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军军长因见张学良而冤死四十五年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共计阵亡了八个军长，其中七个都在胜利后入驻忠烈祠，但只有一个人，直到一九八二年，才被国民党方面追认为烈士。这一个四十五年始终蒙着“投敌”罪名的殉国将领，就是东北军出身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吴克仁。
吴克仁的死，以及他死前死后的若干历史痕迹，个人感觉若是追溯起来，仿佛依稀可以看到一条隐约的轨迹，环环相扣在对东北军这个团体的控制之上，不过，这种推论，最终只能停留在逻辑上，所以，只能说，这是一个尚不能说解开的历史谜团。
根据现在手头的史料，第六十七军军长吴克仁是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沪战役中战死的，是这场战役军阵亡的最高将领。他死得十分蹊跷，据说，是十一月九日在松江前线中炮落水阵亡，连尸体都没有找到。这在整个抗战过程里，是将级军官中绝无仅有的一例。
虽然吴克仁军长的死是否另有内幕现在并无进一步的证据，但国民党政府方面对于六十七军的处理是迅速而坚决的，第一，是宣布“根据敌伪情报”，吴克仁并非战死，而是战场投敌了，下令通缉；第二，是将六十七军迅速解编，压缩为一零八师，并入中央军序列。
假如考虑到第六十七军在东北军中的价值，这个安排，就不免令人疑惑。
西安事变之前的东北军，共分为五个军，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这五个军的情况，他们与少帅的关系是不同的。
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是张作霖时代的老将，西安事变前，因为东北军老将在热河抗战中的拙劣表现让张学良极端失望，他正对东北军进行“换血”，努力提拔少壮派军官，万福麟等人最是不满，所以事变一起他就在保定宣布看戏了。这个军与少帅最无缘分。少帅有事他不拆台就是好的。
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他也是老将，但为人忠厚，西安事变后遵令在兰州起事，忠心没有问题。不过，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是个外来户，他是吴佩孚的人，所以号召力不够强。
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资格也有，为人圆滑，西安事变中张调他到总部当参谋长，似有不信任之意，而董后来在抗战和内战中对做官果然也很聪明。此人打仗不行，所部刚被徐海东打成重残，董英斌因此灰头土脸，在东北军中说话不响。
骑兵军，军长何柱国，有山海关抗战的战功，虽然属于杨宇霆一派，但何是张学良的嫡系，和红军代表见面，张学良笑对何曰：现在连我太太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但是他不介意何柱国知道，可见信任。然而，何升官太快，军中颇有议论。他自己对担任军长很有顾虑，只是张学良对他说你不当就等于白送蒋介石一个军才担任的。而且，他是广西人，也因此为东北将领视为异类。
只有六十七军堪称张学良嫡系的嫡系。六十七军共编五个师，是个超大号军，原军长王以哲是张学良最欣赏的中生代军官。北大营被袭击时他就是指挥官，以后又有长城抗战之功。六十七军装备好，人员充足，可以说是张学良控制东北军的最主要军事支柱。
考虑到这一点，南京急于将六十七军拆掉也就不奇怪了。若有一支军队在张学良被囚后代表东北军揭竿而起，那只有六十七军有资格。而没了六十七军，张学良就是出来号令东北军，腰杆也不硬，快向冯玉祥在西北军中的地位靠拢了。
耐人寻味的是，张学良在离开西安的时候，留下的嘱咐是：“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虎臣，即杨虎城，早年曾号虎臣，后改虎城，孝侯，即于学忠。字迹潦草，几不能认。没有让张学良最信任的王以哲担纲，这份嘱托一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张比较有利的看法是，他对杨虎城非常信任，因此列为第一代理人选，意为西北军的事情杨虎城管，西北军和东北军共同的事情，也要杨虎城管。而选择于学忠管理东北军，则是因为于学忠在整个事变中露面少，与中央矛盾少易于和解的原因。这样说张学良可算用心良苦。
但对他不利的说法也有，杨虎城的旧名已废，只有毛泽东为了为了隐蔽敌国之交给他写信用“虎臣”，东北军将领很多连他用过这个名字都没听说过，甚至有认为少帅写别字的。于学忠在东北军中是外来户当不了家，总之，少帅不在，谁也无法乘机坐大将他架空。
无论是那种情况，张学良留下的摊子的确不稳当，内部矛盾时起时伏，一直发展到二二事变，应德田等少壮派杀倾向议和的王以哲军长，自己也最终出逃，西北“三位一体”解体，东北军被彻底分化。
六十七军这时被重新改编，由吴克仁担任军长，从五个师减到两个师，元气大伤，改驻皖北，而随着吴克仁的死，这个东北军最有实力的军，也就此销声匿迹了。
六十七军被解体，但吴克仁若未死于淞沪，其命运也很难乐观。
这主要是他涉嫌参加了图救张学良的活动。
冯克昌，原东北军空军军官，西安事变时任中央航校副校长。张学良被审判后，软禁于雪窦寺，其人身自由受限，但总的生活条件还不错。这可能是宋子文兄妹一直觉得有愧于张学良，因此多次关照的原因，也因为张学良和戴笠的私交较好。张学良身边，一直有几个属于自己的带枪卫士，没事照相看书钓鱼听唱片（甚至还放过火），两个老婆轮流来陪，少帅不缺钱花，还有东北元老时时造访，单从生活角度，倒可称逍遥。
当然，软禁就是软禁，张学良肯定无时无刻不期望着能够脱却囚笼，在他给杨虎城的信中，曾经写道：“遥望西天，不胜依依。”
张学良掌权的时候对身边人极好，因此在外的亲信多有欲报效者，冯克昌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三七年三月他约集航校的东北军旧部学员二百余人，租借大轿车，以春游为名直闯雪窦寺。当时对张学良的监管还不如后期严格，就近执行软禁任务的只有刘乙光的“张学良先生招待所”，不过几十个人，见冯人多势众，要拜谒老长官，他无法抵挡只好放行。冯对张反复劝诫，要他随众人离开，到笕桥机场乘准备好的飞机去香港。因为种种原因张学良最终没有答允。冯也自觉此计并非万无一 失，只好和他洒泪而别。
这件事引发轩然大波，戴笠一面加强对张学良的看管，一面拘捕冯克昌等审问。由于冯等坚称只是临时起意拜访老长官，戴也无可奈何，只得草草将冯的工作架空，不让他带兵尔尔。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张学良囚禁在雪窦寺颇有人知道，但谁能断定他身边有多少监管人员呢？这冯克昌就如此有把握地上去救人？
最后，嫌疑就锁定在不久前到过雪窦寺的吴克仁身上。这是因为一个月前吴作为信任军长到南京见蒋，见过后坚持要见一见老长官张学良，蒋不好拒绝，只好让他和周福成（后来的五十三军军长，辽沈战役起义）到雪窦寺看张学良。也就是这次，张学良知道了王以哲死的前后，对重用应德田等表示后悔。这次会见，显然吴克仁注意到了张周围警戒松懈。而此后吴又见过冯克昌，自然有了嫌疑。
不过，特务也不好对一个中将军长硬来。不久，吴又有蛛丝马迹落入军统特务眼中。那就是他和张学良重新的东北军特务系统负责人陈昶新联系密切，陈随后到雪窦寺周围勘查地形，形迹可疑。陈晚年坦诚确实和吴克仁联络，试图救出张学良。
这样一个手握重兵的将军来说，进行如此活动若蒋介石和戴笠仍然能稳坐钓鱼台，就未免反应太迟钝了。
经过了四十五年，吴克仁将军是恢复了名誉，而他的死，在我看来，依然是迷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