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除了包拯、海瑞 历史上还有哪些大清官？

除了包拯、海瑞，历史上还有哪些大清官？有一个穷到让皇帝流泪！

包拯和海瑞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大清官，他们的故事通过书籍和民间的口口相传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至今还让人们感动感慨。其实，历史上的大清官远不止他们二位，现列举几例

东汉杨震（59一124），字伯起，弘农华阴人。杨震对教育事业特别热心，从20岁以后，热心教育，自费设塾授徒三十年，桃李满天下。东汉大将军邓鹭闻之，特派人征召，自此，年过五十的杨震入邓鹭幕府，后来，杨震历任过襄城令、荆州刺史、东莱、涿郡太守、太仆、太常、司徒、太尉。二十多年任国家要职期间，杨震格尽职守，勤政廉洁，始终以“清白吏”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杨震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昌邑时，昌邑县令王密，因是他推荐的官员，为了报答杨震的恩情，特备黄金十斤，深夜将黄金送给杨震，还说“现在深夜无人知道。”杨震却说“天知、地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无人知道呢？”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王密的馈赠。

南朝褚玠(528—580)，字温理，阳翟（今河南禹州）人。陈文帝时，任太子庶子、中书侍郎。宣帝时，出任戍昭将军，领山阴令。褚玠在山阴任职一年余，清正廉洁，从不收受贿赂，因打击豪强被免职，免职后，没钱返回京城，就留在山阴县境内，种蔬菜以自给。皇太子陈叔宝听说褚玠没有返回京城的路费，亲自写信给他，并赐给粟米二百斛，褚玠才得以返京。

唐朝卢怀慎（？－716），滑州灵昌（今河南滑县）人，进士及第，历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侍御史、右御史台中丞、兵部侍郎、黄门侍郎，封渔阳县伯。唐玄宗继位后，任命他为宰相。卢怀慎虽居高位，但为官清廉俭朴，不营产业，衣服、器物上没有用金玉做的豪华装饰，得到的俸禄赐物，毫不吝惜地给予朋友亲戚，随给随无，很快散尽。赴任东都去掌管选举，随身用具只有一个布袋。得病后，宋璟、卢从愿去看望，见铺的席子单薄而破旧、门上没挂帘子，适逢有风雨刮来，他举起席子遮挡。他死后，家里没有留下积蓄，殡葬困难。四门博士张星上言唐玄宗说“卢怀慎忠诚清廉，始终以正直之道处世，对他不给予优厚的赏赐，就不能劝人从善。”于是下诏赐他家织物百段，米粟二百石。玄宗经过卢怀慎墓地时，墓碑尚未立，玄宗停马注视，潸然泪下，诏命官府为他立碑，玄宗亲自书写。

宋朝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 ，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历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官至宰相。大权在握的司马光，不但对国家财产从无贪念，甚至还把皇帝给他的赏赐——这种名正言顺的“私有财产”，作为单位的办公开支，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曾多次把宋仁宗赏赐给自己的金银珠宝，拿出来作为谏院的办公费用，或接济亲友。司马光做官四十余年，待遇丰厚，却始终恶衣菲食，有钱就接济亲友，不留余财。后来，妻子张氏去世，司马光因手头拮据，只好把自己在洛阳仅有的几亩薄田卖掉，才让妻子入土为安。

明朝刘崧（1321—1381），字子高，号槎翁，泰和珠林（今江西泰和）人，文学家，为江右诗派的代表人物，官至吏部尚书。刘崧为官清廉，生活极为俭朴。他兄弟三人在泰和有一栋房子，五十亩田，升官后却从来没有增加。一条布被用了十年，直到被老鼠咬烂才换掉，但仍改成衣服给孩子们穿，为官期间，从来都不带家眷相随，仅一书童相伴，每晚都坚持读书。

明朝鲁穆（1381—1437），字希文，天台县人，明永乐四年（1406）进士。初任都察院御史，出巡江北、两淮等地，禀公执法，吏不容奸，正统元年升任右佥都御史，正统二年死于任上。

