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罗斯福力挺成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内幕

历史朝代 2023-03-26 12:39www.nkfx.cn历史朝代

  二战结束后,作为胜利者的苏联和英国均认为无权列入常任理事国。苏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美国方面坚持要把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

  罗斯福力挺成常安理会任理事国,不惜放弃联合国?

  罗斯福提出“四警察”思想

  1943年10月,苏、美、英三国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美国政府起草,经美、苏、英、中四国签字的《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言明确宣布,四国政府“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是二战期间,四国政府第一次共同宣布,一致赞同要在战后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从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出发,提出了建立新的国际组织的设想。在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 1日的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提出了关于建立国际组织的较为具体的计划。罗斯福的建议得到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同意。12月24日,罗斯福再次郑重强调:“英国、苏联、、合众国及其盟国代表了全世界3/4以上的人口,只要这四个军事大国团结一致,决心维护和平,就不会出现一个侵略国再次发动世界大战的可能。”这就是举世闻名的“四警察”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后来确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

  成为常任理事国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于1943年11月29日下午,同斯大林举行了45分钟的私人会谈。会谈中,罗斯福详细叙述了对联合国组织机构的设想,其中也包括“世界警察”问题。罗斯福认为,未来的联合国组织应由三个层次的机构组成:最低一级为全体大会,由当时大约35个反法西斯国家成员国组成。中间一个层次是执行委员会,这个机构有权处理一切军事以外的问题,它所作出的决议对各有关国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最高一级为“四警察”机构,由苏联、美国、英国和组成,这个机构将有权快速处理任何对和平构成威胁的事件和突发事变。

  在回答斯大林提问的过程中,罗斯福进一步补充说,在和平可能受到威胁时,“四警察”有两种对付方法:一种情况是,如果威胁起因于一个小国的革命或扩张,“四警察”可以采取隔离的方法,封锁有关国家的边界并实行禁运。第二种情况是,如果威胁更严重,四大国即以“警察”身份行事,向有问题的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这一通牒被拒绝,就将立即对该国实施轰炸和可能的军事进攻。苏联方面主张,“世界警察”应该由美国、苏联、英国三国组成,无权列入。苏方的真实意图是要排斥,但它提出的理由是没有参加会议,由三国会议来讨论四大国的声明文件是不合适的。美国方面坚持要把列为宣言的共同发起国,甚至表示将不惜以会议达不成协议为代价。

  最后莫洛托夫作了妥协,答应把的地位问题留待以后讨论。考虑到美国可能会坚持拉拢蒋介石执政的,斯大林提出了替代方案。最终目的是不让进入“世界警察”的行列。英国也主张由“三警察”而不是“四警察”统治世界。罗斯福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他在多种场合表示:“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他表示,他不是没有认识到目前还很弱,但他想到更远的将来,毕竟是一个拥有4亿人口的国家,把它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他说:“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由于美国政府的一再坚持,进入了“世界警察”集团。

  五大常任理事国正式确立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美、英、苏、中各国的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一座古老庄园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会议规划了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轮廓,解决了联合国建立的主要问题。会议在讨论安理会的组成时,美国最初的方案是由4个常任理事国和7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后来又提出吸收法国作第五个常任理事国。苏方认为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暂时限定为四大国,以后法国加入后限定为五大国。美国代表又提出,应该将以后如何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条款列入基本文件,但英国和苏联代表对此均持否定态度。最后三方一致同意,除法国之外不再增加常任理事国。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与会各国作出在旧金山召开制宪会议的决定时,建议和法国同苏美英一起,共同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当时法国已成立临时政府)。政府接受了这一建议。法国同意参加会议,但决定不担任发起国,因为法国认为它没有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协商,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在没有自己参与制定的宪章上签字。1945年6月26 日,旧金山制宪会议圆满结束,《联合国宪章》正式签署。宪章第23条明确规定: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为:美、苏、中、英、法。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从此被正式确立。宪章同时也规定了“大国一致”原则:即安理会就非程序问题投票表决时,只要一个大国不同意,决议就不能通过。这被称为“否决权”,对于保持大国一致行动,集中力量反对地区危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体现了人类千百年来希望建立一种国际安全机制,以消除发生世界大战的危险,维护世界和平的意愿。冷战开始后,美苏在全球各地角逐,为了破坏对方的行动计划,两国频繁动用否决权而使“大国一致”原则失去了本来的意义。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一致”原则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方面越来越显示出其有效性。它对于防范地区冲突,遏制某些大国谋求地区霸权发挥了积极作用。直到今天,它仍是《联合国宪章》中稳定和行之有效的原则。

