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越国没被吴国灭国的最关键原因到底是什

　　越都此时仅有范蠡所率甲兵三千，加上越王、文种带回的六百残兵，再加上紧急动员的各大夫之私兵家将，总数不过五千，一旦吴军兵临城下，家、国、人俱危在旦夕。

　　勾践自知已经没有力量守城，只能放弃平原地区的越都，遁逃出走会籍山，身边仅剩5000甲士，跑到了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一个小城中，准备依山凭险，在山城固守。

　　夫差则趾高气扬，率吴军和平接收了越国都城，接着便跟踪来到会稽山，把勾践栖居的小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越国举国之军被困在了会稽山上，一座小城，能储存多少粮草?时间不久，粮食吃尽，水源枯竭，只好“吃山草，饮腐水”，日子一天难于一天。

　　吴军势大，勾践思来想去无良策解困，只得决定屈辱求和，从此甘愿老实听话，决心做个“乖孩子”，永为大吴属国。

　　使者到了夫差面前，一句“吾王”令夫差大乐，几乎当场应允。

　　伍子胥见势头不妙，赶紧告诫吴王：“今不灭越，后必悔之。”

　　夫差被伍子胥一语点醒：对呀，杀父血仇未报，直接凶手灵姑浮未获，间接凶手勾践求和，哪能就此作罢?于是回复勾践：别做梦了，先送来灵姑浮头颅，再送上自己的脑袋，那时再来和谈!

　　勾践清楚了求和无望，当即明告臣下：准备先杀妻、子，再烧行宫，然后与吴国拼命!

　　越国面临亡国的紧急关头，大夫文种献计：“吴国太宰伯嚭，贪财好色，忌功嫉能，与子胥同朝而志不合。吴王敬畏子胥而亲信伯嚭。若能以财色结其欢心，使其言于吴王，则和议事成。”

　　贪贿名声竟能名扬中外，偏还能不让吴王得知，伯嚭有本事!

　　据载：当夜，文种紧急进献给伯嚭一批“宝器”和八位“美女”! 越国的“黄”“红”两大法门神效如何?

　　文种看来精通千古成事妙方!金钱铺路，美女铺床，双管齐下，战无不胜!这是钢铁定律，黄金定律，钻石定律!

　　不过，此定律还有一个特征：一个贪官即能亡国!

　　一群贪官能造成什么效果?贪腐成了普遍现象，民族即大祸临头!

　　第二天，越国“全权大使”文种再次拜见吴王夫差，这次态度大变：“愿大王赦勾践之罪，则越国尽献举国之宝器;倘若不肯赦越，勾践将尽杀妻、子，焚毁宝器，率五千将卒与您拼命!”

　　求和口气如此强硬?看来越国准备玉石俱焚，夫差权衡利弊，犹豫不决。

　　伍子胥大怒;“吴国与越国，世仇之敌!今不灭越，悔将无及!”

　　战争与和平在碰撞，夫差面临名利双收与报仇雪恨两难，有鱼与熊掌一口吞的最佳方案吗?

　　关键时刻，太宰伯嚭开始说话：“我听说古代讨伐敌国的，也不过迫使敌国臣服而已。现在越国已经臣服，我们还有什么苛求?”

　　吴王夫差本就志骄气傲，不把越王勾践放在眼里，内心深处又有个大结未解：阖闾临终虽嘱咐复仇，但也曾表明志向在于北向争霸，现在究竟该听老头儿的哪句遗言?

　　听了伯嚭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夫差深受启发，点头决断：战争就是为了和平，自古和为贵，报上投降条件吧。

　　越国极为谦恭，无比大方，主动称臣，越王愿为吴王奴仆，人民愿为吴国奴隶，从此一切看行动吧，保证兑现承诺!

　　伍子胥仰天长叹：“越王得此缓解之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必能卷土重来。二十年之后，吴国恐怕要化为一片荒沼了!”

　　张之洞大有作为的时期是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的前10年。这个30年，是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行将灭亡，是中华民族必须作出新的选择的30年。张之洞恰逢在这个30年中任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这使他有机会、有能力成为了这个时期发展的中流砥柱。

　　张之洞是接受慈禧太后托孤的唯一汉大臣，在晚清的政坛上举足轻重。1901年，流亡西安的慈禧，面对闯进国门的八国联军，真正意识到必须变革才能救国，因而颁发上谕，宣布变法。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为之欢欣鼓舞，随之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连上三道奏折，备陈学习西法、变革旧法、兴学育才的主张。这些主张为慈禧一一采纳，成为晚清治国的基本思路。

　　事实上，早在1889年，任两广总督时的张之洞就开始打算在广州建炼铁炼钢的工厂，并委托驻英国公使刘瑞芬购买机器设备。由于调任湖广总督，这个拟办的工厂就跟着到了湖北，厂址设在汉阳。本来据张之洞的设想，这个汉阳铁厂的生产能力全部发挥出来，每年可出精钢、熟铁3万吨。不过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达到过这样的产量。当时的情况是，张之洞对于冶炼工业毫无经验，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专家，他在建铁厂之前甚至还不知道哪里有煤矿，哪里有铁矿，就贸然要在广东建厂。幸而他调任湖广总督，厂址设在汉阳，在不远的大冶找到了铁矿。但汉阳铁厂开工时，炼焦煤尚无着落，仍在四处寻找。尽管这个厂从一开始就步履危艰，但毫无疑问，当时办这样一个厂，是张之洞试图以实业救国的壮举。这个厂是当时东方最大的钢铁厂。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办厂的本身。加之他在武汉陆续办起的枪炮厂、织布局、纺纱局、制麻局、缫丝局，正是未来工业大城市武汉的基础。

　　作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办洋务上的决心和实践，毫不逊色于当时洋务派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他不仅仅将自己的主张付诸行动，而且通过光绪帝批准发行200万册的《劝学篇》，将自己的设想和实践传之全国，使之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新观念。这对于已经满目疮痍、积重难返的，对于那个一直坚持闭关锁国的朝廷，以致对于我们后来的发展进程，其作用都是无法估量的。张之洞叱咤风云的这个30年，是历史上少有的多事之秋，中法战争、戊戌变法、洋务运动、八国联军入侵、义和团运动等等。作为举足轻重的重臣，张之洞几乎参与了所有的事件。除了上面所述之外，他是中法战争的主帅，这场战争是清廷对外战争中唯一胜利的战争。他是京汉大铁路的最先提议者，并亲自督办南段的修建。同时他还是变法运动的有力支持者，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物的坚强后盾。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张之洞，事实上是个悲剧人物。他力办洋务，试图以此拯救国家，但收效甚微，而且招来种种的非议和指责。当时以致后来的很多年，也没有人认识到他的创举的实质意义。甚至到了民国时期，他在许多文章中的形象都一直不佳。他被说成是一个热衷仕宦、好大喜功的政客，一个自命不凡、才高气傲的名士，甚至因为力主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被说成是腐败清廷的帮凶。以至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洋务运动的被否定，他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被人们遗忘了。

　　但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上，我们不应该忘记张之洞。他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能有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魄力和胆识，能够积极主张变革图强，能在弊端丛生的腐败清廷中有所作为，而且能够廉洁自律，这是何等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