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子陵竟用大腿压东汉光武帝睡觉 惹出了大事
东汉光武帝刘秀，有位同窗好友，姓严，名光，字子陵，浙江人。刘秀发迹后，最想念的故旧就是他。圣旨召见，换了别人，早涕泪横流地跑进京城山呼万岁去了；严子陵却没有，他大模大样地游荡在富春江上钓鱼，而且反穿着一件破羊皮袄。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儿大有来头，周文王访到姜尚的时候，姜尚（史称吕尚）已经是须发皆白的老头子了，姜尚坐守渭水，直钩垂钓，那种“不钓鲤鱼钓王侯”的高深模样和怪异装束，总被后人模仿套用。
杜甫的诗歌里说：“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隐士总被误认为是仙风道骨、世外高人，“吃狗肉，傲公卿”的人物当然值得敬畏；起码你不清楚他究竟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专门谈到《隐士》，他承认“隐士，历来是一个美名；但有时也是一个笑柄……非隐士的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一到挂上隐士的招牌，则即使他们不‘飞来飞去’，也一定难免有些表白、张扬；或是他们的帮闲们的开锣喝道——隐士也有会帮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出了名的隐士几乎都是“冒牌货”！
严子陵，到底穿着那件破羊皮袄赶到刘秀新落成的宫殿里去了，虽说进京的借口更体面一些。洛阳城的款待无非是吃喝玩乐。两位身份不同的“老同学”自然谈得十分投机。为了显示交情莫逆，晚上，刘秀还与严子陵同榻而卧。严子陵睡相不好，一边流口水、吧嗒嘴、打呼噜，一边还把一条精瘦的长腿压在皇帝的肚子上。讲究起来，这可是“大不敬”的死罪呀，皇帝居然旧情不改，毫不介意。
不料，此事被朝臣知道了，第二天朝会，太史官上奏，说昨夜客星犯帝座甚急——言外之意，无非想提醒皇帝，严子陵这种人绝对不能重用；最好，撂他一辈子、臭他一辈子才好呢。刘秀听完，哈哈大笑，他说：“昨夜，我和子陵同睡，你们放心吧，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严子陵可没一笑了之，他料定朝廷有人暗算自己。还没掌握权力呢，就招人嫉恨，官场还不是互相倾轧，人心险恶吗？现在，皇帝顾念同窗之情、百般呵护；一旦这股热乎劲儿过去了，便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何必呢？千里迢迢来送自家性命！严子陵干脆拍屁股走人。你当你的皇帝，我做我的隐士，缘起缘灭，就此了结。
刘秀真心实意聘请老同学当谏议大夫，严子陵却压根儿不领情，末了，不辞而行，悄悄地离开了洛阳，隐居在富春山下。建武十七年，也就是公元41年，光武帝刘秀再次征召严子陵入朝为官。这位倔强的老同学再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没过几年，便老死在故乡，享年八十岁。据说，当地有个“严陵濑”，就是他当年垂钓之处。北宋名臣范仲淹任睦州知州时，曾在严陵濑旁建造钓台和子陵祠，并写了一篇《严先生祠堂记》，赞扬他“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后人也对这个典故津津乐道，是羡慕刘秀给予的殊遇，还是赞扬严光表现的自尊？“苟富贵，毋相忘。”穿龙袍的，有情有义。“功成拂袖去，归入桃花源。”穿羊裘的，赢得四海清誉。真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倔强的严光居然成了隐士阶层的代表人物。
严子陵的祠堂修建在他当年垂钓的地方，富春江上便有了一处“子陵滩”。来往船客经由这里，总要生发一通感慨，当然是有褒也有贬。
