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名士为何都认为身后名不如眼前酒呢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张季鹰即张翰，吴郡即今苏州人，出自江东大族，为人放旷不羁，纵情使性。加之张翰还特别能喝酒，时人比之为步兵校尉阮籍，称"江东步兵"。既有此大名，有人便问了："张季鹰呀，你这样放旷，纵情使性，也许现在挺舒服的，但你就不想想死后的名声吗?"张翰回答："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现在一杯酒。"

　　不能不说，回答得太洒脱了。面对这样的回答，问者还能说什么呢?当然，爱酒的张翰说的并不仅仅是一杯酒的问题，而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价值观。讲求身后名，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为了拥有身后名，儒家要求人生在世，需立言、立功、立德，即"三不朽"原则，孔子以其为基础，建立了儒家的价值体系。在魏晋时期，这样的价值观是被名士所不屑的。死后虚名和眼前的真实生活，哪一个更重要?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身后的名声而憋屈和压抑个人，还是活出真我，追求生命的自足与完美?魏晋名士选择了后者。实际上，这是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个人的价值和选择的自由。只为眼前的生活，你就不求身后之名?但问题在于，只为眼前的生活，难道不是热爱生活的一种表现?而热爱生活是没错的，享受生活属于热爱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张翰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现在一杯酒。"后来，到了唐朝，李白在《行路难》中这些写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张翰之语实际上是对生命的一种彻悟。还好，现在时代进步了，"享受生活"已被社会肯定了。张翰要是还活着，一定很高兴。

　 在《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

　　《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后，经过短暂的愤激、混乱甚至动摇，国民政府高层作出了大体正确的研判与应对，力争将危机带来的破坏程度降到最小，引导局势朝有利于坚持抗战、有利于稳定民心士气的方向发展，既未使中苏关系恶化，又争得美国的扩大援助；并对国际局势的未来走向作出了较为准确的预测。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严重损害主权的《苏日中立条约》，对正进行艰难抗战的军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日本是的敌人，这样做不足为怪，但作为盟友的苏联此举，则令人大感意外，国民政府对此也极为不满。

　　严正声明，但避免造成反苏之印象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随着战事的不断扩大，发现原来设想的迅速解决事变的预计完全落空。为尽快结束战事，扭转苏联援华制日的政策，做好对付英美的准备，日本加紧了对苏的外交谋略，1940年7月和10月两次主动向苏提出签订中立条约或互不侵犯条约。但因双方在北库页岛等问题上分歧太大，未能达成协议。1941年春，日本从全盘战略考虑，决定主动打破僵局。3月，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出访德意苏三国，意图借助德意促进苏日谈判的进程。3月23日，松冈抵达莫斯科，与苏外长莫洛托夫举行了首轮会谈；4月7日松冈重返莫斯科，又进行了三轮会谈，但双方各不相让，谈判再度陷入停顿。松冈沮丧地准备于13日返回日本。谁知，4月12日，松冈向斯大林辞行时，斯大林突然主动让步，同意暂时搁置争议，双方很快达成协议。4月13日，双方正式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该约全文如下：

　　大日本帝国及苏维埃联邦为巩固两国间和平及友好关系之希望，决定缔结中立条约，协定如下：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即应始终遵守中立。第三条，现行条约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五年，在期满前一年倘缔约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自动再行延长五年。第四条，现行条约当从速呈请批准。批准证件当从速在东京交换。

　　同时发表下述宣言：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邦交起见，兹特郑重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蒋介石得知条约内容后，对苏联的做法倍觉失望，也相当不满。其在13日的日记中称：“俄倭在莫斯科十四时签订中立友好条约，闻其内容有互认满蒙、伪领土完整之条，此俄损人利己必有之惯技，自在意中。如果属实，于我实质上并无所[](此字缺损)，然形式上倭国乃得一时之优胜，此为俄国信义与国际上之最大损失，而非我之害也。”翌日，蒋又愤恨地觉得：“苏俄外交方针，渐渐显白矣！其偏袒侵略国，反对英美，且诱引日寇，使加入彼之集团，左日右德，辅助其称霸欧亚两洲之企图；其素所自诩扶助民族独立之口号，至是乃完全放弃而不提矣。”这使蒋感到深受刺激：“俄倭协定，在事实上明知不能为害我抗战于毫末，但精神上之刺激不可名状。此二星期来中心沉闷悲惧，不知所自，孰知即为此。”(《蒋介石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

　　14日晨，国民党举行中央常会，讨论达三个小时，“多数意见仍主我方应避免以刺激性之言论刺激苏联，惟对满蒙事不能不从法理上作一声明。”14日中午，蒋介石约程潜、白崇禧、张治中、贺耀祖、刘斐、卫立煌、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等午餐，“研究苏日新协定之动机与将来”。徐永昌判断：“苏日新约，在日是夙愿，在苏是十之六为德所迫(苏并不十分相信德能对苏开战，但亦不妨作一种对德双关的表示，即也示威也助德)，十之四是先拉住日本，俾便今后行动格外自如，且多少有助于中共。”至于苏联对华政策暂时不会改变：“最近之将来，苏必仍照过去之援华政策继续履行(待必要时将移此种物资援中共，仍号称援华，其时期则视国际环境与我之前途情形而定)，目前则仅增长倭寇勇气与侥幸心。”蒋介石判断：“德国战略常重于政略，今夏必对苏作战，占领莫斯科以西地带，压迫其退到乌拉山以东，英更无如德何。”蒋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当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未对条约本身多作评论，但对所附损害主权的宣言表示决不承认：“查东北四省及外蒙之为中华民国之一部，而为中华民国之领土，无待赘言，政府与人民，对于第三国间所为妨害领土与行政完整之任何约定，决不能承认。并郑重声明，苏日两国公布之共同宣言，对于绝对无效。”4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也向各宣传机关和报纸发出《苏日中立条约宣传要点代电》，要求各宣传机关及言论界评论条约时，只可“根据外交部之声明及左列事实，表示惋惜与不满之意”，包括三点：1.该约违反了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有关规定；2.根据苏联“立国之精神”，以及苏联屡次发表之外交政策声明，苏联有不在法理上及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之义务；3.该约违反了1924年5月31日中苏协定关于尊重与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的规定。并指示“一切评论此事之文字，对苏应力避攻击口吻，以免损伤苏联之感情，造成反苏之印象，且不必连篇累牍评述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