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袁世凯称帝失败源于汉人只认同满族皇帝

　　晚清变革，立宪与革命两党互不相让，立宪党正是看到大清皇帝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坚持走君主立宪之路。革命党则相反，打的招牌是“反清复明”旧旗号，正是当年流窜江南的叛逆会党玩剩下的东西。特别是在未来民国应该统治多大地盘上，革命党人更是捉襟见肘，完全不能自圆其说，比如革命党元老章太炎就说，打倒大清皇帝后的疆域面积就是明代的十八行省范围，这就意味着许多地方似乎都该隔离孤立出去，自生自灭，在那里生活的种族也不属于人民。这说法竟荒诞到，划定民国疆域时要退缩到明代狭小的范围内，要是拿到现在这纯属“汉奸”言论。所以革命党和立宪党吵起架来自然腰板不硬，处处理亏。绝不像后来史书上渲染得那般义正辞严，信心百倍。可以这样说，辛亥革命成功其实和革命党的“革命”论述到底是否合理没有太多关系，反而是其中那些过度情绪化的煽动反满言论，起着唤醒暴力神经的作用。

　　后来孙中山也感觉到了必须给推倒皇帝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别是一触及疆域整合这类敏感话题就特别需要兼容立宪派的说法，否则革命党会被彻底孤立，甚至成为历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共和”，晚年还受美国流行的“民族自觉”思潮的影响，后来又觉不妥，于是改口，就这样摇来摆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建立，才确立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清朝，皇帝不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还是维系道德教化的枢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也无教会与皇家争权夺利的纷争嚣嚷。的“教”并非宗教的意思，而是“教化”的滋润养育，的“政教关系”指的是用道德教化襄助政治的运行。这点与西方教权老是和皇权较劲打架，互争地盘非常不同。教化工作人员的培养主要靠科举制度的选拔，把管理人材一层层相对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点，所以我曾经说过，考试只是科举的一个形式，研习八股文是个手段，不是科举的核心内涵，科举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材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照顾到各地区的名额均衡，有那么点代议制的味道，相对做到了地区公平，所以以往大批参与科举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活人智力上，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点子上。清朝皇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关键就是能通过科举制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层依赖宗族士绅播导教化。“皇位”就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

　　晚清新政时舆论界一片骂倒科举制的呼声，好像无论立宪还是革命，科举都是个必须清除的障碍。结果，科举制一废，皇权的合法性也就存疑，以后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一发不可收拾，皇帝要想赖在位子上已不可能。本文不是给皇权作辩护，而是想反思它作为维系政教关系的符号作用到底有多大?换个角度说，晚清改革就如下棋，皇帝急着在形式上废除科举是最大的败着。科举既废，教化人材配置系统随之崩解，学堂只训练技术人材，不训练教化人材，宗族教育本与科举相连，科举乃是培养基层士绅之所，不参加科考，士绅制度自然瓦解，这使得“政治”缺少“教化”的扶翼，玩政治的人日益功利，满脑门子争权夺利的念头，晚清的管理系统就象缺胳膊断腿的伤鸟，再也无力腾飞。立宪人材的训练同样缺乏总体构思，全靠临时拼凑。科举进阶是有道德考量在里面，一旦废除，立宪运动缺少道德教化的支持，全凭关系门路，各显其能，于是贿选横行，一片狼藉。怪不得有人大骂民初政坛龌龊横行，比晚清还不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皇权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体制正统性崩毁，如一串玉珠滚散一地，无法收拾，一切试图恢复帝制的尝试自然是逆潮流而动，不得善终。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洋洋自得，自以为最有承继清朝大统资格，其实他的汉人身份就不具当年满人皇帝统合各族群的符号性。加上军事强人当道，政教体系瓦解，都无法使他顺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征权威，只能在一片谩骂声中郁郁而终。袁氏称帝在一个普通汉人士绅的眼里都是不耻的事情，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有一段描写说他做梦袁世凯称帝，在山西崇修书院升堂，刘大鹏被迫随着身著朝服的官员拜舞，觉得羞耻之极，欲死不能，当袁氏秉笔书写他的名字准备封赠官职时猛然梦醒。刘大鹏赞成复辟，却主张宣统复位，袁氏当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义，可见一般汉人心目中，满人当皇帝仍具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其中也暗含着对皇帝凝聚多民族符号作用的认可。可见，皇帝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像，在当时人的心里还是遗留着很长的影子。

