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皇帝是不是鲜卑后裔？这三件事就是证据

　　618年，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大唐王朝，之后唐朝的统治者们励精图治，创建了一个长达289年的盛世帝国，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尽管唐朝的统治们一再声称自己出身名门陇西李氏，但人们一直对李唐王朝的来源存在争议。李唐皇室极有可能出自鲜卑，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夷狄。

　　其一，“乱伦”的婚姻关系

　　有一部分历史爱好者喜欢把唐朝称为“脏唐”，主要指的就唐朝皇室混乱的婚姻关系。根据《新旧唐书》等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唐朝皇帝的婚姻确实极为混乱，诸如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后，将李元吉的王妃杨氏接入后宫，后来杨氏为李世民生有一子;唐高宗李治纳唐太宗的才人武媚娘为皇后;唐玄宗将儿媳妇杨玉环纳为贵妃等等。

　　这些行为在汉人的观念中就是非常明显的乱伦行为，但在少数民族的理念里，这根本算不得什么大事。因为这种“收继婚”在北方少数民族当中非常普遍，无论匈奴，还是鲜卑，包括后来的蒙古皆是如此。对此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评论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其二，“称父为兄，呼母为姊”的习俗

　　喜欢读《新旧唐书》，包括《北史》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唐玄宗称呼自己的父亲唐睿宗为“四哥”，北齐废帝高殷称呼自己的母亲李太后为“姊姊”，而北魏孝文帝则称呼自己的祖母冯太后为“母”。甚至到了今天，在山西的一部分地区，仍有有“称父为兄，呼母为姊”的习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其一，语言的转化。鲜卑语中有“阿干”(音译)一词，父与兄的鲜卑语都可以用“阿干”相称，到北魏时这种称呼已经渗入汉族，经过一段时间的融合;其二，收继婚的习俗。父死则妻其后母，这种混乱的婚姻关系造成“父兄”同词的现象。

　　其三，“养孙为子“的习俗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唐德宗原本有9个亲生儿子，中间又收养2个，但奇葩的是他第二个养子竟然是自己的亲孙子!唐德宗这个“养子“名叫李謜(yuán)，本来是唐顺宗李诵(德宗的长子)的次子，但本德宗收养为子，排行第六!也就是唐顺宗李诵少了一个次子，多出一个“六弟”。除此之外，学者还考证出其他皇帝也曾有过“养孙为子“的行为。

　　为啥会这样呢?这依然是少数民族的一种习俗，而且这就是上面所说的“称父为兄，呼母为姊”现象来源的第三点。这种习俗叫”还子“，顾名思义，男女婚后，将自己的儿子送给父母为子，儿子长大成年后，自然要称呼生父母为“哥”、“姐”，称呼祖父母为“父”、“母”。

　　不论李唐王朝是否源自夷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身上的胡族气息极为浓厚。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曾言“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也正是这种来自塞外的鲜活力量，注入汉文化的熏陶，才焕发出勃勃生机，得以成就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才是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基石!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至此已不再有原来的意义，不过战争仍未了结。法国为了统治法兰德斯和奥地利和英国开战;法国和西班牙为了意大利的统治权又和奥地利和撒丁尼亚作战;奥地利在意大利的进展正好和法国在尼德兰的战果相互抵消。1746年，法国由于知悉俄国援军即将抵达奥属荷兰，决定与英、奥议和，于是签订《亚琛和约》，征战的双方都因财源枯竭而非对大屠杀的厌恶而签订条约。谈判从1746年4月一直拖到11月才达成协议。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至此以悲剧结束。腓特烈二世夺得西里西亚获得列强一致承认，而这是八年来诸大国唯一看得到的成果。奥地利割让一部分意大利领地给西班牙和撒丁尼亚，虽然萨克斯伯爵胜利，但法国仍将尼德兰南部归还给奥地利君主国，承认汉诺威王朝在英国合法存在，答应把小王位觊觎者驱逐出境，承认在印度休战。列强休战八年，好让妇女努力生产子女来为诸国王侯的竞赛补充下一回合所需的兵力。

　　领土的变更绝不是这场战争的唯一结果。1741年面临亡国危险的哈布斯堡国家，终于作为一个大国幸存下来了，实际上，尽管遭到一些损失，但某种意义上1748年的哈布斯堡国家比1740年更强大了。它的行政管理和政策都注入了新的活力;它的军队数量大大增加了;士气也提高了;完全可以预料，只要经过一个短时期的和平，玛利亚·特蕾莎就可以进行改革，从而进一步提高她领地的战斗力，女王已经证明她是一个伟大的统治者。但拯救哈布斯堡家族的不是她一个人;外国的帮助起了一定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她的敌人之间的互相猜忌。1741年法国的弗勒里主教不愿尽全力肢解奥地利，而1744年腓特烈的计划又因为他自己的错误而完全失败，1745年的胜利提高了腓特烈的声望，他开始被普鲁士人称为大帝，但在他领地之外，他是小偷和强盗的化身，背信弃义者的典型。他那时已经别无退路，他了解的那个继位前毫无政治素养，只喜爱文学和跳舞，一心幻想有个温暖的家的小表妹已经成长为一个天才的统治者，面对这样一个不屈不挠的女人，他只能全力提高自己的军备，防范复仇女神随时可能落下的巨剑。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发生在18世纪中叶，具有典型的中世纪后期战争的一般特点。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

　　第一，具有明显的消耗战战略特色。消耗战是18世纪战争在战略思想上的主要特点之一，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则是这一战略的典型代表。这一战略思想，从战争目的上看，不是以歼灭敌有生力量，而是以夺占要塞或省份为战争的最终目的。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作战双方只局限于将敌击溃、击退，并不重视是否将敌歼灭。从作战指导思想上看，交战双方尽量避免流血的决定性会战，而是以高超的计谋战和对敌后勤补给的破坏，断敌粮草供应，迫敌不战自退。在长达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仅进行两次大规模交战。

　　第二，线式战术已开始由鼎盛走向衰退。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发现旧的线式战术运转不灵，难以机动，难以发挥快速性的弊病。尤其在莫尔维茨会战中，普军因转换战斗队形而丧失良机，使普鲁士国王以检讨的目光来看待线式战术，并作了“斜式战斗队形”的尝试。“斜式战斗队形”是对线式战斗队形的一种加强和提高，使普鲁士在以后的“七年战争”中大受裨益。

　　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发生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交替时期，它既有中世纪后期战争的一般特点，又孕育着新时代战争的萌芽，体现了进步的作战思想和方法与落后的作战思想和方法的较量。

　　此次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在作战思想和作战方法上，都在旧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突破，为以后的“七年战争”，特别是为拿破仑凭借先进的生产力所创造的新的战略战术，提供了借鉴。普军在战争中，还体现了一种防御中的进攻作战思想，这一作战思想被后来许多军事统帅和军事思想家加以利用和发展，并由德国军事思想家施利芬将其推向高峰。，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方面，普军也作了成功的尝试。这些包含新时代萌芽的进步的作战思想和作战方法，也正是普鲁士军队战胜奥地利军队、达到战争目的——夺占西里西亚的主要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