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时代的古文运动：韩愈提倡改革骈体文的文

唐代的中期，渐渐有人将呆板的骈文变得灵活一些，不能完全脱离骈文的气息。只在元和时代（第九世纪的开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重新提出改变文体的主张，白居易、元稹也以新的文体试行应用在朝廷的诏敕上，风气才为之一变。韩愈尤其是大力的倡导者，他有他的鲜明具体主张，一贯不移地将他的主张贯彻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主张可以归纳为主要的两点一是以文章为手段达到重整儒家道统的目的，又借着“卫道”的旗帜来宣扬他的文章。二是不在形式上回复古文的面目，却采取古文文法与当时习惯相结合的办法来找出一种易于遵守的规律。按照他自己的话，前者就是所谓“文以载道”，后者就是所谓“文从字顺”。这两种主张，都是适合当时的要求而注定能成功的，因为重整儒家道统是堂堂正正的旗鼓，为统治者及中上层知识分子所一致赞同，而在文风委靡、语法混乱的环境中形成一种整齐画一的格式，也是大众所欢迎的。

韩愈的确领导了这一运动而成功。他的文章吸收了以往各种文章的优点，推陈出新，变化无穷。特别是吸收了《孟子》《左传》，以及西汉人文章的特点，所以气势雄俊而流畅，词句脱弃庸俗而又不流于艰涩。他又把汉以前可以采用的文法都采用了，不适用的就绝不混用，实际上他自己的文章就是文法的范例。按照韩文的文法作出来的句子是不会不通的，违反他的用法就会格格不入。他有承先启后之功。他以前的经书、子书、史书，凡与他的文章格式相合的，后人读起来都比较容易懂，他的文章所不用的那些不规则的格式，就都因后人不熟悉而成为过去了。在他以后所有的文言文，可以说都是以他所采用的文法为基础的。

韩愈对后世文坛的影响非常深远，在他的生前并不如在他的身后。他的著名作品之一《平淮西碑》是一篇极古雅的文章，赞许的人虽也不少，被人攻击了以后，皇帝派段文昌改作一篇，依然是用骈体作的。可见他在当时，究竟还是敌不过相沿已久的骈文势力。过了二百年之久，北宋初年又出现一些讲古文的人，经欧阳修的大力提倡，韩愈的优势地位才确定下来，他这种古文才被公认为正宗的文体。从此以后，古文的形式就再没有大的变革了。

与韩愈以古文著名的柳宗元，虽然主张与韩愈没有显著的不同，却仍然走着不同的路径，在作品上，也表现了不同的面貌。柳不像韩那样装腔作势，开口闭口总是一套空洞的大道理。他的思想深湛，不经鞭辟入里的话是不形于笔墨的。韩从《孟子》入手的成分多，而柳在先秦诸子中近于名家法家，又吸收了佛经的精华，表现高度的逻辑性。韩以广大见长，柳以精微见长。他们两人彼此都有自知之明，也不强求一致。但有一点是两人共同的，文法都非常严格。而柳在用字上更加精审。

以韩柳为首，加上北宋的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称为唐宋八大家。这就成为一千年来所谓古文的中心人物。除韩柳已经说明以外，其余六人都是拥护韩的，不过文章风格仍然各有不同。王安石稍微倾向于柳，三苏则近于韩的成分多些，欧曾二人虽然学韩，却没有韩从西汉人得来的那种雄直之气，所追求的是姿态上的清微淡远。

唐宋八大家这个名称从明末的归有光开始，大肆标榜。到了清代，以方苞为首，继之以刘大櫆、姚鼐，更加大力鼓吹，把所谓古文定成相当狭隘的范围，专以八大家为师法的对象。因为方苞以下都是安徽桐城人，就出现“桐城派”这个名称。在近二百年左右在文坛上拥有不小的势力。

桐城派的主张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古文有一定的“义法”。什么叫“义法”？据说这是桐城派的始祖方苞从《史记》中找出来的两个字，作为古文的准则。至于怎样去理解这两个字，也从没有说明白过。大约可以这样说吧谋篇布局、命意遣词，都要经过一番用心，而不是随手拈来，平铺直叙的；在结构上要有开阖擒纵、进退反正的种种变化；而在词句上要符合韩柳以下的传统习惯，不用华靡的字，也不用俗语中的字，要典雅，却不要奥僻。总而言之，只有成篇的文章才算文章。著书立说的，以及随笔小品或是应用文等等都不算。所以义法之说只能适用于狭义的文章。而且真正古代的文章倒未必符合他们所谓义法的。