相传明英宗赐给鲁穆一只腊鸭，鲁穆向来节俭，舍不得吃，珍藏着，腊鸭风干了。鲁穆后来回到家乡，也带着这只腊鸭，从此每年元宵节把它供奉在祠堂。鲁穆做官三十年，家中却没有多少钱财，衣物被褥十分破旧，死后没钱安葬，一些朋友和同事凑钱给他买的棺材。

清朝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荆岘，河南睢州（今河南睢县）人，清朝政治家、理学家、书法家，历任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工部尚书等，死后谥文正。汤斌一生清正廉明，是实践朱学理论的倡导者，所到之处体恤民艰，弊绝风清，政绩斐然，被尊为“理学名臣”。汤斌为官一生，清正廉洁，他死后，身上仅有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其友徐乾学“赙以二十金，乃能成殡”。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文学创作，也加深了读者对秦帝国暴政的错误认识。

《史记，陈涉世家》中有一段文字被后人反复引用，以此来证明秦始皇的刑罚过于严酷，秦末的农民暴乱是官逼民反

秦二世元年七月，征调居住在里巷左边的人去防守渔阳，一共有九百人驻扎在大泽乡。陈涉、吴广都编入这次征发的行列中，并担任屯长。此时恰遇天下大雨，道路不通，估计已经误了到达渔阳规定的期限。过了规定的期限，按照法津该斩。“失期法皆斩”。

陈涉、吴广商量“如今逃走是死，造反干大事也是死，同样都是死，为国事而死好不好？”

陈涉说“天下受秦王朝统治之苦已经很久了。我听说二世皇帝是始皇帝的小儿子，不应该他来继位，应该继位的是公子扶苏。扶苏因为屡次规劝皇上的缘故，皇上派他领兵在外驻守。如今有人听说他并没有什么罪，却被二世皇帝杀了。老百姓都听说他很贤德，不知道他已经死了。项燕原是楚国的将军，多次立功，爱护士兵，楚国人都很爱戴他。有的人以为他已经死了，有的人以为他逃亡在外。现在我们冒用公子扶苏和项燕的名义，向天下人号召，应该会有很多人响应。”吴广认为很对。

司马迁的这个故事给读者一个误导你看，秦国的法律多严，如果不是误了期限就要杀头，陈涉、吴广不会铤而走险地造反。

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段文字不可信，属于“程步读史原则”中不予采信之列。

不可信之一，陈涉、吴广不过是一群去漁阳戍边的民工，途中造反，六个月后就被杀身亡。没有史官在身边记录一言一行，也不会有新闻记者采访报道记录在案，两人密谋造反的对话竟然你来我往，栩栩如生，不可笑吗？

自陈涉起事之后，各地烽火连天，国家一片混乱，接着项羽推翻秦朝，焚烧咸阳，哪里来这样珍贵的历史资料？

不可信之二，根据新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没有按期到达是很轻的罪行。《秦律·徭律》规定“失期三日五日，谇；六日到旬，赀一盾；过旬，赀一甲。”谇是训诫，赀是罚款。迟到5天以内的，只是训诫，也就是批评教育。迟到六天不足十天的，罚款一盾，超过十天的罚款一甲。按照这样的处罚，最多相当于今天我们驾车违章，还不是酒后驾车。再怎么加重处罚，也不能杀头！

从罚款一甲到斩首，差距太大。即使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加重刑罚，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距。

司马迁要给陈涉起事找一个正当的理由。

因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是追随陈涉造反而得天下的，所以陈涉造反的理由一定要正当。只有陈涉的理由正当了，刘邦跟着造反，推翻秦帝国自己南面称帝，才合法服人。

陈涉要合法，秦始皇就得无道。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从来不认为法是保护自己的，所以，从法上找个理由最能得到读者认同，于是便有了“迟到要杀头”的文字，接着又杜撰了陈涉和吴广的对话，让人觉得不反不行，如果换了你，也会造反，刘邦跟着造反是对了。造反有理。

形容词的潜移默化和司马迁的误导，使得后人对暴政说坚信不疑。于是，带着这样的偏见，《史记》中本来是中性的文字，不利于暴政说的文字，也被后人断章取义地硬解释为暴政说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