一个说：“君为名利隐，君为名利来。羞见先生面，夜半过钓台。”另一个说：“一袭羊裘便有心，虚名传诵到如今。当时若着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诗词不同，诗人各异。正所谓：“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前一位当是功名路上的新过客，明知自己有“治国平天下”的野心，却不晓得遮盖，四句顺口溜就露了马脚；第二位，或者是谙于事故的“老油条”，或者是头脑极其通透的年轻人，严子陵的羞于见人的小心眼儿牢牢地捏在他手里，所谓“垂钓老叟”、“蓑衣隐士”等使出的“障眼法”，让人一想就笑，一见就吐，一说就破；即使死后多年，他沽名钓誉的行径也是常讲常新。
将朱可夫置于二战期间崭露头角的伟大将领之列，这么做仍然是一个颇为棘手的任务。觊觎这个位子的人不计其数，而且各自所处的军事体系也截然不同。从1939年到1945年，朱可夫担任过形形色色的职务，如军长、方面军司令员和方面军集群司令员，期间还担任过总参谋长，别忘了还担任过只有在红军内部才会共存的职务，即副最高统帅和最高统帅部代表。级别不同，所要求的素质并不总会一样。比较之前，必须注意的是他的军事生涯极为与众不同。他是自学成才。如果将他和对手及盟军那些学历辉煌的将领相比的话，就会发现小学三年和经过确证的军事学校几个月肤浅的培训倒是不会对他构成沉重的包袱。将军之子曼施坦因与兴登堡一家是近亲，拥有古老的贵族血统，作为普鲁士军官学校的学生，其所受的教育自不待言。麦克阿瑟也是将军之子，在西点军校担任校监，完全属于军事机构的一员。蒙哥马利就更别提了，父亲是殖民地高官，他在家中排行老幺，就读圣保罗学校和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简而言之，这三位和其他几位都出身于高级行伍之家。不过，朱可夫这个鞋匠的儿子也有机会钻研当时最原创的著作，并接触到那些作者，如斯维岑、特里安达菲洛夫、伊塞尔松、图哈切夫斯基。他的军事经历也颇为独特。一战时，他在东线打仗，战线变幻不定，大规模调兵时常发生，这与西线面对面固定不动的堑壕战相去甚远。俄国内战又打了四年，骑兵部队南征北战，再加上长途奔袭和镇压暴动，使之与古德里安、蒙哥马利或麦克阿瑟的经验相差十万八千里。尽管理由各异，但他和德国国防军的军官有一点却是共通的，即他也已准备好投入一场新型的战争，而非重复1914—1918年一战的经验。
朱可夫所在的军队与其他部队毫无共同之处。这支军队的优缺点都特别明显，它规模庞大、武力强盛，但参差不齐、适应性差。红军是极为早熟的工业化时代的军队，有大量人力储备，先锋的军事理论，自1942年起，还拥有了一位光芒四射的参谋长。它的缺点也同样触目惊心。过度的政治化及各类警察部门使得监控盛行，军队必须听命于铁面无情的主人，将领们的举手投足都要受到它的掌控。这既是优势：怎样才能将犹豫不决的士兵更好地玩弄于股掌之间？但也是缺陷：怎样才能使军官职业化？红军刚开始战斗的时候，一片混乱，尤其是干部阶层。无论从社会还是政治层面上来看，全国各地处处断层，而部队就正好处在那些断层线上，这在其他交战的大国身上根本就看不见。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士兵-公民同质化，根本没有这种情况，德国国防军（迄止1943年）洋溢着普鲁士-德国古老的职业精神，而且受希特勒的必胜信心蛊惑，所以也没有这种情况。而朱可夫所在的这支军队却是五洋杂处，士兵来自五湖四海，没受过什么训练，军纪涣散。它是第三世界穷国的军队，有能力的人少之又少，士兵大多是农民，自由散漫惯了，不像工业世界国家的军队那样受过良好的训练。面对这样的“人力材料”，在领兵的风格上，朱可夫是否还有选择的余地呢？除了靠恐吓手段来带军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办法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虽然也可以说他的性格就摆在那儿，而且对斯大林体制的适应性也不错，所以使得他预先就倾向于这种类型的管理风格。
这位20世纪伟大的军事统帅应该还有三张王牌可用：身为统帅所具备的传统素质；对现代战争的本质有精确的认识；享有进入政治决策核心层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