再讲得透彻一点，古文家所谓义法，大约有几种禁令。比如俗语是不能写入文章的，一篇之中是不能没有前后照应的，多余的话多余的字是要避免的。太直率的话也是要避免的。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其中，党内“左右派”之争尤烈，右派对廖仲恺的不满与日俱增。最终，仇恨左派的“阴谋家们”，在举行了多次秘密会议之后，于1925年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将廖仲恺刺杀。“廖案”不仅是一场悲剧，更是国民党历史上一桩悬而未决的疑案。

　　廖仲恺的危机

　　“廖案”发生前夕，广州正处于多事之秋。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廖仲恺不仅身处时代的风口浪尖，更深陷派系纷争的漩涡之中。他因何被刺杀?社会舆论普遍猜测

　　一是“反共产”势力所为。在国民党内，廖仲恺“容共”态度鲜明，他甚至公开批评那些反对“容共”的老党员名为老革命，实为反革命。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反对共产党人的呼声愈来愈大，一时甚嚣尘上。，舆论普遍认为“廖案”是“反共产”势力暗中制造的。

　　二是反对汪派掌权者所为。孙中山逝世后，围绕着国民党最高权力的第一轮角逐，是在胡汉民、汪精卫两人之间展开的。1925年7月，经过驱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以及一番台上、台下的较量后，广州国民政府宣告成立，由汪出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国民党内的一号人物。当时廖仲恺采取“拥汪”立场，在以汪代胡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驱逐滇桂军阀和改组政府牵涉广泛，并对大局产生了震撼性影响。汪派排胡出局易，而排除胡的政治影响难。，汪不免身陷危局，包括廖在内，都成为滇桂军阀及拥胡派势力之众矢之的。

　　三是敌视、破坏工农运动的势力所为。1925年6月爆发的省港大罢工，是中共广东区委发动、并得到广州国民政府支持的反帝爱国运动。廖仲恺实际参与了对省港罢工的策划和指导，他不但以党政高官的身份对罢工给予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甚至公开出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顾问。而后，省港罢工遭到港英等多种势力的反对与抵制，身为罢工之“坚强后盾”，廖无异于将自己置于罢工的反对者、破坏者的刀刃之上。

　　可见当时的廖仲恺，确已卷入漩涡中心，处于高危地带。柳亚子1935年6月所撰廖仲恺纪念碑的“碑文”，称廖“以一身而系革命前途之安危”，真是恰如其分。上述任何一种理由，都可能使廖招致杀身之祸。唯是之故，“廖案”从一开始就被社会舆论认为是一宗在广州政局十分动荡的时段发生的、与政海波澜的起伏密切相关的政治谋杀案，是有道理的。

　　胡汉民兄弟的嫌疑

　　“廖案”发生后，身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胡汉民，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涉嫌人物。有反廖言论的胡毅生很快被锁定为重要追查目标，这条线索随即追到胡汉民的头上。胡汉民于是更被牵进案中，被怀疑是刺廖的主谋。汪精卫妻陈璧君回忆说“全市哗然，谓杀廖君者，必为胡汉民。”在“廖案”的涉嫌者中，胡氏兄弟首当其冲。

　　那么，胡氏兄弟与“廖案”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胡毅生之涉嫌“廖案”，是因为他有反廖言论。作为自我辩解，胡毅生自陈公开骂廖不等于阴谋刺廖。胡毅生潜逃后曾致书汪精卫，辩称其反廖言论是在公开场合说的，“然一面公然骂廖，一面秘密杀廖，同人虽愚，宁至于此!”

　　但到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6年1月)时，胡毅生似乎淡出了办案者的视线。陈公博在那次大会上曾应代表要求，以“廖案”特别法庭检察委员的身份，作“关于廖案检察经过”的报告，陈对胡毅生的定性，仅仅是“无聊政客”四个字。他当时公布了一份“廖案人犯”的名单，无论是在“主要的”还是“间接关系”的部分，都剔除了胡毅生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