　　初一日，准备。

　　先是派内大臣索额图等传达谕旨土谢图汗对杀死札萨克图汗写出认罪书，承认“扰害生灵，实臣等之罪”。将其认罪书发给与盟的各部首领，以求取得札萨克图汗弟策妄扎布等的谅解与各部首领的宽容。

　　初二日，会盟。

　　在御营外搭起黄色御帐篷。御帐篷南向两侧，设紫红色长帐篷，这是为参加会盟的大臣、蒙古王公而设的。正对御座有一帐篷，帐内桌上摆满了金银器、酒杯等用具。在皇帝御帐两侧的长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其中有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四头大象，装饰华丽，象征祥和。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弟策妄扎布、车臣汗四人坐在第一排，其他官员按序列座。喀尔喀总计近千人，八旗禁军佩带武器肃立。清晨，康熙帝着朝服在御营升座，鼓乐齐鸣，喀尔喀王公贵族行三跪九叩礼。然后进行三项议程

　　第一，赦免。康熙帝宣布赦免土谢图汗之罪，将册文和汗印授予土谢图汗。

　　第二，承袭。封被土谢图汗杀害的札萨克图汗亲弟策妄扎布承袭其兄为札萨克图汗。

　　第三，编旗。康熙帝应允喀尔喀贵族请求，宣布“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其名号亦与四十九旗同”。分喀尔喀为三十四旗，下设参领、佐领，从行政建制上与内蒙古各旗划一。

　　第四，赐宴。康熙帝主持约200桌的盛大宴会，亲手把酒递给哲布尊丹巴，然后是三位喀尔喀亲王，给二十位主要台吉。他们都跪着接酒，一手持杯，叩首，以示对他们特殊恩宠的感激。在宴会过程中，有各种杂技、木偶演出助兴。喀尔喀人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庄严隆重、声势浩大、气氛热烈、情感融洽的场面与表演，既非常高兴，又十分惊异。他们也拜觞起舞，欢欣雀跃，以致很多人都忘记了吃酒席 。

　　会盟典仪至此结束。

　　初三日，册封。

　　第一，赏赐。对哲布尊丹巴、三部汗各赏银千两，蟒缎、彩缎各15匹。他们匍匐于“圣主深仁”的“洪恩”之下而感激莫名，山呼万岁。

　　第二，赐宴。康熙帝召见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策妄扎布、车臣汗等共35人赐宴。康熙帝用蒙古语与他们边吃边谈，气氛亲切，情感融洽。土谢图汗、车臣汗等奏曰“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

　　第三，封号。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在爵位上完成了“皆执臣礼”的等级序列，实行清朝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

　　初四日，大阅。

　　康熙帝身着戎装，头戴镶有貂皮的头盔，佩带胯刀和弓箭，骑马绕场一周，回来下马，亲自弯射，十矢九中。众蒙古王公贵族观射后，震惊地感叹称“神武也!”随后阅兵。受检阅的部队，按八旗序列，有骑兵、步兵、炮兵等，据随行的耶稣会士张诚统计，约10000名骑兵和1200名步兵，排列长约10里。步兵和炮兵在行列中间，骑兵分列两翼。康熙帝乘马由中间通过检阅部队，然后登上一座小山包。在这里安设御帐，四周侍卫林立。康熙帝命喀尔喀王公来到帐前站列于右，八旗大臣、都统站列于左，演习随即开始。响亮的号角吹响后，先是步兵列队前进，角鸣声停，行进也停，如此反复，三进三停。突然号角声大作，所有骑兵，大呼前进，万马奔腾，声动山谷。随之，汉军火器营，枪炮齐射，声震大地。演习部队奔驰到康熙帝所在地的附近，戛止，整好队形。演习完毕，喀尔喀王公对于强大军容、庄严军威、严肃军纪、新式军械，感到惊异。炮兵又进行了出色的打靶表演。土谢图汗等悚惧失态，几乎躲避。多伦诺尔草原上空前的大阅，喀尔喀人为之震惊，为之慑服。

　　初五日，建寺。

　　康熙帝敕建汇宗寺。为什么寺名“汇宗”呢?他解释说“有如江河之归于大海”之意，就是江河入海、万川归一的意思。后来乾隆帝诠释说“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以一众志。”康熙帝还巡视了喀尔喀营地，对穷困者赏以银币，对喀尔喀贵族赏给大批牛羊。汇宗寺成为居住在内蒙喀尔喀人朝拜的宗教中心 。

　　初六日，回銮。

　　康熙帝再一次单独会见哲布尊丹巴、土谢图汗，并赏赐御用帐幕和金盘、瓷碗等物。喀尔喀王公贵族列队跪送皇帝车驾回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