杨虎城将军西安事变选择兵谏,然后被蒋介石软禁,直至杀害,这里面一直以来有个未解之谜,杨虎城将军为什么不率部参加红军呢,这就牵扯到这样一桩往事。 17路军与红军的另一件事就不能用“误会”来搪塞过去了。事情源于本文作者十年前看到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反映陕南红29军的往事,当时大感震惊:镇压红29军的罪魁是17路军?! 一般认为西北军杨虎城部与中共一向关系较好,魏野畴、南汉宸、阎揆要等共产党人先后在其部工作,其部不少将领也先后秘密加入中共。至于17路军与红军的战事冲突,较为人知的是1935年警备第3旅的被歼。该旅长张汉民本是中共秘密党员,借阻截红25军之机准备与其联络。可惜当时红25军与中央没有联系,设伏将其歼灭。张汉民被俘后尽管声明自己是中共党员,但红25军无论如何不相信一个国民党旅长会是我党党员,将其枪毙,实为可惜。这一事件许多关于杨虎城和17路军的书里都有记载,实属一场误会,在当时的环境下发生这个倒也无话可说。 但另一件事就不能用“误会”来搪塞过去了。事情源于本文作者十年前看到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反映陕南红29军的往事,当时大感震惊:镇压红29军的罪魁是17路军?!但翻遍有关公开出版书籍,大多语焉不详,或者干脆不提。如解放军出版社《军事辞典》的“红29军”条中载:“... 4月2日,发生马儿崖事变,陈浅伦等51人遇害,部队遭到严重损失....”更让人一头雾水,马儿崖事变怎么回事?是谁干的?详细情况一概没有。其内情扑朔迷离,困扰作者数年。

事实毕竟是事实,终究会大白于天下。前几年查考陕南有关地方史及其当时人的回忆,搞清了红29军、马儿崖事变与17路军诸情,写出来与诸位共享。 话要从陈浅伦与红29军说起。陈浅伦, 1906年出生于陕西西乡县一富户。1928年冬入党,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后回陕,相继担任陕南特委书记、陕南军委书记,化名陈潜。1932年10月,红4方面军途经陕南,留下一部分干部,协助其建立马儿崖区苏维埃政府。1933年2月12日,正式成立红29军,陈浅伦任军长,李艮任政委,下辖两个团、游击队、教导大队等,总共千余人。其中红军基本队伍不多,多为收编的民团、“神团”等游杂武装。 时国民党汉中绥靖司令是17路军第17师51旅旅长赵寿山,派其部下营长张镜白收买了红29军游击司令张正万(收编的“神团”首领)。1933年3月26日,赵寿山率所部开往西乡,包围了红29军军部所在地马儿崖地区。4月1日,张正万乘29军主力在外作战,军部人员在马儿崖聚集开会之机,率所部叛变,一举攻陷马儿崖。红29军军长陈浅伦、政委李艮、政治部主任程子文、第1团团长刘绪金、陕南特委书记孟芳洲等先后遇害。是为“马儿崖事变”。陈浅伦、程子文的人头被张正万割下,送到赵寿山处,赵下令悬首西乡县城南门外示众。事变后,红29军诸部遭赵寿山部围剿,基本解体。残部约120余人改编为陕南游击队,后入川编入红4方面军。 赵寿山因消灭了红29军,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嘉奖电文如下: “西安绥靖公署杨主任勋鉴:据报第十七师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拿获伪军长陈潜,及击毙匪徒,虏获匪印经过情形,请奖励一案。查该旅旅长赵寿山,擒获匪首,核与奖励条例第三十一条相符,准给二等一级奖章,仰即派员带同引领,来部具领。所呈匪印一颗,应予烧毁,希即转饬知照。蒋中正元参印。” 参与“马儿崖事变”人员下落:张正万后因内讧,逃川为人所杀。跟随张正万叛变的张万贵、刘忠信、严明发等于1961年被枪决,其他在世人员判处死缓或徒刑。 赵寿山,陕西鄂县(今户县)人。原名生龄,1894年出生,1913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7年参加陕西靖国军。1924年参加杨虎城部队,任第十七路军南阳后方留守司令、旅长。1932年在汉中与工农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1936年响应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向杨虎城提出了“抗日建议书”,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西安事变中起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抗击日军。1938年后任国民党政府第三十八军军长。1942年加入共产党。1944年后,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1947年3月进入解放区,7月通电起义。1948年1月任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建国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陕西省委常委、陕西省省长。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1965年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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