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时购买一所普通民居要花几百两银子

　　按明朝中后期正常年景物价，一两银子能买六七十斤大米，折合人民币三四百块钱，十几两银子呢，也就相当于几千块钱。用几千块钱就能换一所带小院的楼房，这笔交易真是划算。但是刚才说了，典房只是借房，并不是买房，假如是买房的话，这点儿钱肯定远远不够

　　众所周知，《金瓶梅》写的是宋朝故事，反映的却是明朝风俗。

　　该书第一回，潘金莲劝武大郎典两间房，武大说没钱，潘金莲马上啐了他一口：“呸!浊材料，你是个男子汉，常交老娘受气，没有银子，把我的钗梳凑办了去，有何难处!”

　　这段描写涉及两个细节，一是典房，二是银子。典房是指用钱借房，你把钱借给人家用，人家把房借给你住，你不能收人家的利息，人家也不能收你的房租。这种交易属于明朝特色，宋朝那会儿还没出现。再就是潘金莲提到变卖首饰凑银子，同样也是明朝风俗，因为宋朝货币主要是铜钱，而元朝则强制流通纸币，用银子典房是会被朝廷查处的。

　　《金瓶梅》原文写道：“当下凑了十数两银子，典得县门前楼上下两层四间房屋居住，第二层是楼，两个小小院落，甚是干净。”意思是说武大郎夫妇在县衙对面典了一所房，那是一所楼房，上下两层，总共四间，房前屋后还有小院，住着相当舒服。典这所房子需要多少钱呢?很少，十几两银子而已。

　　按明朝中后期正常年景物价，一两银子能买六七十斤大米，折合人民币三四百块钱，十几两银子呢，也就相当于几千块钱。用几千块钱就能换一所带小院的楼房，这笔交易真是划算。但是刚才说了，典房只是借房，并不是买房，假如是买房的话，这点儿钱肯定远远不够。

　　崇祯十三年，北京市民傅尚志卖房，“破瓦房一所，系边房，前后共五间，坐落南城正东坊二八铺，三面议定时值价银三百十二两整(《历代契约会编通释》)。”北京南城五间破瓦房，卖了三百多两银子。

　　弘治十九年，苏州文豪唐伯虎盖房，地皮是现成的，只需要买砖买瓦买木料，他手头的钱居然还不够，找好朋友徐祯卿借钱，又找另一个好朋友文征明借，前后借了二百两银子，才算凑够建房款。假如唐伯虎一盖好房子就出售，能卖多少银子?肯定不会只卖二百两吧?

　　推想起来，要想在明朝购买一所普通民居，大概要花几百两银子才可以。当然，这也得看具体位置，偏远地区的房价要不了这么高。大家还记得清官海瑞吧?他五十八岁那年回海南老家买房，只花了一百二十两，折合人民币几万元。

　　历史学家杨天石推荐了郭德宏编写的《王明年谱》。“王明在苏联写过一些回忆录。由于种种原因，回忆录错误很多，王明有时候也说谎，在历史上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这本书，提供了比较完整的中外文档案资料，有助于完整全面认识王明。”

　　年度盘点陆续开始了，11月18日“2014文艺推介”评审会上，十余位名家针对32部作品进行讨论并投票。该推介将最终选出20部作品，于12月5日揭晓。评审会上专家谈到了文学的式微和当代论史有三误：虚伪事实标签化、现实诉求干预客观历史、泛道德主义评价人物。

　　文艺评论家祝东力留意到，2014文艺推介，提名作品里文学非常少。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坦承文学式微。他打趣道，现在盘点文学作品，总是难免“有历史，有社科，有政治学，乍一看和文学没什么关系。现实变得极为稀薄，或者说，立足现实讲话，站在现实来虚构和想象，变得特别困难。”在这一点上，他尤为推崇青年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誉其为“2014年里可能最重要、最值得注意的小说”，究其“最大的好处”，就是“他面对现实”，“处理复杂经验时的诚恳”。

　　历史学家杨天石推荐了郭德宏编写的《王明年谱》。“王明在苏联写过一些回忆录。由于种种原因，回忆录错误很多，王明有时候也说谎，在历史上找不到可靠的证据。这本书，提供了比较完整的中外文档案资料，有助于完整全面认识王明。”

　　杨天石还和三联书店前总编辑李昕谈及了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的另面》。李昕表示，“关于戊戌变法的研究，过去我们过多地依赖康梁——康有为、梁启超在他们变法之后逃亡国外以后写的一些东西，他们留下的史料。康梁他们作为当事人，提供的是第一手材料，也有不少历史价值，但是其中有一些失实的地方，也有个人的角度，一些错误的观察。”杨天石补充道，“康梁说了许多谎话”。“出于个人目的说谎，出于政治目的说谎，这几种情况都有。”李昕指出，茅海建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充分地利用了康梁和张之洞的史料”，“使得对戊戌变法的看法更加立体化”——“从政治关系上，张之洞是康梁的政敌，他们不仅在学术上有很多分歧，而且在政治上有很多对立的关系”。

　　论坛现场，嘉宾主持人解玺璋总结出当下人论史常见的三大错误：虚伪事实随着标签化变成既定事实;现实诉求干预客观历史;泛道德主义评价人物——第三点在《黄金时代》引发的“萧红评价”中可见一斑，“有人看床事，有人看文事”，“重道德考量，忽视事功”