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判豫湘桂战役：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军事失
发生在河南、湖南、广西的豫湘桂战役，是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败。1944年4月开始，至12月结束，在8个月的时间里，丧失了百余座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损失了厂矿总数的三分之一;丢掉了年产粮1.2亿石的重要粮区;在作战中，官兵伤亡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日军以伤亡7万人的代价打通了南北大陆交通线，并将国民党统治区东西分割开来。这种结局，暴露了正面战场抗战的弱点。无怪蒋介石在战役后悲哀地说“1944年对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显然，国民党并没有讳言豫湘桂战役失败对抗日战争造成的消极影响。不仅当时国内舆论发出一片谴责，美国盟军也表示了极大不满。以至于有人提出，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出卖利益来换取苏联早日出兵东北，就是因为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使其怀疑国民党的抗战能力。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豫湘桂战役失败大量消耗了国民党军队，却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发展创造了空前的条件，两相比较，这也是后来中共在内战中很快取得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观点是否合理，已经不能单纯地以战役视角和军事视角来判断了。
来看战役与战争的关系。战争的胜负是由无数个局部战役较量来决定的，而不同的局部战役之间又有着很大的关联性。这里所说的局部战役还可以扩大理解为，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局部战场。豫湘桂战役正是在这样的关联性中发生的。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海洋交通线岌岌可危，南洋军队补给几近中断，为弥补海洋运输不足，日本于1944年开始实施“一号作战”计划，以打通华北、华中、华南至越南、泰国的大陆交通线为作战目标。为此，日军动用了51万兵力，远远超过武汉会战时的35万兵力，并进行国内动员。如前所述，日本最终实现了作战目标。，日本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因战线延长和兵力分散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大陆交通线。而战役与战争的关联性更表现在豫湘桂战役进行的，军队已经在缅北和滇西向日军发起了反攻作战。缅北、滇西战役从1943年10月开始至1945年3月结束，进行了17个月，军队解放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云南西部失地83000平方公里，击毙日军48000余人，并且成功地打通了与盟国间的陆上交通线。如果说豫湘桂战役的失败确实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那么缅北、滇西战役的胜利却给国民党军队争来了脸面。前者，招致了包括罗斯福总统的非议;后者获得了盟军的极大赞赏。曾任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评价说“军队是极好的。”1944年11月的美国《皇冠》杂志发表一位记者的述评说，缅北战斗“表现出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
豫湘桂战役和缅北、滇西战役虽然是在远隔千万里的不同地域进行的，但却是在同一个战争和同一个时间段共同进行的，都与战争的进程密切关连。，战役对于战争的影响存在着消极与积极的显著区别，但仅以褒贬之词来判断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对华政策转换的原因，却不尽合理。事实上，雅尔塔会议对于利益的出卖，不仅关系到换取苏联早日出兵，也关系到欧洲战场英美盟国与苏联的合作，甚至关系到战后美苏力量的相互制衡。，即使没有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在本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下，强国牺牲弱国的交易也要进行下去。
来看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有军事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更多的时候，两种原因是纠合在一起的。
先从军事上来看。现在很多台湾学者认为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精锐部队用于缅北、滇西，造成了中原战场兵力不足。而实际上，在豫湘桂战役范围内的国军兵力约250万人，是日军用于“一号作战”兵力的5倍，尽管武器装备与官兵素质大大低于缅北、滇西的国军，但如果指挥得当，奋力抗敌，豫湘桂战役也不至于败得这样快和这样惨。，在大战之前，国民党最高指挥层虽然发现了日军的异动，却没有意识到大战的来临，直到豫中战斗开始后，才意识到日军的战略用意。，在指挥方面，无论是最高当局与下属部队，还是各作战部队之间，都呈现不协调的情况。如日军南进后在皖鄂等地兵力单薄且分散，最高指挥当局并没有利用机会命令当地军队出击以干扰日军的作战部署。又如衡阳保卫战是湖南会战最大的一次战役，守军付出了巨大牺牲抗敌40余天，却迟迟得不到友军的支援，最终丧失了里应外合的歼敌时机，湖南很快沦陷。而指挥的失当也严重地影响了官兵士气，如广西作战，日军在中美空军的不断袭击之下居然能以每天3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不仅占领了广西，还打到了贵州独山。《扫荡报》记者评论说“独山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惶逃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也认为，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
