且是这么办的，但到了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这位大汗有了新的想法，不照老规矩办了。
成吉思汗家族的发迹史，说起来枝枝蔓蔓，说上三天三夜也难于说清楚，简短截说，那就是成吉思汗的亲孙子忽必烈，经过一系列的内斗外斗，终于在公元1260年，得到了蒙古大汗的位置，七年以后，忽必烈迁都“大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又过了四年，他将他的国家改名为“大元”。
要改变一国的国号，当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事情，这件事情在好几年以前就已经开始筹划。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叫的响的名字，谁愿意轻易的改变一个国家的国名呢?忽必烈得到了一个好名字，因此他毫不犹豫的用“大元”取代了“蒙古”，“大元”的国号出自儒家经典《易经》中的“大哉乾元”一句，是对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浩大的宇宙的赞叹。这当然不是出于皇帝自己的主意，虽然忽必烈从小就喜欢汉人的文化和历史，也有条件受到较好的教育，可是即便是这样，他的汉文化的程度，还不能达到这样的水准，“大元”这个国号的提出，的确来自中原知识分子的建议。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嫡亲孙子，其父是成吉思汗的嫡幼子拖雷，拖雷大家都熟悉，只要看过金庸的武侠小说，或者电影电视剧，无不知道拖雷是郭靖大侠儿时的伙伴。拖雷又有六个嫡亲的儿子，其中有三个做了皇帝，他们是：长子蒙哥，1251年至1259年，为蒙古国第四任大汗，在的史书中为元宪宗;四子忽必烈，继蒙哥为元世祖;第五子旭烈兀，为伊利汗国主，《史集》一书直接称之为“伊郎国皇帝”。
忽必烈已是成吉思汗创业以来的第三代，因为有父祖开创的局面，忽必烈的早年生活，想必和成吉思汗当年赤手空拳打世界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虽然因为蒙古人的传统，免不了还要学习驰马疆场，但是也有了条件接受一些较好的教育，和起于草莽的成吉思汗迥异了。1251年，忽必烈的亲哥哥蒙哥做了大汗，忽必烈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元史世祖本纪记载道：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岁辛亥，六月，宪宗即位，同母弟惟帝最长且贤，故宪宗尽属以漠南汉地军国庶事。
由此可见，早在漠北做藩王的时候，忽必烈就有“大有为于天下”的抱负，在他的身边开始聚集一些有学问的人才。忽必烈对汉族的文化很有兴趣，非常的神往，这就象我们今天很多国家的年轻一代，都十分神往心中的自由世界一样，所以，当时的忽必烈就已经延聘了不少的汉人到王府来做幕僚，向他们学习汉人的文化和制度，这些许多汉族的幕僚中间，有一个当时叫做“子聪”的和尚，他就是后来主持营建北京城、改国号、制定朝仪的刘秉忠。
公元1271年的旧历十一月，由刘秉忠领衔，几位大臣给忽必烈上了呈文，呈文说：“元正、朝会、圣节、诏赦及百官宣敕，具公服迎拜行礼。”就是说按照忽必烈认可的方案，改国号行朝仪的一系列策划工作已经完成了，忽必烈非常高兴，批准了他们的方案，正式建国号为“大元”。
薛涛，约生于768年，卒于832年。唐代女诗人，字洪度。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父亲薛郧在四川做官，幼年时的薛涛便随父在成都生活。父死家贫，16岁堕入乐籍。脱籍后终身未嫁。在四川成都望江楼公园内，有一副流传甚广的对联：“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望江楼又名崇丽阁，清代为纪念一位女子所建，这个人居然能够与“诗圣”杜甫平分秋色，其才情可见一斑。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她的命运也相当坎坷。她，就是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
薛涛的父亲薛郧在朝廷当官，学识渊博，把这个唯一的女儿视为掌上明珠，从小就教她读书、写诗。她天分很高，有时让父亲极为惊讶。一年夏天，薛郧在庭院里的梧桐树下歇凉，微风吹来，梧桐树叶沙沙作响，他忽有所悟，吟诵道：“庭除一古桐，耸干入云中。”然后对在一边玩耍的女儿说：“你能续上这首诗吗?”薛涛头都没抬，随口应道：“枝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那一年，薛涛不过八九岁。薛郧听罢，心内五味杂陈，又喜又忧。喜的是女儿小小年纪，却聪慧过人，出口成章;忧的是，“迎送”“往来”对一个女孩子而言，是个不祥之兆。果然，不幸很快向这个家庭袭来。
薛郧为人正直，敢于说话，结果得罪了当朝权贵而被贬谪四川，一家人跋山涉水，从繁华的京城搬到了遥远的成都。没过几年，他又因为出使南诏沾染了瘴疠而命丧黄泉。父亲死时，薛涛年仅14岁。失去了家庭的支柱，母女俩的生活立刻陷入困境。薛涛不得已，凭借“容姿既丽”和“通音律，善辩慧，工诗赋”，在16岁加入乐籍，成了一名营妓。唐朝的营妓由国家财政供养，属于正式编制，有稳定的工资收入，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在官员们饮酒聚会时，侍酒赋诗、弹唱娱客。那时的官员们往往都是科举出身，文化素质不低，要让他们看得上眼，不仅需要美貌，更需要才艺、辞令和见识，而这正是薛涛的长项。史书中说她“诗酒之外，尤见才辩”，在酒席场上游刃有余。
宋代人所编的《唐语林》里记载了薛涛的一件逸事。有一次黎州刺史举办宴会，提议行《千字文》令。这个酒令的令格是，取《千字文》一句，句中须带有禽鱼鸟兽之名。刺史率先做示范，行令说：“有虞陶唐”。估计这位大人小时候背《千字文》不求甚解，误把“虞”当成了“鱼”。众宾客都听出了谬误，但因为是主人所为，只好掩面而笑，谁也没好意思站出来说该罚酒。不一会儿，酒令转到了薛涛这儿，她应声说：“佐时阿衡。”这位刺史一下听出了问题，激动地站起身：“你这4个字里没有鱼鸟，该罚该罚!”薛涛笑着回答说：“不管怎么样，我这句里‘衡’字中间还有一条小鱼，刺史大人的‘有虞陶唐’中，连条小鱼都没有呢。”众人再也忍不住，哄然而笑，弄得刺史大人甚是尴尬。
薛涛最擅长的，还是作诗。身在娱乐场中，使得她与当时许多著名诗人都有来往，在这份名单中不乏像白居易、张籍、王建、刘禹锡、杜牧、张祜等诗坛领袖。据记载，薛涛作诗500多首，然而这些诗歌大多散失，流传至今仅存90余首，十分令人惋惜。
诗写得好，薛涛的字也堪称大家。北宋时期的《宣和书谱》评价她：“作字无女子气，笔力峻激，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加以学，亦卫夫人之流也。”意思是说，只要她稍加努力，就能与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卫夫人相匹敌了，足见其书法之妙。而据《悦生所藏书画别录》 记载，宋末权相贾似道曾收藏她的 《萱草》 诗真迹，可惜后来就无从睹其真容了。凭借过人的才华，薛涛能够与蜀中最著名的才女卓文君比肩。后人又把她与李冶、鱼玄机、刘采春相并列，称为“唐朝四大女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