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张奢华的乾隆靠什么维持自己“节俭圣君”的

　　这类情况在清代的税关志中记录不少，由于此前香坂昌纪的研究已经指出，作者在书中似乎未再过多引用。不过她特别指出税关监督由内务府包衣出任，他们为孝敬皇帝，撙节个人和税关的衙门开支，将银两解交皇帝添增这些税目的过程是官员透过奏折向皇帝请求，并非朝廷官员的协议结果。又因税关监督均係包衣身份，若发生贪渎案件，皇帝也采取抄家的手段，将其财产收归内务府(111页)。这一段叙述，已经很能够令人理解乾隆皇帝统治这个帝国时，在正大光明之外的一些奥妙了。

　　乾隆皇帝每年从关税获得的收入，作者估计在六十万至八十万两之间，这笔收入全在户部的监管之外。不仅如此，被任命为税关监督的官员，也会因为未达到税收额度，或者贪渎，遭到罚俸或查抄家产，这部分收入也进入内务府而非户部。关税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都进入内务府(474页)。

　　作者考察税关与皇室收入的关系，重点使用的是《宫中朱批奏折》，我特别注意到她所统计的《各关各年交解内务府盈余数》(118页)。从中可见，山海关的收入最多，而张家口与杀虎口的记录则最连续。杀虎口的记录能够看到内务府提解关税盈余也有定额化的趋势。其提解盈余自乾隆十五年(1750)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均为五千五百两，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均为四千两。关税盈余提解内务府其实仍可视作一种定额包税制，税关监督在解交内务府之外仍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内务府当铺，其实具有类似的性质。他们以皇权为信用担保，在资本市场中呼风唤雨。这些皇家当铺的性质，也是所谓发商生息，这是清代官方资本经营的常用手段。这些当铺的资金来源，除了由内务府拨款外，居然还有资金来自收回八旗经营之当铺。简亲王德沛经营官营当铺三座，总资本将近白银五万两，因经营不善关闭，资本被并入内务府。这些股本，本来来自内务府拨给八旗兵丁经营生息银两。还有查抄官民当铺的情况，如乾隆十五年查收张廷玉的当铺一座(171页)，其本金有三万五千两，这类当铺对内务府来说也是相当可观的收入。

　　皇帝要在国家财政之外弄一个钱袋子，这不仅是人之常情，也是制度建设的必需。搞到的钱怎么花，差不多也是皇帝的自由，而且，按照作者所描述的，这钱多半花在藏传佛教上，其苦心也是要维护蒙地与西藏的安定团结，也很大公无私了。乾隆收钱的方法，是扶持了一批垄断型商人。垄断商人能够老老实实地报效，是因为希图皇帝的庇护;而他们拿得出那么多银子，甚且成为素封之家，累代煊赫，也因为依赖皇权的庇护，充当皇帝的白手套。这其实是一种权力寻租。依靠权力寻租获得的巨额收入，实在不值得皇帝沾沾自喜，从长远看，更是经济的自杀。，我很喜欢作者书中所说的一段话，非常值得深思，容我照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