再从政治上来看。上述军事指挥的错误，有些是不合常理的。如作战部署和兵力配置，本来国民党可以调动更多部队抵御日军进攻，但为了“预防共党扰乱后方”，很多兵力却用来监视八路军了。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当日军开始进攻湖南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讨论作战计划，是把预防日军和预防中共并列为两个议题。有人统计，国民党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约为七比一。对此，美英盟国也大为不满，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而影响了对日作战，认为除非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的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众所周知，国民党和共产党确实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抗日战争并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反侵略战争，如果把党派利益放在首位，显然会伤害到民族的整体利益。，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也没有讳言发展壮大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这一时期中共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只有壮大人民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豫湘桂战役显示了国民党并没有意识到民心的作用。蒋介石在战役后哀叹，“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是为什么呢?他检讨了原因，这就是“部队里面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而极具讽刺的事情是，在国军被袭的，居然有民众为日军运输物资。这样的仗，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前面提到，有人认为从内部来看，豫湘桂战役的结局转换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以至于在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很快就打败了国民党。从表面上看，此说不无道理。由于豫湘桂战役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在国民党军退出的地域，共产党的军队有了空前发展的空间。并且在事实上，敌后战场也很快地发起了对日军的大规模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共产党的力量确实是壮大了。，从总体对比来看，直到日本投降，国共两党各自力量，无论是从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占据国土面积的大小与经济好坏，仍然是前者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8年三大战役前后。单纯地把豫湘桂战役的结局作为国共两党力量对比转换的关键，有失偏颇。至于为什么在三年内战中共产党很快占据了上风并最终打败了国民党，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军事原因。国民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失误、国际局势的影响、尤其是人心的向背，都是导致国民党最终败在共产党手下的原因。
一个学者，一个军人，胡适与张学良之间本不应该有什么关系。
一个文臣，一个武将，胡适与张学良之间又注定要有什么关系。
“张学良”这个名字，总是与抗日联系在一起的。于是，胡适与张学良之间短暂的交往，自然也离不开抗战这个大背景。
1931年9月18日，这天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难忘的。
当夜，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沟附近的一段路轨，却诬蔑说军队破坏铁路并袭击日本守备队，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炮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也向沈阳发起攻击。
这个时候，东北军年轻的少帅张学良在哪里呢?有人谣传他正和明星胡蝶相拥而舞。实际上，他正在北京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的《宇宙锋》。
对于九·一八事变，胡适的反应异乎寻常地冷静。他在日记里记道
1931年9月19日
今早知道昨夜十点，日本军队袭攻沈阳，占领全城。军队不曾抵抗。
午刻见《晨报》号外，证实此事。
此事之来，久在意中。八月初与在君都顾虑到此一着。中日战后，至今快四十年了，仍然是这一个国家，事事落在人后，怎得不受人侵略!
看得出来，胡适的冷静在于他对日本的侵略早有预见。，对于侵略本身，对于军队的不抵抗，他毫无愤慨、抗议，似乎有将日本侵略的原因归于自己“事事落在人后”之意。因而，在抗战初期，他是主和而不主战的。对于他人的抗议，他甚至以为“太幼稚”。
1931年9月23日
“爸爸，张学良造反了!”孟和和我同访颜惠庆先生，谈太平洋会议的事，我们三人同发一电(英文)鉴于日本军阀侵占满洲，我们相信此次会议对于
中日关系很难达成共识，故建议理事会将会议延期。
孟和要加“除非日本代表表示否认日本军阀之行为”，这未免太幼稚了。
不仅如此，胡适与丁文江、蒋廷黼、傅斯年还准备拟定一个对日妥协的方案供当局参考，只因分歧太大而作罢。对于主和的理由，他认为无论是经济力量还是军事力量，都无法与日本抗衡。与其白白奉上血肉，不如求和。，他并不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对共政策，主张迎战不如先求国内统一。最重要的，他认为在日本与英、美、苏等国的矛盾没有恶化的情况下，贸然迎战将不会赢得国际援助。胡适的反战言论一经披露，即招致猛烈抨击。1932年3月日军扶植溥仪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溥仪重温了他的皇帝梦。10月，国际联盟调查团发表关于中日问题的“李顿报告书”，宣称“九·一八”事变并非日本以武力侵略，并主张设立“满洲自治”政府。在一片责骂声中，胡适却说这是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而且“满洲自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事实证明，所谓“和平运动”完全无法抵挡侵略者的侵略步伐。就在主和派与主战派激辩之时，日军继吞没东三省后，继续向的纵深挺进。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及临榆县城，随即直指热河。为保华北门户，张学良征得“政府”同意，欲誓死保卫热河。，民心涣散，军心不稳，热河一点点地被蚕食。
我忍不住对他说事实的宣传比什么都更有力。我们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我们如何能发生效力?最好是你自己到热河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有真心救民。
我对他说天津朋友看见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人民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